京華印書局
京華印書局,設在北京市西城區虎坊路北口西北角,是1920年創建的印刷廠,為1930年代北京地區規模最大的印刷廠。[1][2]
京華印書局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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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文物保護單位 | |
地址 | 西城區虎坊橋北口 |
分類 | 近現代重要史跡及代表性建築 |
時代 | 1920年 |
編號 | 7-28 |
認定時間 | 2003年12月11日 |
歷史
擷華書局
光緒十年(1884年),北京創立官辦的「擷華書局」,專門印刷「諭摺匯存」。[3]擷華書局設在虎坊橋。[4]
強學書局
光緒二十一年(1895年),康有為等維新派在北京籌辦強學會,後來正式成立的是強學書局。[3]有學者認為,強學書局的實際領袖是身為該書局副董的文廷式。[5]
強學會與強學書局的關係一直是學者考辯的問題。實際上京師強學會僅有倡議而未實際成立,僅有上海強學會正式成立,京師成立的是強學書局。康有為起初確有在京師籌辦強學會的意思,光緒二十一年七月、八月間,進行了京師強學會的籌備工作,但僅略有眉目,章程未定。清朝對組織政治性的會社嚴格禁止,所以提議設立強學會引起了守舊派的彈劾與謗議,包括梁啓超在內的維新派人士也對此有疑慮。光緒二十一年九月,因成立強學會的計劃面臨守舊派的非議,康有為乃避走上海,梁啓超留在北京主持其事;康有為離開後,在梁啓超主持下,九月底出現了「譯書局」的名義,成為從強學會到強學書局的過渡名稱。光緒二十一年十月初,正式定名「強學書局」,並且公開招股,該書局隨即開始運作。強學書局出版《中外紀聞》二日刊。[6]
光緒二十一年十二月初七日(1895年),光緒帝發布了查封強學書局的上諭:「御史楊崇伊奏,京官創設強學書院,植黨營私,請旨嚴禁一折。據稱,近來台館諸臣,於後孫公園賃屋,創立強學書院,專門販賣西學書籍,並抄錄各館新聞報,刊印《中外紀聞》,按戶銷售,猶復藉口公費,函索外省大員,以毀譽為要挾,請飭嚴禁等語,著都察院查明封禁。」(見《清實錄》卷381第8頁)。楊崇伊是李鴻章的親家,與支持慈禧太后的後黨過從甚密。當初李鴻章欲捐款而遭拒,康有為認為楊崇伊的奏劾顯系替李鴻章泄私憤。(《康有為自編年譜》曰:「(八月)二十四日,同會諸子公餞,唱戲極盛會也。是日,合肥李鴻章自願捐金二千入會,同會諸子擯之,議論紛紜,楊崇伊參劾之釁遂始於此。」載《康南海自編年譜》,《戊戌變法(四)》第134頁)。由楊崇伊的奏本及光緒帝的上諭看,查封的雖然是強學書院,實際上是強學書局,因為《中外紀聞》是由強學書局主辦的刊物(時人所傳《中外紀聞》為強學會的機關報是不正確的說法)。該刊《凡例》署名「強學書局公訂」,第一條稱「本局新印《中外紀聞》」。楊崇伊劾函中「索外省大員」指的便是強學書局發出的招股章程。光緒二十一年十二月初九日,強學書局被正式查封。[6]
官書局
強學書局被查封以後,御史多有上書。其中御史胡孚宸在光緒二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上《書局有益人才折》,內稱「京師近日設有強學書局,經御史楊崇伊奏請查封,惟局中所儲藏講習者,首列聖訓及各種政書,兼售同文館、上海製造局所刻西學諸書,繪印輿圖,置備儀器。」(強學書局中的這些書籍、輿圖、儀器實際上仰賴英美駐華公使及各地督撫、京官的捐助。)為此,胡孚宸奏請將強學書局改為官書局。同日,總署在復奏中表示,「該御史請將強學書局改歸官辦,自系講求實學、培養人才起見,臣等公同商酌,擬援照八旗官學之例,建立官書局,欽派大臣一、二員管理。」(見《光緒朝東華錄》總第4109頁,37383739頁,中華書局1984年)。欽派大臣正是曾經支持強學書局的孫家鼐。光緒二十二年二月,孫家鼐擬訂了《官書局章程》,其中七條應辦之事多數承襲了《強學書局章程》,僅聲明出版的《官書局報》將比《中外紀聞》更帶有官方色彩。[6]
官書局也設在虎坊橋。《直報》1896年5月15日(光堵二十二年四月初三日第四〇三號)有《論重開官書局事》:「(官書局)今春復經大臣真請重開,已蒙俞允,准在前門外虎坊橋開辦,改強學書院而曰官書局,改《中外紀聞》而曰《匯報》,名曰維新,而規模大約不離乎舊。」[7]官書局設在珠市口西大街的樂平會館(位於虎坊橋路口東北角)。官書局隸屬總理各國事務衙門。[8]
光緒二十二年七月(1896年),孫家鼐上《議復開辦京師大學堂摺》,內稱:「本年七月十三日,准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咨開議覆刑部左侍郎李端棻奏請推廣學校以勵人才摺內京師建立大學堂一節,係為擴充官書局起見,請飭下管理書局大臣,察度情形,妥籌辦理。」(孫家鼐《議復開辦京師大學堂折》,《戊戌變法(二)》,第425頁)首倡設立京師大學堂為李端棻,而李端棻的《請推廣學校摺》(光緒二十二年五月初三日上)系梁啓超代擬。後來京師大學堂成立時,官書局、譯書局(譯書局為百日維新期間由梁啓超奉旨辦理)成為併入京師大學堂的兩個局。[6]
京華印書局
因為官商作風嚴重,官書局的業務一直不景氣。[8]1905年,官書局被上海商務印書館買下,改名為「京華印書局」。史料記載,當時改名時,商務印書館將官書局的機器及印刷設備全部作價,連同已出版但未出售的木版印刷書籍、木版以及書局對外承印的印刷業務全部接下,對外的名稱既無法沿用「官書局」,也不好用「商務」,雙方才協議起「京華印書局」為名。[2]
隨著新文化運動興起,社會對書籍報刊雜誌的需求量也加大。為了擴大業務範圍,商務印書館在距離樂平會館不遠的虎坊橋路口西北角興建京華印書局大樓。1918年開工建設,1920年完工,建成了一棟四層樓房,外形像一艘輪船,俗稱 「船樓」。[8]該建築平面呈三角形,地上四層,採用鋼筋混凝土框架結構,投資十萬元。[2]
京華印書局成立之後,添置了不少平版印刷、凸版印刷的新機器,不僅印刷一般書刊,還承印清華大學、北京大學、中央研究院等學術機構的書刊,為故宮博物院承印畫刊,業務發展至天津、瀋陽等地。鼎盛時期,有「南有商務、北有京華」的稱譽。1954年公私合營前,職工已達400多人。[2]
現存的一張民國二年(1913年)京師京華印書局代印、內務部職方司測繪編制的《實測北京內外城圖》,是中華民國成立後測繪出版的第一幅北京城區全圖。圖中繪有方格網,註明「每方格代一華方里」。該圖采不同符號標出了明清時期的古建築,以及郵局、學校、寺廟、醫院、水井等等。可見京師京華印書局的印刷水平已很高。[2]
葉祖孚在《京味書樓的歷史沿革》中回憶,他在1950年到京華印書局,見到了當時京華印書局的經理宣蘆,宣蘆是上海商務印書館派至北京經營京華印書局的代表,「我倆坐在一張寫字檯前談話,他指著這張桌子對我說,這張桌子就是康有為、梁啓超當年辦公用的桌子。」[8]
從公私合營到更名
1954年5月,京華印書局提前進行公私合營,改為高等教育出版社印刷廠,歸中央人民政府出版總署領導,名稱仍叫「京華印書局」。1954年,京華印書局總經理宣蘆寫了一篇文章《京華印書局五十周年》,1950年進入京華印書局工作的吳保真記得,「宣蘆說過,只能寫到這了,54年之前的歷史就說到這了。」吳保真說,「當時還在前門區,京華印書局是前門區著名的老字號,作為第一批試點單位,派駐公方代表,當時提前進行公私合營的好像還有瑞蚨祥。」[2][8]
1962年,京華印書局同中華書局、北京排版廠、50年代出版社印刷廠合併,名稱仍叫「京華印書局」。文化大革命期間,1967年改稱「北京第二新華印刷廠」。1969年,北京第二新華印刷廠遷往翠微路。文化大革命結束後,位於虎坊橋的「船樓」劃歸中國書店管理。[2][8]
1998年,中國印刷總公司進行歸併重組,北京第二新華印刷廠更名為「中國印刷總公司北京第二新華印刷廠」。[9]2005年,中國印刷集團公司確定對印刷資源整合重組方案,實施對北京新華印刷廠、北京第二新華印刷廠、北京新華彩印廠的印刷主業的整合,經過將近一年,完成了這3個印刷廠的資源整合。[1]北京第二新華印刷廠與北京新華印刷廠進行了印刷生產經營整合,北京第二新華印刷廠的部分設備調入北京新華印刷廠、湖北603廠、人民美術印刷廠,職工也進行了分流安置。2006年,北京第二新華印刷廠隸屬中國印刷總公司。[9]
2002年,商務印書館搬遷,收藏家趙慶偉收得文稿、信件、書籍、印版、插圖、照片等近700公斤。[8]2008年,有關京華印書局的一批老照片現身北京都美畫廊。都美畫廊負責人趙慶偉介紹,這批老照片是新近收集到的,共包括照片200多張,底片200多張,保存良好。其內容包括標準照、工作照、活動照,拍攝地點包括京華印書局的編輯室、排版室、印刷車間等等。[10]
建築
京華印書局的建築坐落於虎坊路北口的西北角,建成於1920年,共有四層,是北京歷史上最早的多層鋼筋混凝土框架結構建築之一。[9]大樓東側的牆壁上,至今仍有「1920」字樣。[8]該建築整體為典型的「新古典主義」建築風格。建築造型雖然受到古典主義的影響,但已較多展示現代建築的特徵。南北兩座天台像輪船的前後甲板,凸起的煙道像輪船的汽笛,整個建築屬於「船樓」建築。這座大樓建成時,是當時北京少有的新式建築。[11][9]
京華印書局的老員工吳保真說,聽解放前便在京華印書局工作的人說過,「聽老人們說,這裡面有風水的講究,因為這棟樓本來前面西側古時是虎坊橋,於是就有了這棟船形建築。」實際上這只是傳說,更大可能是建設時受到此地的地形限制,才建成船形。[8]
該大樓當初設計為印刷廠房,所以採用大跨度空間的鋼筋混凝土梁柱結構,以便放置印刷設備。建築中的垂直運貨的木製導軌電梯在當時的北京是第一次出現,如今也是北京唯一保存下來的木製導軌電梯,還保留著木製的箱體,過去該電梯天天運行,主要運輸書籍等物品。[11][9][8]
大樓主立面石牆上設有歐式風格的券門及券窗,屋頂檐口正中上方砌有凸形的女兒牆,上面鑲有一面大鐘。吳保真等京華印書局老員工相信,早年大鐘自德國進口,機械運行,每兩周人工上弦一次,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後,發條日益鬆弛,便改為每周人工上弦一次。[8]
1980年代初,馬建農(後來擔任中國書店出版社總編輯)第一次看到「船樓」時,「我一看,怎麼又是一棟破樓。」但這棟樓規整一下還是很好,「地下室很有特色,設計合理,門很厚,但是用小力氣就能推開。上頭有通風口,類似船舷的樓梯,窗戶特別高,沒有暖氣,我們搬進來後沒有破壞它的整體結構,就安裝了中央空調,電梯一切都保留著原來的樣子。」
1990年代,和平門到虎坊橋之間修路時,京華印書局的「船樓」在規劃紅線內,但後來「毫髮無損」。1995年,該樓的使用單位中國書店出版社在「船樓」內開辦了京味書樓,每周末還有免費文化講座(1998年停止)。1999年起,「船樓」一層開始設商鋪,但「商家反映,客流量一直不太好。」[8]
2000年,北京市建設廣安大街,為保護京華印書局、紀曉嵐故居等文物保護單位,拓寬的大街特地在虎坊橋至珠市口之間拐了一個彎,使這些文物保護單位露出街面。但因年久失修,京華印書局牆體開裂,牆漆剝落,防水措施失效,部分鐵藝欄杆斷裂鏽蝕。2005年,京華印書局開始大修,恢復「船樓」外形、水泥牆面、歐式風格門窗,保留北京唯一現存的木製導軌電梯。整個工程計劃在2005年11月底完工。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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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8.00 8.01 8.02 8.03 8.04 8.05 8.06 8.07 8.08 8.09 8.10 8.11 图文:虎坊桥畔的“船形”老书局 前身是清末官书局,人民网,2010-8-13. [2014-01-06]. (原始內容存檔於2010-08-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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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1.0 11.1 京华印书局恢复“船楼”外貌,新浪网,2005年09月16日. [2014-01-06]. (原始內容存檔於2016-03-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