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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拉拉·舒曼

德国钢琴家、作曲家（1819－1896）

克拉拉·約瑟菲娜·舒曼（德語：Clara Josephine Schumann，1819年9月13日—1896年5月20日），原姓維克（德語：Wieck），德國鋼琴家、作曲家及鋼琴教師。丈夫羅伯特·舒曼亦為浪漫主義時期重要音樂家。她長達61年的巡演經歷為其奠定樂壇地位，同時也間接推動鋼琴音樂會曲目轉型，使得更多嚴肅作品取代以往的炫技曲。其作品有《鋼琴協奏曲》（作品7（英語：Piano Concerto (Clara Schumann)））以及一些鋼琴獨奏曲、室內樂作品、合唱曲、藝術歌曲。

克拉拉·舒曼
Clara Josephine Schumann
克拉拉·舒曼的肖像畫，法蘭茲·馮·倫巴哈（英語：Franz von Lenbach）繪於1838年
出生(1819-09-13)1819年9月13日
日耳曼邦聯薩克森王國萊比錫
逝世1896年5月20日(1896歲—05—20)（76歲）
德國德意志帝國法蘭克福
職業鋼琴家、作曲家、鋼琴教師
知名作品《a小調鋼琴協奏曲（英語：Piano Concerto (Clara Schumann)）》
《g小調鋼琴三重奏（英語：Piano Trio (Clara Schumann)）》
《g小調鋼琴奏鳴曲》
多首鋼琴獨奏曲
配偶羅伯特·舒曼
父母父親：弗里德里希·維克（英語：Friedrich Wieck）
母親：瑪麗安娜·巴吉爾（英語：Mariane Bargiel）
所屬時期/樂派浪漫主義
擅長類型藝術歌曲、鋼琴獨奏曲、
室內樂
簽名

克拉拉出生在萊比錫。父親弗里德里希·維克（英語：Friedrich Wieck）與母親瑪麗安娜·巴吉爾（英語：Mariane Bargiel）都是鋼琴家及鋼琴教師。克拉拉是位神童，七歲起隨父親學習音樂，四處巡演，在巴黎、維也納等城市獲得認可。婚後，克拉拉與舒曼育有八位子女。同時期約翰內斯·布拉姆斯深受舒曼夫妻影響，三位音樂家之間有著密切往來。舒曼及布拉姆斯的眾多作品就是由克拉拉首演。

舒曼逝後，克拉拉仍在歐洲各地巡演數十年。期間她與小提琴家約瑟夫·姚阿幸及其他室內樂音樂家合作。1878年她開始在法蘭克福霍赫音樂學院任教，吸引世界各地學生投其門下。她還主持出版一批丈夫的作品。1896年克拉拉在法蘭克福逝世，後被運回波昂葬在丈夫墓旁。

克拉拉身後影響深遠。多部影視作品圍繞舒曼夫妻的生活展開敘事，如1944年的《夢幻曲（英語：Dreaming (1944 German film)）》，以及2008年由黑爾瑪·桑德斯-布拉姆斯（英語：Helma Sanders-Brahms）執導的電影《親愛的克拉拉》。此外，1989年發行第四版德國馬克中100馬克，採用克拉拉石版畫肖像。20世紀下半葉，對克拉拉研究潮流再次興起，作品重拾關注。

生平

早年生活

出生

克拉拉·約瑟菲娜·維克於1819年9月13日在萊比錫出生，父親為弗里德里希·維克（英語：Friedrich Wieck），母親為瑪麗安娜·巴吉爾（英語：Mariane Bargiel）（原姓特羅姆利茨）[1]。克拉拉母親是當地著名歌唱家，每周都會在布商大廈（英語：Gewandhaus）彈奏鋼琴、表演獨唱[2]。克拉拉父親個性固執，因此夫妻間常感情不和[2]。1825年，母親與父親好友阿道夫·巴吉爾私通[3][4]，二人離婚，母親嫁給巴吉爾。五歲，克拉拉同父親生活。母親搬離萊比錫，前往柏林，只與克拉拉保持書信往來，偶爾才探望克拉拉[5]。

神童成長

父親在克拉拉兒時已為她做了細緻的人生規劃。四歲時，母親教授克拉拉基礎鋼琴技法[6]。母親離開家庭後，父親為克拉拉每日授課一小時，包括鋼琴、小提琴演奏，聲樂，以及樂理中和聲歌手、作曲、對位。課程結束後，克拉拉還需練習兩小時，學以致用。維克將這種教學方法收錄到著作《維克鋼琴教學：如何做到細膩觸鍵與歌唱般的音色》（德語：Wiecks pianistische Erziehung zum schönen Anschlag und zum singenden Ton）當中[6][7]。父親也教授克拉拉神學及語言，但高強度音樂教學占用了克拉拉本應學習其他學科的時間[8]。

 
克拉拉·舒曼，1835年石版畫

1828年10月28日，九歲的克拉拉在萊比錫布商大廈（英語：Gewandhaus）首次登台[6][9]。同年，她在恩斯特·卡魯斯（時任科爾迪茨城堡精神病院院長）家中演出時，和另一位音樂天才——羅伯特·舒曼相遇，舒曼邀請克拉拉參加音樂晚會，這一年舒曼18歲。舒曼對克拉拉琴藝仰慕至極，央求母親不再學習枯燥的法律，拜克拉拉父親為師。學習期間，她在克拉拉家中租住約一年[10]。

1831年9月—1832年4月，克拉拉同父親前往巴黎和歐洲其他城市巡演[6]。她在威瑪音樂會上為約翰·沃爾夫岡·馮·歌德演奏一首亨利·赫茨（英語：Henri Herz）所作樂曲，樂曲風格輝煌絢麗。赫茨得知後，將一塊印有自己頭像的勳章贈予克拉拉，勳章上還刻有讚美之詞：「獻給才華橫溢的藝術家克拉拉·維克」。克拉拉巡演途中，身在巴黎的尼科羅·帕格尼尼主動接見她。在巴黎演出時，適逢霍亂爆發，聽眾寥寥無幾。這次歐洲巡演標誌著克拉拉從神童成長為青年演奏家[6]。

維也納的成功

1837年12月—1838年4月，18歲的克拉拉在維也納舉辦多場獨奏音樂會。奧地利著名詩人、劇作家法蘭茲·格里帕澤出席音樂會，在會中聆聽克拉拉演奏貝多芬《熱情奏鳴曲》後，更是寫下題為「克拉拉·維克與貝多芬」一詩[11]。克拉拉在維也納演出常常滿座，廣受好評。舒伯特好友本尼迪克特·蘭德哈廷格贈予克拉拉一份舒伯特《魔王》親筆手稿，上有：「致著名藝術家克拉拉·維克」[11]。弗雷德里克·蕭邦向法蘭茲·李斯特告知音樂會的消息，隨即李斯特親臨音樂會，在書信中大力誇讚她。這封信先是公開於巴黎《音樂評論與公報》（法語：Revue et Gazette Musicale），隨後又發表在萊比錫《新音樂雜誌》上[12]。在3月15日，克拉拉被授予「奧地利帝國及皇家室內樂演奏家」（德語：Königliche und Kaiserliche Österreichische Kammer-virtuosin）之稱，這是奧地利最高音樂榮譽[12]。一位匿名音樂評論家如此評價克拉拉在維也納的表現：「這位藝術家橫空出世是跨時代的……她具有創造力的雙手，賦予最普通段落、最尋常動機以深邃內涵，唯有精湛藝術技巧才能為音樂帶來如此豐富之色彩。」[13]

長久的情誼

與羅伯特·舒曼

 
位於萊比錫舍訥費爾德（英語：Leipzig-Schönefeld）的紀念教堂（德語：Gedächtniskirche Schönefeld），1840年9月12日，舒曼與克拉拉在此成婚

羅伯特·舒曼較克拉拉年長9歲。1837年，舒曼求婚，克拉拉欣然允諾[14]。但克拉拉父親維克對這門親事百般阻撓。於是，舒曼與克拉拉訴諸法庭，二人勝訴。1840年9月12日，即克拉拉21歲生日前一天，舒曼與克拉拉在萊比錫舍訥費爾德（英語：Leipzig-Schönefeld）紀念教堂（德語：Gedächtniskirche Schönefeld）結婚[15][16]。此後二人生活點滴都載於日記當中[17]。

舒曼患有神經系統疾病。1854年2月，舒曼精神崩潰，自盡未遂。後舒曼主動要求住進安德尼希鄉下一家療養院，在此度過生命最後兩年。1854年3月，布拉姆斯、姚阿幸、阿爾伯特·迪特里希（英語：Albert Dietrich）、尤利烏斯·奧托·格林（英語：Julius Otto Grimm）探望孤身一人的克拉拉，陪伴克拉拉演奏音樂，分擔其丈夫患病的痛苦[18]。在舒曼最後兩年中，克拉拉數次到療養院探望，卻被院方拒絕，反而是布拉姆斯常來看望舒曼。1856年7月27日，舒曼彌留之際，克拉拉才准許見他最後一面。舒曼神志不清，似乎認出克拉拉，只能吐出幾個字[19]。兩天後，舒曼便撒手人寰[20]。

與約瑟夫·姚阿幸

1844年11月，舒曼夫婦與13歲的約瑟夫·姚阿幸首次見面[21]。翌年11月11日，克拉拉·舒曼在日記中寫道：「小姚阿幸很受歡迎。他演奏的孟德爾頌《小提琴協奏曲》很棒。」[22]1853年5月，舒曼夫婦聆聽姚阿幸演奏貝多芬《小提琴協奏曲》的獨奏部分，又在日記中這樣描繪他的樂聲：「他用靈魂演奏每一個音符，結尾的餘韻充盈著詩意深邃，如此完美。我從未聽過這樣的琴聲，同時也從未有哪一位演奏家給我留下這樣深刻印象。」[23]。在克拉拉一生中，她共與姚阿幸合作逾238場音樂會，足跡遍布德英兩國。克拉拉與姚阿幸合作的貝多芬小提琴奏鳴曲尤為出名[24]。

與約翰內斯·布拉姆斯

 
克拉拉，1853年

1853年初，布拉姆斯尚為無名之輩，初識姚阿幸，志趣相投。姚阿幸交給布拉姆斯一封介紹信送給舒曼。布拉姆斯遂到舒曼杜塞道夫家中拜訪。他為舒曼夫婦演奏夫婦二人作品，給他們留下深刻印象[25]。舒曼專為此事發表文章，高度讚揚布拉姆斯，克拉拉在日記中將布拉姆斯形容為「猶如上帝派來之人」[26]。

舒曼禁足於療養院兩年，布拉姆斯成為舒曼家庭精神依靠[27]。他和克拉拉書信來往流露出對克拉拉真摯之愛[28]。兩人情感介乎友情與愛情之間[29]，但布拉姆斯恰如其分，平衡二者的關係，只在書信中展露對克拉拉身上才華的仰慕崇敬[28]。兩年中，布拉姆斯為克拉拉創作四首鋼琴作品，以及一套變奏曲，堪以告慰。這套變奏曲基於舒曼所作音樂譜寫而成，克拉拉在一年前據此創作同樣體裁的作品（作品20）。起初這些作品專為克拉拉而作，布拉姆斯並未出版，但後來布拉姆斯決定匿名出版作品。最終，這些作品編入他的《四首敘事曲（英語：Ballades, Op. 10 (Brahms)）》（作品10）及《羅伯特·舒曼主題變奏曲》（作品9）中，並題獻給舒曼夫婦，祈願舒曼早日康復，與家人團聚[30]。

《第1號交響曲》首演前，布拉姆斯預先向克拉拉演奏自己的這部作品。克拉拉聽後，讚揚整部作品，但指出她對三、四樂章結尾並不滿意，同時針對第四樂章提出些許建議，布拉姆斯銘記於心[31]。眾多布拉姆斯的作品由克拉拉首演，如1861年為鋼琴所作的《韓德爾主題變奏曲與賦格（英語：Variations and Fugue on a Theme by Handel）》[32]。

巡演

 
姚阿幸與克拉拉，阿道夫·門采爾繪，原畫已佚

1856年4月，克拉拉初次前往英國，此時舒曼身體狀況已不容她遠行。克拉拉受邀參加倫敦愛樂協會（英語：Royal Philharmonic Society）組織的音樂會。本場音樂會由舒曼好友威廉·斯滕代爾·貝內特（英語：William Sterndale Bennett）執棒[33]。她對樂團排練時間過短稍有微詞：「在這裡，曲子只演奏一遍，就算大功告成。」，認為英國音樂家「目中無人」[34]。不過，她還是很高興能聽到大提琴家阿爾弗雷多·皮亞蒂（英語：Carlo Alfredo Piatti）奏樂：「這種風格，如此華麗，如此精準，我從未聽過」。1856年5月，克拉拉演奏舒曼《A大調鋼琴協奏曲（英語：Piano Concerto (Schumann)）》，懷爾德指揮倫敦愛樂協會（英語：Royal Philharmonic Society）為克拉拉伴奏。克拉拉批評懷爾德「排練糟糕透頂」，「無法精準把握末樂章節奏」[34]。儘管在英國遭遇種種不快，克拉拉仍在翌年回到英國，在此演出長達15年之久[35]。

1857年10月—11月，克拉拉與姚阿幸前往德勒斯登與萊比錫開音樂會[36]。1858年，倫敦聖詹姆斯音樂廳（英語：St James's Hall）開始定期舉辦「通俗音樂會」。自1866年始，姚阿幸每年都拜訪聖詹姆斯音樂廳，參與此音樂會。克拉拉在倫敦停留多年，與姚阿幸、阿爾弗雷多·皮亞蒂（英語：Carlo Alfredo Piatti）參加通俗音樂會。合作演出的還有兩位小提琴家約瑟夫·里斯（作曲家費迪南德·里斯的弟弟）及J·B·澤爾比尼。著名劇作家蕭伯納認為，舉辦通俗音樂會能推動此類音樂在英國普及，同時提高英國整體的音樂品味[37]。

1867年1月，克拉拉與姚阿幸、皮亞蒂、里斯、澤爾比尼到蘇格蘭愛丁堡與格拉斯哥巡演。一行人出行由英國一歌劇公司經理，同時亦為歌唱家的派恩姐妹（英語：Louisa Pyne）保障，同時一位名叫桑德斯的人負責安排行程，克拉拉大女兒瑪麗陪同她旅行、演出。瑪麗在曼徹斯特時給好友羅莎莉·萊澤的一封信中寫到「克拉拉所獲掌聲經久不息，更是應觀眾要求返場。姚阿幸、皮亞蒂也頗受眾人喜愛。」[38]瑪麗還提到：「我們乘轎子長途旅行，轎子布置考究，內部設有扶手椅及沙發……這次旅行……十分舒適。」此次英國旅行，音樂家才得到應有款待[39]。

晚年

音樂會之旅

1870年—1880年，克拉拉仍活躍在台上。在這段時間裡，她主要在德國各地演出，也走訪奧地利、匈牙利、比利時、荷蘭、瑞士這些國家。在瑞士巴塞爾，她暫住在馮·德穆爾（英語：Von der Mühll）家族家中[40]。此外，克拉拉照舊在每年冬春兩季赴英國開音樂會。1865年—1880年間，就在英國舉辦16場音樂會，多數時候都有姚阿幸相伴[41]。

1874年1月，克拉拉手臂負傷，不得不從繁忙的音樂會日程中短暫抽身，取消慣常在英演出。同年7月，克拉拉找醫生診治病情，醫生為她按摩，並勸告她將每天練琴時間縮至一小時[42]。餘下一年裡，她都在家中養精蓄銳。1875年3月，休整後克拉拉重返舞台[31]。儘管如此，她手臂仍未完全恢復，五月份時病情反覆，更患上神經痛，「痛得無法寫字」[31]。直到1875年10月，克拉拉徹底康復，才重啟在德巡演。

除鋼琴獨奏、室內樂合奏、為歌手伴奏外，克拉拉也嘗試和管弦樂團合作。1877年，她在柏林演奏貝多芬第5號鋼琴協奏曲，取得巨大成功。這場音樂會指揮是克拉拉同母異父的弟弟沃爾德馬爾·巴吉爾[26][31]。1883年，克拉拉與樓梯上不幸摔倒，傷及手掌，第二天，她帶傷與新成立的柏林愛樂樂團合作，演奏貝多芬《合唱幻想曲（英語：Choral Fantasy (Beethoven)）》[43]。同年年末，姚阿幸指揮該團，演奏貝多芬《第4號鋼琴協奏曲》，克拉拉在演奏時採用自己編創華彩，再獲好評。

1885年，克拉拉再度與姚阿幸合作，演奏沃爾夫岡·阿瑪德烏斯·莫札特《第20鋼琴協奏曲》，她再次配上自己創作的華彩。第二天，巴吉爾任樂團指揮，克拉拉演奏了丈夫舒曼的《鋼琴協奏曲（英語：Piano Concerto (Schumann)）》。在給布拉姆斯的信件中，克拉拉如此評價此次演出：「我比以往彈奏得更加輕快。在音樂會上，我很高興看到弟弟沃爾德馬能站到指揮台上，他多年期盼終如願以償[43]。」

1891年3月12日，克拉拉在法蘭克福迎來最後公演。此次演出，她與鋼琴家詹姆斯·克瓦斯特（英語：James Kwast）合作，挑選雙鋼琴版本的布拉姆斯《海頓主題變奏曲》作為壓軸曲目[44]。

執教

 
霍赫音樂學院第一處校址薩爾霍夫

1878年，克拉拉受聘為霍赫音樂學院第一位鋼琴教師[45][46]。斯圖亞特、漢諾威、柏林等城市的音樂學院也邀請克拉拉執教，之所以選擇法蘭克福這所學院，是因為時任霍赫音樂學院校長姚阿幸·拉夫同意克拉拉開出的條件：每日課程時長不超過一個半小時、可在家中授課、一年有四個月假期並可在冬天出門巡演。她還任命兩位女兒瑪麗與歐根妮任助教[6][45][47]。

入校時，她是學院唯一一位女教師[45]。任教的消息吸引多國（包括英美兩國）學生聽課[27]。在學院，她只為較高水平學生授課，其中多為年輕女性，而兩個女兒訓練初學者。她所教授、且姓名可考的68名學生中，有納塔利婭·亞諾薩（英語：Natalia Janotha）、范妮·戴維斯（英語：Fanny Davies）、娜內特·法爾克、阿米娜·古德溫、卡爾·弗里德貝格（英語：Carl Friedberg）、倫納德·博威克（英語：Leonard Borwick）、伊洛娜·艾本舒茲（英語：Ilona Eibenschütz）、阿德利娜·拉拉（英語：Adelina de Lara）、瑪麗·奧爾森 、瑪麗·沃姆（英語：Mary Wurm）成為音樂家[6][45][47]。1878年，學院為克拉拉慶祝她從藝50年。十年後，即1888年，學院也為她舉辦60年慶[6][47]。1892年，她離開教學一線，在晚年仍潛心鋼琴研究，為鋼琴技法發展做出極大貢獻[6][45]。

逝世

1896年3月26日，克拉拉中風發作。5月20日，克拉拉離世，享年76歲[48]。依本人遺願，克拉拉入葬波昂舊公墓（英語：Alter Friedhof, Bonn），鄰近丈夫舒曼身邊[47]。

家庭生活

 
舒曼夫婦的孩子，照片應攝於1853年或1854年，從左至右依次為：路德維希、瑪麗、費利克斯、愛麗絲、斐迪南、歐根妮

羅伯特·舒曼在婚禮當天贈與克拉拉一本日記本，為二人共用。日記開篇就體現出傳記色彩，記錄舒曼夫婦生活與音樂事業上的期望，見證他們藝術造詣日臻成熟。克拉拉在本中留下大量隨筆。日記中文字展現克拉拉對丈夫忠貞之愛[32]。不論日常生活還是音樂事業，克拉拉與舒曼如影隨形。舒曼許多作品由克拉拉首演[8]。

克拉拉肩負管理家庭收支的責任，需舉辦音樂會維持生計（儘管開音樂會不僅是為了養家，而是音樂家身份使然）。隨著時間推移，料理家務的負擔越來越大，這限制著克拉拉在音樂上的發揮。此外，丈夫舒曼的聲譽也掩蓋了克拉拉自身藝術才能[49]。

自舒曼住院後，克拉拉成為家中頂梁柱。她在各地演出並在音樂學院授課，親自安排巡演行程。她還僱傭一位管家及一位廚師，負責打理自己外出時的家務[50]。

克拉拉與舒曼有八位子女[51]：

  • 瑪麗（1841年—1929年）
  • 愛麗絲（1843年—1928年）
  • 尤麗葉（1845年—1872年）
  • 埃米爾（1846年—1847年）
  • 路德維希（1848年—1899年）
  • 斐迪南（1849年—1891年）
  • 歐根妮（英語：Eugenie Schumann）（1851年—1938年）
  • 費利克斯（1854年—1879年）

她生活充滿不幸。丈夫舒曼精神崩潰，在療養院中度過晚年；其子路德維希同父親一樣患有精神疾病——用克拉拉的話來說，路德維希最終被「活埋」在醫院中。克拉拉晚年失聰，出行需輪椅代步[52]。丈夫早逝後，克拉拉有四名子女先於她離世[27]。長子埃米爾早夭[53]。1872年，女兒尤麗葉離世時留下一個兩歲和一個七歲的孩子，交由克拉拉撫養[54]。至1879年，24歲的費利克斯也離世了，撫養孩子的重擔落在祖母克拉拉肩上[55][56]。

1849年，德勒斯登五月起義（英語：May Uprising in Dresden）爆發。5月3日，舒曼夫婦聽聞這場「反抗薩克森國王腓特烈·奧古斯特二世統治」的起義（因其拒絕遵守《德意志帝國憲法》）波及德勒斯登，帶著大部分家庭成員逃離城市，尋求「鄰里治安隊」庇護，但在5月7日，克拉拉一人折回德勒斯登，解救困守家中的三個孩子及陪同女僕。在離開途中，一行人突遇荷槍民眾。克拉拉不顧對方阻攔，帶領眾人順利回到安全地帶[57]。

音樂

選曲風格

 
克拉拉與舒曼，摘自《著名作曲家及代表作》（英語：Famous Composers and their Works），1906年

生前，克拉拉已是著名的室內樂鋼琴家[58]。在1831年—1889年間，克拉拉有記錄的音樂會逾1300場[59]。她是丈夫舒曼，以及布拉姆斯、蕭邦與孟德爾頌等同時期音樂家的擁躉[59]。

舒曼夫婦二人十分欣賞蕭邦，尤其鍾愛他《「拉起你的小手」主題變奏曲（英語：Variations on "Là ci darem la mano",）》，克拉拉曾演奏過這首變奏曲。克拉拉14歲時，舒曼來信：

明天十點整，我將彈奏蕭邦這首變奏曲中的柔板部分給你聽，到那時，我想我的心裡只有你。現在我希望你和我一起練習，讓我們在琴聲中相會。

——羅伯特·舒曼[60]

在克拉拉早年生涯中，其父選曲多華麗且迎合時俗，涵蓋弗里德里希·卡爾克布雷納、阿道夫·馮·亨澤爾特、西吉斯蒙德·塔爾貝格、亨利·赫茨（英語：Henri Herz）、約翰·彼得·皮克西斯（英語：Johann Peter Pixis）、卡爾·徹爾尼以及她本人之作。年紀漸長，她開始嘗試演奏巴洛克作曲家多梅尼科·史卡拉第與巴哈的作品，但更青睞蕭邦、孟德爾頌、其丈夫舒曼等同時代，但尚未出名的作曲家之作（直到19世紀50年代這些人的音樂才在獲得大眾關注）[6]。

1835年，克拉拉與孟德爾頌執棒萊比錫布商大廈管弦樂團合作，演奏其作品《a小調鋼琴協奏曲（英語：Piano Concerto (Clara Schumann)）》。1845年12月4日，克拉拉在德勒斯登演奏舒曼的鋼琴協奏曲。這是該作的首演[61]。在布拉姆斯的建議下，克拉拉為漢諾威王室[62]演奏，隨後又到萊比錫開音樂會[63]。1856年—1873年，舒曼離世後，克拉拉迎來音樂生涯中最繁忙的一段時期[59]。在英國，她大獲成功，1865年時演奏貝多芬《第4號鋼琴協奏曲》，收穫英國聽眾熱烈掌聲。同時，因長於室內樂，她常與姚阿幸一道舉辦音樂會。晚年，她偶爾為藝術歌曲歌手伴奏[59]。

創作

參見：克拉拉·舒曼作品列表（英語：List of compositions by Clara Schumann）
 
《根據F. 呂克特〈愛之春〉創作的十二首藝術歌曲》，克拉拉與舒曼作

童年時克拉拉師從父親學習作曲，直至中年時就已創作大量舉足輕重的作品。其中，第1號作品《四首為鋼琴而作的波洛奈茲（英語：4 Polonaises (Clara Schumann)）》（作於1831年）及第5號作品《四首特性曲（英語：4 Pièces caractéristiques (Clara Schumann)）》（作於1836年）皆為其個人音樂會而作。克拉拉曾言：「作曲帶給我很多快樂……沒有什麼勝過作曲帶來的樂趣，倘若一個人能在幾個小時中沉浸其中，就是踏入音樂國度。」1835年，時年14歲的克拉拉在丈夫舒曼指導下創作《a小調鋼琴協奏曲》[27]。她原計劃創作第二部鋼琴協奏曲，今唯有一首作於1847年的《f小調單樂章鋼琴協奏曲》仍存[27]。

婚後，克拉拉專注於創作藝術歌曲與合唱作品。1841年，舒曼夫婦共同創作一部聯篇歌曲《根據F. 呂克特〈愛之春〉創作的十二首藝術歌曲》（德語：Zwölf Lieder auf F. Rückerts Liebesfrühling），其靈感源自德國詩人弗里德里希·呂克特詩集《愛之春》，分別編號為克拉拉的作品12與舒曼的作品37[6]。克拉拉的室內樂作品有《g小調鋼琴三重奏（英語：Piano Trio (Clara Schumann)）》（作品17，1846年）及《三首為小提琴與鋼琴而作的浪漫曲（英語：Three Romances for Violin and Piano）》（作品22，1853年），兩部作品靈感則來源於舒曼生日。作品題獻給姚阿幸，姚阿幸又在漢諾威國王格奧爾格五世御前演奏這兩部作品。國王評價兩部作品給人「絕妙、神聖的歡愉」[64][65]。

隨著年齡增長，克拉拉在生活中的負擔越來越大，難以全身心投入作曲中：「我一直認為我是個富有創造力之人，但現在我打消了這種念頭。女人本不應有音樂創作欲望——從古至今皆是如此。我還有什麼奢望呢？」[66]丈夫舒曼亦察覺到克拉拉創作上力不從心：

克拉拉的作品展現出她身上高超的音樂天賦及豐富的情感。但婚姻卻為她帶來了一位沉湎於幻想中的丈夫及八個需要照顧的孩子，這是無益於藝術創作的。她不能長期這樣忙碌下去。每當想到她心中多少深邃的樂思因此遺忘時，我就心神不寧。

——羅伯特·舒曼[67]

自11歲起，克拉拉作曲不輟，有時每年能產出8部作品。在1848年當年，她僅完成一部合唱作品，遺留下一部未完成鋼琴協奏曲[27]。這兩部作品雖分別編號為作品18及19，卻未在克拉拉生前出版[68]。此後她便停止創作。直至五年後，即1853年，34歲克拉拉與布拉姆斯初次見面。她重新點燃作曲熱情，在該年創作出16部作品，包括以舒曼作品《彩葉集（英語：Bunte Blätter）》（作品19）為主題的《羅伯特·舒曼主題變奏曲》、8首為鋼琴及小提琴而作的浪漫曲、7首藝術歌曲。當年所有作品都在翌年舒曼進入療養院後出版，編號為作品20至23[69]。

1853年—1896年，克拉拉僅幫助布拉姆斯及舒曼謄錄樂譜，少有新作。1872年，在出版商囑託下，她整理丈夫舒曼的41首藝術歌曲的手稿。1879年，她受到委託，為好友的結婚紀念日創作了一首短小的鋼琴二重奏。在生命最後一年，她只留下幾份為學生而作的前奏曲手稿。除此之外，她出版了兩份協奏曲華彩，這些華彩是克拉拉在音樂會上為貝多芬與莫札特鋼琴協奏曲而作的[6][70]。克拉拉是輯錄舒曼作品的權威。布拉姆斯等人還幫助克拉拉，在布賴特科普夫與黑特爾音樂出版社出版一批舒曼的作品[47][71]。1885年，她校勘多梅尼科·史卡拉第20首奏鳴曲以及舒曼青年時期的信件。1886年，她出版了舒曼的一些鋼琴作品及音樂教程《指法與音樂記號》（德語：Fingersätzen und Vortragsbezeichnungen）[6]。

克拉拉逝世後，她的音樂作品逐漸被音樂家淡忘。直至20世紀70年代，一股研究其作品的風潮興起。21世紀後，她的音樂重回音樂廳，並灌錄成唱片[66]。

「浪漫主義論戰」

19世紀40年代初期，舒曼夫婦對法蘭茲·李斯特等人組成新日耳曼樂派（英語：New German School）之作品產生濃厚興趣[72]，但在40年代中後期，雙方產生分歧。舒曼一方屬於傳統保守派，克拉拉是一位比丈夫還要傳統的唯美主義者[73]。19世紀50年代中期，舒曼淡出音樂舞台，年輕的布拉姆斯加入紛爭[74]。克拉拉與布拉姆斯、約瑟夫·姚阿幸組成一個小團體，捍衛丈夫繼承傳統的音樂信仰，而這股傳統潮流可上溯至貝多芬。論戰中保守派正式形成，這一派被稱為萊比錫樂派或柏林樂派[75]。而在浪漫主義論戰（英語：War of the Romantics）中處於另一方便是以李斯特及理察·華格納為首的革新派，這一派因其活躍於威瑪一帶而又被成為威瑪樂派。威瑪樂派主張擺脫貝多芬對古典音樂的影響，掙脫傳統體裁束縛，創造出嶄新、面向未來的音樂。威瑪樂派倡導標題音樂[76]，而萊比錫樂派堅持認為音樂只能是非標題音樂。「非標題音樂」這一術語源於華格納的戲稱[77]。

克拉拉與李斯特的爭論源於雙方在音樂表達理念上不同。李斯特認為，藝術家應藉助肢體語言與情感表達來向聽眾詮釋音樂，當他在彈奏時，總是擺動雙臂、搖頭晃腦、撮起雙唇。人們競相模仿他的神態動作，在歐洲掀起一股李斯特熱[78]。與李斯特相反，克拉拉推崇演奏者個性在處理音樂時不應過分表露，這樣聽眾才能感知作曲家本意[79][80]。

雙方支持者公開在音樂會上示威，藉助報刊詆毀對方名譽，通過公開嘲諷貶低使對手難堪，用盡各種手段攻訐。1861年5月4日，布拉姆斯站在「嚴肅音樂」保守方發表一篇宣言（英語：Art manifesto），獲得克拉拉、姚阿幸、迪特里希（英語：Albert Dietrich）、巴吉爾等二十多人聯名支持。他們對「未來音樂」的支持者們違背音樂內在精神感到痛惜與譴責[81]。以李斯特為核心成員的新威瑪聯盟成型，其成員還為舒曼所辦《新音樂雜誌》舉辦周年慶典，卻刻意迴避包括克拉拉在內的保守派成員。克拉拉拒絕演奏李斯特任何作品，並在舒曼《幻想曲》出版前刪去其中給李斯特的題獻。1870年，李斯特與華格納打算出席在維也納舉辦的貝多芬百年誕辰音樂會。在得知這個消息後，她更是拒絕參加這場活動[52]。

克拉拉對華格納的批評尤為尖銳。她評價華格納創作《唐豪瑟》是「在殘暴中身心俱疲」，用「駭人」一詞形容《羅恩格林》，稱《崔斯坦與伊索德》是「這輩子聽過最反感的作品」[52]。她還抱怨華格納談及舒曼、孟德爾頌、布拉姆斯時過於「輕蔑」[82]。華格納在文章中取笑保守派，揶揄他們是「等待救主到來而節慾的音樂團體」。除華格納作品外，克拉拉還對安東·布魯克納《第7號交響曲》給予極低評價：它是一部「可怕」的作品——布魯克納也被視作是「未來音樂」代表，其作品和聲歌手新穎、配器豐富、結構恢弘[83]。但舒曼卻十分喜愛理查·史特勞斯的早期作品《第1號交響曲（英語：Symphony No. 1 (Strauss)）》，這部交響曲是史特勞斯涉足標題音樂前的作品，他後來因標題音樂作品而著稱[52]。布拉姆斯在私下十分讚賞華格納的音樂[84]。

影響

生前

 
克拉拉·舒曼，攝於1890年

克拉拉逝世後，創作上建樹很快被遺忘，但她在鋼琴技法上的創新卻給鋼琴演奏帶來深刻改變。她是最早背譜在音樂會上演奏鋼琴的人，背譜演奏成為後世鋼琴音樂會慣例。在父親指導下，13歲時克拉拉就能背譜演出[85]。婚前，她選擇在音樂會上演奏一些華麗花哨的樂曲。這些炫技意味的作品，多為西吉斯蒙德·塔爾貝格、亨利·赫茨（英語：Henri Herz）、阿道夫·馮·亨澤爾特等演奏家從各大歌劇著名樂段摘編而來。同時，奏者在音樂會上演奏原創作品是當時不成文規定。她曾演奏過自己的《貝里尼主題音樂會變奏曲》（作品8）及十分受歡迎的一首諧謔曲（作品10）。在成為一名獨立藝術家後，她選曲涵蓋更多重量級作曲家的曲目[86][87]。

在音樂處理上，克拉拉深信演奏者情感、旋律、技巧都不應掩蓋作曲家本身的創作意圖，這一點在她教學上可見一斑。學生瑪蒂爾德·凡爾納（英語：Mathilde Verne）繼承她這一理念並帶到英國，影響所羅門·卡特納等鋼琴家。另一位學生卡爾·弗里德貝格（英語：Carl Friedberg）至美國音樂藝術學院（茱莉亞學院前身）將克拉拉獨到見解在此地推廣，在校期間其學生有妮娜·西蒙、馬爾科姆·弗雷傑（英語：Malcolm Frager）、布魯斯·亨格福德（英語：Bruce Hungerford）等[88]。

克拉拉對舒曼作品能獲得廣泛認可功不可沒。她一生都在為推廣舒曼作品而不懈努力[27]。

影視形象

參見：影視作品中的作曲家形象（英語：List of composers depicted on film）

克拉拉的形象被多次搬上熒幕。1944年5月3日於茲威考首映電影《夢幻曲（英語：Dreaming (1944 German film)）》是已知最早以舒曼夫婦生活為主題的電影[89]。最為大眾熟知的電影，莫過於1947年，由凱薩琳·赫本飾演克拉拉、保羅·亨雷飾演舒曼、羅伯特·沃克（英語：Robert Walker）飾演布拉姆斯的另一部《夢幻曲（英語：Song of Love）》[90]。1954年，洛蕾塔·揚在電視節目《洛蕾塔·揚秀》（英語：The Loretta Young Show）第一季第26集：克拉拉·舒曼的故事（1954年3月21日首播）中飾演克拉拉，喬治·納德飾演丈夫舒曼，演員雪萊·法巴雷斯（英語：Shelley Fabares）與卡爾頓·加勒森·楊（英語：Carleton G. Young）亦參演[91]。1983年，另一部由娜妲莎·金斯基主演的電影《春天交響曲（英語：Spring Symphony (film)）》上映。進入21世紀後，黑爾瑪·桑德斯-布拉姆斯（英語：Helma Sanders-Brahms）執導《親愛的克拉拉（英語：Geliebte Clara）》（又譯琴戀克拉拉）於2008年問世。瑪蒂娜·蓋提克（英語：Martina Gedeck）飾演克拉拉[92]。

後世紀念

 
位於德國柏林蒂爾加滕的克拉拉·維克街，因紀念克拉拉而得名

1989年1月2日發行第四版100德國馬克紙幣，即使用安德烈亞斯·施陶布（英語：Andreas Staub）所繪克拉拉石版畫像，直至2002年1月第四版德國馬克被歐元取代[93][94]。為了紀念克拉拉對音樂教學之貢獻，她生前任教的霍赫音樂學院重建後的大廳即以她命名[46]。在柏林[95]及萊比錫[96]，均有以克拉拉為名的街道。2012年9月13日，Google更改首頁Google塗鴉，以紀念克拉拉誕辰193周年[97]。2019年，恰逢克拉拉誕辰兩百周年，萊比錫舒曼故居（英語：Schumann House, Leipzig）在整修後重新開放，新布展著重於介紹克拉拉·舒曼音樂歷程與家庭生活[98]。另外，在薩克森施韋茨-東厄爾士山縣，有一棵幾百年樹齡的椴樹，因所在地得名施莫斯多夫椴樹（英語：Schmorsdorf lime tree），樹旁設有一座小博物館（英語：Lindenmuseum Clara Schumann）紀念克拉拉。克拉拉在1836年—1849年間多次遠足至此[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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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來源

書籍

刊物

網頁

延伸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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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部連結

 
維基共享資源上的相關多媒體資源：克拉拉·舒曼
 
德語維基語錄上的相關摘錄：克拉拉·舒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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