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寧會議

南寧會議是中國共產黨領導層於1958年1月11日至22日在廣西南寧召開的一次工作會議。會議議題是總結第一個五年計劃，討論第二個五年計劃和長遠建設規劃。繼中共八屆三中全會之後，毛澤東在會上再次嚴厲批評周恩來、陳雲等人主導的「反冒進」，認為這是「政治錯誤」，「讓六億人民泄了氣」。毛澤東強調要反對保守，迎接工業化的高潮。南寧會議進一步拉開了大躍進的序幕。毛澤東在南寧會議和此後的成都會議上繼續了反「反冒進」。

背景

1955年底，伴隨著農業合作化高潮的到來，毛澤東希望通過批判 「右傾保守」思想，高速度地推進工業化，這使經濟建設中出現了盲目抬高生產指標，忽視綜合平衡的冒進勢頭。到了1956年4月，經濟形勢開始變得嚴峻，基建規模過大，財政和市場供應緊張，農民負擔加重。周恩來、陳雲、薄一波等人對此進行了按照實際情況壓縮指標的努力，採用「重點發展，適當收縮」的方針編制1957年的計劃，同時謹慎考慮第二個五年計劃的草案，以期保持各經濟部門的平衡。

1956年10月份，經濟局面有所好轉，但毛澤東對「反冒進」試圖保持計劃平衡造成工業化速度變慢有所不滿，堅持「平衡是暫時的，有條件的……不打破平衡是不行的」的觀點。到了1957年，毛澤東開始將反冒進與反右聯繫起來，認為反冒進打擊了群眾的積極性，給了右派猖狂進攻的機會。1957年10月，他在八屆三中全會上開始批評「反冒進」，強調多快好省、《農業四十條》和促進委員會這三點必須恢復。同年他到莫斯科參加國際共產黨和工人黨會議，又在尼基塔·赫魯雪夫面前提出鋼產量上要在十五年內超過英國。

從蘇聯回國後，毛澤東發現中央對自己的號召缺乏熱情，希望以地方促中央，於是南下到杭州召集上海市和華東各省負責人開會，上海市委書記柯慶施對「反冒進」進行了批判，這讓毛澤東讚賞有加。之後，他本打算到南寧召開一次幾個省第一書記的會議，聽取匯報。周恩來建議毛澤東可以同時討論1958年的國民經濟計劃和國家預算的問題，毛澤東隨後親筆寫了通知，召集部分中央和地方領導人到南寧開會。

會議經過

批評反冒進

1958年1月22日，毛澤東在韋國清陪同下在南寧人民公園接見廣西各族群眾代表。

在南寧會議上屢屢被毛澤東提到，稱為「柯老」的柯慶施

1958年1月6日，毛澤東到達南寧，分別在7日和11日兩次暢遊邕江。11日會議在南寧明園飯店召開，陳雲稱病未出席，鄧小平等三人也未出席。會議的議題本來是總結第一個五年計劃期間的建設經驗，討論和研究1958年的國民經濟計劃、國家預算和第二個五年計劃及長遠規劃。但會議召開當天，毛澤東就提出了「反冒進是政治問題，一反就泄了氣，六億人一泄了氣不得了」的話題，隨後扳著手指頭，提出後來十分流行的「成績和錯誤是九個指頭和一個指頭」的說法。此外他還強調要反分散主義，稱有人反對黨政不分，要把權力攬過去。12日他批評反冒進是「攻其一點，不及其餘」脫離了大多數部長，省委書記，脫離了六億人民，「某些同志和右派只剩五十米了。」這讓會議氣氛驟然緊張了起來。

1月13日周恩來送別葉門巴德爾王太子，飛抵南寧，當天柯慶施也到達。當晚毛澤東約周恩來、劉少奇談話。15日薄一波、李先念和王鶴壽分別作了關於1958年計劃、1958年預算和鋼鐵生產指標的報告。三人均順應形勢，在匯報中表示工作中心是調動一切可能調動的積極因素，大力組織工農業生產高潮，迎接「大躍進」。毛澤東則仍然不滿，稱薄一波為「中間派」，並繼續嚴厲地批評「反冒進」，他在16日的會上拿著柯慶施批評「反冒進」的 《乘風破浪，加速建設社會主義新上海》對周恩來說：「恩來，你是總理，這篇文章你寫不寫得出來？！」周恩來回答說「寫不出來」，毛澤東繼續發揮說只有在上海這種無產階級最集中，階級鬥爭最激烈的地方才能產生這篇文章，沒有工人階級建設社會主義的強烈熱情是寫不出來的，「你不是反冒進嗎，我是反反冒進的！」

毛澤東對周恩來的批評讓與會者十分疑惑，但17日毛澤東又約薄一波、李富春和李先念談話，說批評主要是針對陳雲的。19日毛澤東約周恩來單獨談話。在19日晚會議上的發言中，周恩來對1956年下半年的反冒進措施進行了檢討，承擔了責任，說反冒進是1956年到冬季那一段時間帶方向性的動搖和錯誤，傷害了群眾的積極性，「這個方針是與主席的促進方針相反的促退方針……越是不自覺這是方針性的違背，就越嚴重越危險」。1月21日毛澤東作了總結性發言，提出今後要以一個人為核心。與會者則紛紛表示要當促進派，李井泉等人從自己工作出發，說明「反冒進」的損失，陶鑄等人則表示要「要趕上柯老（柯慶施）」。

三峽工程問題

南寧會議的最後一個議題是討論三峽工程的建設問題。多次主張修建三峽工程的林一山和多次主張緩建的李銳被召集到南寧闡述各自的觀點。林一山的講述著重於三峽工程的防洪意義和發電效益。李銳則認為其對防洪和發電的效益可能要幾十年後才需要，而工程選址、百萬移民與如何保證大壩安全都是很棘手的問題。聽完兩人的講述後，毛澤東要求他們倆各寫一個東西交上來。三天以後，毛澤東宣布採納李銳的意見，緩修三峽，同時發展水電，積累經驗。這出乎李銳的意料，他本以為在當時的政治形勢下，自己的顯得消極的觀點不會被採納。散會之前，毛澤東突然指著李銳說「你來給我當秘書，我需要這樣的秀才」，這讓李銳始料不及，從此被捲入大躍進的漩渦中。

影響

毛澤東對南寧會議的結果基本是滿意的，在2月份召開的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他表示南寧會議還是要放一炮的，不過是小炮，就害得一些同志緊張，比如李先念至今還睡不著覺，要吃安眠藥，其實不必那麼緊張，今後還是要靠你們辦事，此外沒有人。但他認為靠一次會議還不能把反冒進的氣氛徹底改變過來，於是在在3月8日到26日主持召開了成都會議，表示「冒進」是馬克思主義，「反冒進」是非馬克思主義，提出了「正確的個人崇拜」的主題，樹立了自己在黨內的絕對權威。毛澤東的反「反冒進」被認為是中共中央領導層民主生活不正常的開始。

南寧會議形成了一個文件《工作方法六十條（草案）》，這是根據毛澤東提出的「平衡是相對的，不平衡是絕對的，不斷打破的平衡，組織新的平衡的「積極平衡論「觀點所提出的。其中有些工作方法具有積極意義，但很多推動了之後的「大躍進」運動。比如薄一波在會議上提出「生產計劃兩本帳」，最後發展為三本帳寫入《六十條》，即：中央兩本帳，第一本是必成的，第二本是期成的；地方也有兩本帳，中央期成的在地方是必成的，地方還要有一本期成的。後來「大躍進」生產計劃的高指標，大都是用「兩本帳」的方法層層加碼編制的。《六十條》還提出十年內各地方的工業產值超過當地的農業產值等違背客觀經濟規律的目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