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唐開元禮
《大唐開元禮》原名《開元禮》，為正式頒行於唐代開元二十年（732年）的官修禮制專著，署名為唐玄宗時期宰相蕭嵩奉敕修撰，實際參與編纂工作的則包括張說、蕭嵩、王仲邱、徐堅、李銳、施敬本、賈登、張煊、陸善經和洪孝昌等人。該書編纂的主要基礎為唐太宗貞觀年間和唐高宗顯慶年間的禮書，通過折衷異同編次而成，為唐代禮制的集大成者[1]。對於該書的性質歷代有多種看法，有經部禮類儀注及史部儀注、職官及政書等數種不同的劃分，表現出儀注與禮學的密切關係，當代觀點則認為該書敘述五禮的規範和一般性原則，屬於禮制範疇[2]。
| 大唐開元禮 | |
|---|---|
| 作者 | 張說、蕭嵩、王仲邱等 |
| 類型 | 史部政書類 |
| 成書年代 | 唐開元二十年（732年） |
| 發行資訊 | |
| 保存狀態 | 卷數：一百五十卷 |
成書背景
唐初禮制大致因襲隋禮，其新禮的制定始於貞觀時期。唐太宗貞觀十一年（637年）修成以簡明扼要為特點的《貞觀新禮》（即《貞觀禮》），唐高宗時又以《貞觀禮》不夠詳盡，於顯慶三年（658年）制定《顯慶禮》，但其中所增部分大多為迎合皇帝意圖，造成學者議論紛紛，且其後二者並用，以致無固定的禮儀制度，凡遇大事時均為臨時議定禮儀。
開元十四年（726年）通事舍人王喦上疏，請以《禮記》為參照制定當朝禮儀制度，集賢院學士、右丞相張說則認為《禮記》為歷代不刊之典，不易修改，而建議參照貞觀和顯慶時所修的五禮儀注，因二者有諸多矛盾，故折衷異同而定。於是唐玄宗下詔由學士右散騎常侍徐堅、左拾遺李銳、太常博士施敬本編修禮儀專書，於當年開始，後因張說、徐堅和施敬本的去世一度停滯，開元十八年宰相蕭嵩任用對朝廷禮儀典章較熟悉的起居舍人王仲邱負責繼續修撰，期間二人共同解決協調了祈谷、大雩、明堂等在用禮方面猶疑不定的內容[3]，最終在至開元二十年九月完成，並在全國頒行[注 1][4]。
《開元禮》在成書後成為唐代臣僚談及禮制時較常引據和提及的對象，而《貞觀禮》與《顯慶禮》則提及較少，表明《開元禮》的作用和影響超過了前者，又因唐玄宗親自下令頒行，表明《開元禮》在當時得到了貫徹和實行。但仍有少量條文未實際應用，如卷一零四《皇帝養老於太學》中所規定的養老禮[注 2][2]。
篇章結構
《大唐開元禮》全書共一百五十卷、二百二十六目、記載一百五十二儀，前為序例三卷，規定祭祀的時日、神位與祭品（俎豆）的安排及舉行祭祀時的出行鹵薄、所著服冠首飾、齋戒和祈禱等規範，後為吉禮、賓禮、軍禮、嘉禮、凶禮五禮。所述禮儀以皇帝為中心的國家典禮儀制為主，兼及地方政府祭儀及官僚家庭的吉凶之儀。
- 吉禮（卷四至七十八，共七十五卷）：以敘述皇帝祭天、祭祖的禮儀制度為中心，例如冬至時祀昊天上帝於圜丘、夏至時祀皇地祇於方丘等，每章均規定祭祀時所用的陳設、牲器，及祭祀前後的齋戒、鑾駕出宮、奠玉帛、進熟和鑾駕還宮等程序。此外吉禮還包括皇帝皇太子視學禮儀、皇帝巡狩、封禪禮儀及諸州縣祭岳鎮海瀆、社稷和祈神的禮儀。
- 賓禮（卷七十九至八十，共二卷）：敘述蕃王或使者來朝時皇帝如何接待、宴請並接受其上表和貢品的禮儀制度。
- 軍禮（卷八十一至九十，共十卷）：敘述皇帝親征、遣大將出征及講武、田狩等軍事活動的禮儀制度。
- 嘉禮（卷九十一至一百三十，共四十卷）：敘述皇帝納後、元正和冬至時接受朝賀、冊命皇后、皇太子和王公大臣，以及皇太子納妃、親王納妃和公主出嫁等慶典活動的禮儀制度，並按品級敘述官員的婚禮及其嫡子、庶子的冠禮。
- 凶禮（卷一百三十一至一百五十，共二十卷）：敘述皇帝在發生水旱蟲災的凶年振撫諸州、勞問諸王疾苦，為親人、大臣、蕃主等舉哀辦理喪事活動的禮儀制度，也包括皇后等后妃為親人舉哀的禮儀，並按品級敘述官員的葬禮[5]。
影響
《大唐開元禮》取法唐貞觀和顯慶兩代禮儀，並對漢魏以來的禮製作了較系統的總結，與以往的禮典相比較具有內容廣博而全面的特點，使唐朝禮制臻於完備化，為今日研究唐朝禮法及法律、風俗的重要原始文獻。唐代史學家杜佑曾稱讚該書「於戲！百代之損益，三變而著明，酌乎文質，懸諸日月，可謂盛矣」，清代史學家王鳴盛亦稱「唐禮莫著於開元」。該書也為後代官修禮書奠定了基本格局，其按序例和五禮分類編撰的方式被《政和五禮新儀》、《大金集禮》、《明集禮》、《欽定大清通禮》等普遍採用。
自唐德宗時將《開元禮》立於官學，成為科舉考試必讀之書，至宋初時仍將該書列為科舉中的科目之一，唐代曾出現《開元禮義鏡》、《開元禮京兆義羅》、《開元禮類釋》和《開元禮百問》等多種解釋或者闡發《開元禮》含義的文獻。《舊唐書》、《新唐書》中的禮志部分也均以此書為藍本，但其中保存材料僅有十分之三四，杜佑修《通典》時亦將其中的三十五卷納入禮典，仍不及原書完備。至宋太祖時期所編修的《開寶通禮》仍以該書為藍本而有所損益，但《開寶通禮》行用後，《開元禮》不再被列為考試科目，並逐漸湮沒無聞[4]。
該書的現存舊本多為抄本，較有代表的為《四庫全書》文淵閣本，為兩淮鹽政所采進，列於史部政書類，刻本則以清光緒十二年（1886年）公善堂《洪氏唐石經館叢書》校刊本為代表[5]。除此之外，近年在敦煌、吐魯番分別出土了該書的官文書殘片，被初步考證為其中的卷三九《皇帝祫享於太廟》和卷六五《時旱祈於太廟》[2]。
注釋
參考資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