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江事件

平江事件,中共方面稱平江慘案,是1939年6月中國共產黨中國國民黨之間爆發的一起軍事摩擦事件[1]。該事件最終導致平江留守處與中共湘鄂贛特委被破壞,負責人塗正坤吳亞魯羅梓銘曾金聲吳賀泉趙祿英六人被殺。

背景

1937年冬,遵照中共中央指示以及國共第二次合作的內容,紅軍主力長征後留在南方八省的紅軍游擊隊,匯集組成新四軍。1938年1月6日,新四軍軍部在南昌正式成立,下轄4個支隊,軍長為葉挺,副軍長為項英。第一支隊為原湘鄂贛紅軍游擊隊,由陳毅任司令員,傅秋濤為副司令員兼第一團團長,鍾期光任政治部主任。1938年2月,新四軍第一支隊第一團從平江嘉義鎮出發,開赴江南抗日前線。部隊離開平江時,為了繼續開展湘鄂贛地區的工作,在嘉義鎮設立了新四軍第一支隊第一團平江留守處(後來改為通訊處),用來掩護中共湘鄂贛特委進行工作[2]

通訊處成立後,為了便於工作,對外的公開職銜如下:黃耀南為通訊處的少校主任,塗正坤為新四軍上校參議,羅梓銘為八路軍少校副官,曾金聲為新四軍少校秘書,吳淵為通訊處秘書主任,吳賀泉為通訊處軍需。通訊處還有由10餘名士兵組成的通訊班(即警衛班),共計30餘人。通訊處主要負責人、江西省委副書記塗正坤兼任特委書記,羅梓銘為特委組織部長,黃耀南為特委宣傳部長[3]

特委的中心任務是:恢復、整頓、鞏固和發展黨的組織,堅決貫徹中共中央關於抗日救國的十大綱領和團結抗日的方針政策,發動群眾,擴大武裝,開展統一戰線工作,發展進步勢力,爭取中間勢力,孤立頑固勢力,壯大抗日陣營,防止分裂投降,以達到抗戰勝利之目的。從1938年2月開始,通訊處舉辦了12期黨員訓練班,創辦了內部刊物《黨的工作》。邊區18個縣有15個縣建立了縣委,2個縣建立了工委,成立了53個區委,340多個支部,發展黨員千餘人;其中平江縣就建立了18個區委,58個支部,發展黨員610餘人。通訊處還協助平江縣委在縣城開辦大眾書店,大量發行進步書刊、報紙,其中以《新華日報》發行量最大[4]。通訊處還先後動員400餘名青年參軍[5]

1938年春,一本叫作《中共黨的策略路線》的手冊在漢口流傳,據說是張浩(林彪堂兄林育英的化名)1937年2月在延安抗日軍政大學演講的紀錄。其中對於統一戰線的說法與中共官方說法非常不同:統一戰線的動機是中共的弱小與瀕臨失敗;以三民主義作掩護,繼續進行土地革命;把日本當作頭號敵人是不得以的,但是最終目標是推翻國民黨一黨專政[6][7]。相關方針被總結為「七二一方針」。

1938年10月底武漢會戰結束,日本軍隊占領武漢,日軍第十一軍以武漢為根據地,依靠長江水運與南京相連,與國軍第三、第五、第九戰區對峙,被國軍從東南、北、南三個方向合圍。日軍試圖在最短期間內,捕捉第九戰區主力部隊,將其殲滅,後集中10餘萬兵力從贛北、鄂南、湘北三個方向向長沙發起進攻,爆發第一次長沙戰役。1939年4月,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開始籌劃贛湘地區的作戰方針。委員長蔣介石和副參謀總長白崇禧延續1938年11月下旬的南嶽軍事會議的戰略規劃,主張「游擊戰配合正規戰」,認為利用地形對日軍節節抵抗後,必要時可放棄長沙,將第九戰區總司令部遷至衡陽,誘使日軍深入,後集合優勢兵力,趁日軍消耗過大、立足未穩時在長沙附近地區殲敵。

事發經過

 
中共江西省委副書記、新四軍上校參議塗正坤

1939年1月,第九戰區第二十七集團軍司令楊森率二十軍駐防平江後不久,就秉承中國國民黨五屆五中全會秘密頒布的《限制異黨活動辦法》,策劃取締通訊處的活動[8]。先是派人突然襲擊了中共平江縣委開辦的大眾書店;繼而組織「地區防範異黨委員會」,在各區、鄉普遍建立特務班、巡邏隊,增加特務經費,積極發展國民黨組織,第二十軍政治部主任吳都俊公開宣稱,要借漢奸名義處置共黨分子[9]。4月15日,頒布《第九戰區司令長官司令部政治部通告》和《戰區服務團隊管理辦法》,公開宣稱「凡在戰區範圍內的一切團體,須一律向我區報到,領取護照,並逐日報告工作。工作地點如有移動,移動前須向我區報告,到達新的工作據點時,須向我軍所屬駐軍報到,並檢驗護照。凡認為有必要時,將分別派遣聯絡員協同工作。各團體工作地區將由我區所屬部隊指定或變更。凡未履行報到手續及領取護照者,一經查獲或舉發,即勒令停止一切活動」[10]

對此,通訊處採取了一些防範措施,將通訊處的工作人員由30多人精減到10多人;為了顧全大局,平江通訊處按照平江縣當局的要求,由嘉義搬至平江縣城辦公。1939年6月上旬,楊森接到陳誠薛岳轉來的蔣介石密電,令將黃耀南塗正坤等處死[11]。第二十軍特務營營長何學植根據楊森的命令,率領特務營第二連、第三連手槍隊,另加一個重機槍排進駐嘉義;第九十二軍1個連前往平江縣城追捕黃耀南[12]。6月11日,何學植率部趕至嘉義,以破路抗戰就地駐紮為名,將特務營第二連一排置於嘉義上街,封鎖通訊處左側,二排置於通訊處正面,三排置於嘉義下街,封鎖通訊處右側[13]

6月12日,國民黨開始按計劃,向新四軍駐平江嘉義通訊處展開進攻。當日下午3時,何學植令中尉偵察員張紹奇來到通訊處,以日寇不日要竄犯平江,何營長準備在嘉義鄉公所開會,特請塗參議前去商量有關抗日的緊急事宜為藉口,將塗正坤誘騙出來。剛走到店門口,他看到街上架起了機槍,感到不對頭,就藉口說:「我回去拿把扇子。」便又轉身回到房裡,低聲對妻子朱引梅說:「外面架起了機槍,今天會出事,快給同志們打個招呼。」當他走到離通訊處50步遠的「秀記雜貨店」門口的石階下,右邊巷子裡傳來了猛烈槍聲,塗正坤身中數彈身亡[10]

這時,埋伏在各處的軍隊藉口匪情,衝進了通訊處,吳亞魯居中阻攔,被當場射殺[14]。其餘通訊處負責人和工作人員羅梓銘曾金聲吳賀泉趙綠吟被抓走。當晚,特務營第二連連長余啟佑等對羅梓銘等4人進行秘密審訊,企圖從中獲得湘鄂贛區中共組織人員及活動情況。四人拒絕回答後,被押到嘉義鎮旁的虎形嶺,活埋在廢淘金洞裡。特委軍事部長朱水秋因外出公幹倖免於難[15]。之後國軍繼續在平江縣城一帶追捕黃耀南,並在平江逮捕中共黨員和抗日群眾,余郁光李發琪等4人,均遭殺害[10][16]

譴責與追悼

中國國民黨製造了平江慘案後,薛岳、楊森一方面在當地召開群眾大會,指使地方勢力,假借民意聯名誣告通訊處;另一方面連續急電葉劍英周恩來稱:「塗正坤等糾集土匪,擾亂後方,槍殺國軍官兵,滅屍繳械,危害地方。」余連長為維護地方治安,率兵前往清查,但「該處公然糾眾拒捕,雙方械鬥,互有傷亡」。現已「將該連長撤職」,以懲其處置失當[17]

慘案發生後,中國共產黨採取堅決鬥爭策略。6月16日,黃耀南在平江縣長余達美、開明紳士唐炳初的幫助下脫離險境後,即以《快郵代電》的方式通告全國,公布慘案真相[18]。7月2日至28日,周恩來、葉劍英連發數電致陳誠徐永昌何應欽等,一方面,嚴正指出:嘉義留守處抗日戰績當地有口皆碑,而薛岳、楊森卻混淆是非,「身為方面大員、國家重臣,不顧強敵入侵,挑起鷸蚌之爭」,致使「兩黨自相魚肉」,日寇「坐收漁人之利」,「實屬漢奸罪行」;另一方面陳詞國民黨政府,在此「國家存亡絕續之際」,唯有「矢志團結,堅持抗戰」,方能「兩黨共存、民族復興」[19]。8月1日,延安各界舉行「平江慘案」諸烈士追悼大會,毛澤東在會上作了《必須制裁反動派》的講話[20],指出這是反動派「殺抗日分子,壓制進步,勾結日寇漢奸,準備投降」;為了繼續抗戰,繼續團結,繼續進步,「就要取消《限制異黨活動辦法》,就要制裁那些投降派、反動派,就要保護一切革命的同志,抗日的同志,抗日的人民」[21][22]。大會通電要求國民政府明令昭雪本案冤抑,嚴查主使,懲辦兇犯,並通令全國不得再有同類事件發生。重慶、皖南、桂林和八路軍駐湘通訊處也舉行了追悼會[23]

在追悼會上,中共中央的挽章寫道[18]

毛澤東的輓詞則是[18]

後續

1939年8月,黃耀南接到中共江西省委指示,重新組建中共湘鄂贛特委。黃耀南根據省委指示,在平江東坑召開邊特黨的會議。會議宣布省委的決定,黃耀南調省委工作。調平江縣委書記駱奇勳任特委書記,原特委青年部長羅其南任特委組織部長,調岳陽中心縣委書記楊樂如任特委宣傳部長,調崇陽中心縣委書記饒國瑞任特委軍事部長,何彬任青年部長,彭援華任婦女部長,李盤生任秘書。同時,特委調整了中共平江縣委班子,鍾旭任縣委書記,李國清任組織部長,彭渭東任宣傳部長,李淑陶任統戰部長[18]

中國國民黨在事件爆發後,秘密制定和執行《異黨活動處理辦法》,公開布置各鄉、鎮大開殺戒,允許各地密捕、密訊、密殺。1939年9月到1940年5月,平江縣委書記鍾旭,組織部長李國清,宣傳部長彭渭東,統戰部長李淑陶,原縣委書記李化玉傅明哉陳會芳,原湘鄂贛省委留在地方的領導幹部酆濟民馮杏娥巫桂元肖介臣朱松桂蘇景春徐梓文李秋藩胡成軒喻海元鍾史生等都先後秘密被害[24]。全縣的中國共產黨18個區委、58個支部,幾乎全被破壞。殺害的共產黨員達130多人[18]。1940年6月,中共江西省委決定,將中共湘鄂贛特委撤回省委,在平江建立特委留平工作團。到1942年6月,工作團被中國國民黨再次發現,遭到嚴重破壞,中共湘鄂贛地區的黨組織至此消失。直至1945年3月,王震王首道率領的八路軍南下支隊,曾一度建立中共平江縣委。後在部隊撤退後再次被破壞,直至中國人民解放軍最終占領平江,方才恢復當地中共組織[25]

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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