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樂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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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規格
神樂署建築總平面呈東西長南北短的長方形,為兩重殿宇的三進院落,神樂署大門朝東,前殿五開間,明稱太和殿,清康熙年間改名為凝禧殿,用於排演祭祀大典;後殿七開間,原名玄武殿明末改稱顯佑殿,用於供奉玄武大帝以及諸樂神;殿後還有袍服庫、典禮署、奉祀堂等建築,東跨院由通贊房、恪恭堂、正倫堂、候公堂、穆佾所等建築,西跨院有掌樂堂、協律堂、教師房、伶倫堂、昭佾所等建築。據史料記載,天壇神樂署除了上述建築之外還建有大量的茶棚、酒樓、藥鋪等建築,在神樂署圍牆內甚至還有一座關帝廟。
歷史
神樂署建於明永樂十八年,稱作神樂觀,顧名思義是一所專司祭祀音樂的道觀,神樂觀出現的歷史背景是這樣的,明朝初年的兩位重要皇帝明太祖朱元璋和明成祖朱棣都非常虔誠地信奉道教神明真武大帝,認為真武大帝在爭奪帝位的戰爭中保佑了他們[1],因此在一些重要的祭祀中使用道教音樂,明成祖甚至御製《大明御製玄教樂章》作為祭祀音樂的國家標準,而後者也被收錄在道教經典集成《道藏》中。明神樂觀的主要負責人為提點,其副手稱為左右知觀,此外還有協律郎、司樂等職務。
明朝的神樂觀不僅僅是一處皇家祭祀機構,同時也是市民休閒娛樂的去處,一方面是每年隨同皇帝赴天壇祭祀的各級官員會在神樂署賃房居住,另一方面是神樂觀中的道士種植花草、配製草藥的技術在市民中口碑極好,人們紛紛到這裡欣賞花木購買草藥,當時神樂署中僅藥鋪就有保合堂、保齡堂、育生堂、廣德堂、天德堂、瑞德堂等數家,久而久之神樂署便成為北京的一大廟會,一直繁盛到清朝初葉。據清人《帝京歲時紀勝》的記載「帝京午節入壇內神樂觀前摸壁賭墅陳疏肴酌余酒喧呼於夕陽之下竟日忘歸」。
清乾隆年間由於神樂觀遊客過多疏於管理,甚至發生了遊客翻牆進入天壇禁地的案件,引起乾隆皇帝的不滿,他將神樂觀改為神樂署,遣散了神樂觀原有的道士改由八旗子弟中俊秀者充任,驅散了神樂署的廟會,並且禁止觀中道士種植花木,但由於道士們配製的草藥在民間頗有口碑因而觀中各大藥鋪得以保留。清神樂署設有署正、署丞、協律郎、司樂等官職。當時京城各個皇家祭壇的祭祀樂舞生皆由天壇神樂署生員中選拔充任。
1900年庚子之變時八國聯軍驅散了署中人員,據神樂署為兵站,從此神樂署開始了衰敗的歷史;1914年袁世凱下令遷出了神樂署中所有藥鋪;此後林藝試驗場、燕樂研究院、傳染病醫院、中央防疫處、生物製作所等機構先後占用神樂署作為辦公地點。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後,日軍西村部隊(1855部隊)將司令部設在署中,並在這裡進行細菌戰的實驗與研究。1949年後,神樂署的建築逐漸被變為民房,凝禧殿成為倉庫,顯佑殿變為機關食堂,到2002年整個神樂署僅有凝禧殿、顯佑殿、廊房、山門等為數不多的建築遺存。
神樂署與道教宣真派
道教宣真派又稱樂舞生,自稱為道教正一派的信徒,因為崇拜真武大帝而被稱為「宣真派」,但《諸真宗派總簿》中並未收錄宣真派,故而宣真派只能算是道教正統門牆外的一個支流。
宣真派道人不著道袍、不讀道教經律、不吃齋飯、並且能夠娶妻生子,也不居住在道觀中,而是與普通市民一樣在市井中居住,因而被稱作「火居道人」,(由於宣真派不守道教的清規戒律因而這個詞後來被用來諷刺那些不守戒律的道人)。宣真派道人靠皇室供給的俸祿維持生計,負責一切皇家祭祀的樂舞禮儀,這些祭祀包括:冬至祭圜丘壇;夏至祭方澤壇;春祭先農壇、帝王廟;春分祭朝日壇;秋分祭夕月壇;秋丁祭國子監、文廟;春秋二祭,即祭太廟、祭社稷壇。因而從這一角度看來,他們更像是皇室僱傭的公務員而非教士。
宣真派的道觀中處於首領地位的是北京天壇的神樂署,此外在北京還有藥王廟、城隍廟、三官廟、關帝廟、火神廟、崇真觀、白衣庵等多處,此外正陽門瓮城中的兩座小廟:東真武西關帝也均為宣真派道觀。但是所有這些宣真派道觀都不歸當時道教的最高管理機構道錄司管理,與其他的道教宮觀也沒有任何宗教事務方面的聯繫,從這個角度看,這些宣真派宮觀更像是政府機構而非宗教場所。
宣真派緣起於明朝,是隨著天壇神樂觀的建立而產生的,同時也隨著天壇神樂署的衰敗而消亡,到了1911年後,由於祭祀制度的徹底消失,典禮音樂也與宣真派一同消失在歷史的長河中了。
神樂署現狀
在經歷了1900年以來百餘年的破壞之後,天壇神樂署已經破敗不堪,所余建築不多,僅有部分主體建築得以保留。
2002年北京市人民政府設立「3.3億文物搶險修繕計劃」將天壇神樂署列名其間,遷出署內所有居民,開始重建神樂署的工程,到2004年9月20日神樂署重建工程正式竣工。
目前天壇神樂署作為古代音樂博物館向公眾開放,館中陳列展示了神樂署歷史、樂律、詞曲、琴瑟、鼓和塤笙等樂器、中和韶樂、舞蹈服飾等,其中的展品均可以實際演奏,並且辟有盲文解說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