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哈伊爾·葉夫格拉福維奇·薩爾蒂科夫-謝德林
米哈伊爾·葉夫格拉福維奇·薩爾蒂科夫-謝德林（俄語：Михаи́л Евгра́фович Салтыко́в-Щедри́н），1826年1月27日［儒略曆1月15日］-1889年5月10日［儒略曆4月28日］，筆名尼古拉·謝德林，後署名薩爾蒂科夫-謝德林。19世紀俄羅斯帝國著名諷刺作家暨小說家，早期作品如《外省散記》充滿了對農奴制的辛辣諷刺。農奴制廢除後，他認為俄國社會的狀況並非改善而是更糟，他的諷刺開始針對整個專制政體和宗法制社會[1]。其代表作有描繪專制政體對人民的壓榨的《一個城市的歷史》和一個家族三代人墮落的《戈洛夫廖夫老爺們》。晚年由於報刊檢查制度愈加嚴格的原因，他被迫放棄諷刺方法，而轉為創作描繪現實的小說和童話、寓言等作品，如《童話集》和《波謝洪尼耶遺風》。
| 米哈伊爾·葉夫格拉福維奇·薩爾蒂科夫-謝德林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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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伊萬·克拉姆斯科伊畫的謝德林肖像 | |
| 出生 | 1826年1月27日 俄羅斯帝國特維爾省卡里雅津斯基縣斯帕斯-烏果爾村 |
| 逝世 | 1889年5月10日（63歲） 俄羅斯帝國聖彼得堡 |
| 筆名 | 尼古拉·謝德林 |
| 職業 | 作家、官員、雜誌編輯與出版人 |
| 國籍 | 俄羅斯 |
| 創作時期 | 1850s-1880s |
| 體裁 | 小說、諷刺散文、評論 |
| 主題 | 農奴制、宗法制、社會問題 |
| 代表作 | 《一個城市的歷史》 《戈洛夫廖夫老爺們》 《童話集》 《波謝洪尼耶遺風》 |
| 親屬 | 薩爾蒂科夫家族 |
| 簽名 |  |
童年與教育
米哈伊爾·葉夫格拉福維奇·薩爾蒂科夫的父親葉夫格拉夫福·瓦西列維奇·薩爾蒂科夫是古老的薩爾蒂科夫家族的成員，母親奧莉加·米哈伊洛芙娜·扎巴利娜是富商之女。薩爾蒂科夫出生時，父親五十歲，母親二十五歲，他是家中八個孩子中的一個。薩爾蒂科夫在自家在特維爾和雅羅斯拉夫爾的產業里度過了童年[2]。他的家庭富裕而缺少文化氣息，父親性格軟弱，強勢的母親操控著家庭中的一切。母親的強硬不僅讓僕人們害怕，就連孩子們也覺得恐懼，但她也十分聰明並且多才多藝，在眾多孩子裡最喜歡謝德林。由於父親對母親專橫的態度不滿，薩爾蒂科夫家經常發生爭吵[3]。薩爾蒂科夫家的孩子只許在家中活動，沒有出去接觸自然的機會，他在小說里寫道「見到的獸類和鳥不是醃的、煮的就是煎的」，這也使得他的作品中少有像屠格涅夫那樣的對自然的大量描寫[4]
薩爾蒂科夫家的領地上有不少農奴，他也是由農奴保姆帶大的，自幼生活在農奴制環境中使他對農奴制的種種都十分熟悉，在半自傳體的小說《波謝洪尼耶遺風》裡，他提到： 「在童年和青年時代，我目睹了農奴制的鼎盛時期，它不僅滲透到有領地的貴族和不自由的群眾之間的關係中，而且滲透到一切社會生活方式中，把各個階層（特權階層與非特權階層）一古腦兒卷進那屈辱無權、爾虞我詐、朝不保夕、惶惶不可終日的漩渦。你會懷疑地問自己：不管現在還是將來，人們除了痛苦的無權地位、毫無保障的屈辱生活的無盡折磨，再沒有別的值得回憶的往事和矚望的前景，他們怎能活下去？[5]
教育
薩爾蒂科夫的早期教育是沒有計劃，斷斷續續的，但聰明的他六歲時已經可以熟練的使用法語和德語。農奴畫家帕維爾·索科洛夫和一位當地的神職人員教他讀寫。米哈伊爾很愛讀書，但家裡並沒有什麼藏書，於是他經常從自己的哥哥處借書，他八歲時讀了福音書，這給他很大的影響，他形容說「一道生命之光降臨到迷茫的生活中，驅散了黑暗」 [4]。他童年的朋友中有S·A·尤里夫，後來成為《俄羅斯思想》和《俄羅斯對話》雜誌的編輯和出版人[2]。1834年他的姐姐從莫斯科葉卡捷里寧斯基學院畢業，而她的同學也被聘為薩爾蒂科夫家的家庭教師，他開始接受兩個人系統地教育。當地的神職人員則教他拉丁文。
1836年，十歲的薩爾蒂科夫進入莫斯科貴族學校三年級讀書。12歲以優異成績進入聖彼得堡的皇村中學。這裡的教育內容比較陳腐，思想控制也比較嚴格，薩爾蒂科夫後來在《給嬸母的信》中寫道：「課程內容少的可憐、零星鬆散、還全無用處……」[6]課餘之際，薩爾蒂科夫此時開始將拜倫和海因里希·海涅的詩歌翻譯成俄語，同時自己也寫詩。皇村學校作為亞歷山大·普希金的母校，有推選「普希金繼承人」的傳統，謝德林就被推選為第十三屆普希金繼承人。1841年，他的第一首詩《豎琴》在《讀者文庫》雜誌上發表。他參加了詩人M·A·亞季科夫的文學圈子，結識了對他影響很大的維薩里昂·別林斯基[2]
因創作被流放
1844年從皇村中學畢業後，成績優異的薩爾蒂科夫直接進入陸軍部辦公廳任職。這讓他很沮喪，因為他希望自己可以進入聖彼得堡大學。同年他開始為《祖國紀事》寫評論，批評當時的兒童文學和課本。1844-1845年間他在《現代人》雜誌上共發表了八首詩歌，但他很快認識到自己在詩歌創作方面沒有天賦，停止了寫詩[6]。此後他在別林斯基和亞歷山大·赫爾岑的著作的引導下，成為從法國傳入的空想社會主義思潮的追隨者，「在別林斯基文章的引導下，我自然而然地接近了「歐化分子」的陣營。但沒有靠近占主流的研究德國哲學的圈子，而是出於天性，接近研究法國知識分子比如聖西門、傅立葉、特別是喬治·桑的圈子。這是我們對人性的信仰的來源，正如黃金時代的作家那樣……這種同情在1848年之後更加強烈了」[7]。這段時間裡，他和文學評論家瓦列里安·麥克夫、經濟學家弗拉基米爾·米柳京結為好友，並接近持激進的空想社會主義觀點的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組。他後來稱彼得拉舍夫斯基為「一位親愛的，難忘的朋友和老師」[8]
空想社會主義激起了薩爾蒂科夫對自由的渴望，他在1847年11月用筆名M·尼帕諾夫在《祖國紀事》上發表了自己的第一部中篇小說《矛盾》，隔年3月又發表了另一部中篇小說《錯綜複雜的事件》。兩部中篇小說繼承了果戈理的風格，借貴族青年的思考，尖銳地批判了社會的不平等。後一篇小說出版時正趕上當局擔憂法國二月革命會影響到俄國，書籍審查委員會和第三廳立即查禁了小說，薩爾蒂科夫也因此被捕[6]。在詩人涅斯托爾·庫科列尼克的周旋下，薩爾蒂科夫沒有像塔拉斯·舍甫琴科那樣被發配從軍，而是在拘留一周後流放維亞特卡。
薩爾蒂科夫在維亞特卡先是擔任文件繕錄工作，每天抄寫大量內容瑣碎的來往公文。他幾乎絕望，認為可能餘生就留在此處了，只能在給家人的書信中發發牢騷[2]。後來在朋友們的幫助下，他受到了同是皇村中學畢業的副省長的賞識，讓他編寫1848年的全省工作報告，他努力把自己接觸到的底層人民的生活撰寫進其中。此外，他還撰寫了《俄羅斯簡史》作為歷史課本來提高當地婦女的教育水平[4]。1849年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組成員被捕，薩爾蒂科夫被召回聖彼得堡接受調查，他以自己沒有與他們接觸過多為由說服了調查的官員，得以平安回到維亞特卡。1850年他開始給省長當諮議，常被委派外出辦事，每天接觸了大量有關統治者及各級官吏們的醜聞逸事，了解和研究了人民的生活、風俗和語言，1850年他還組織了維亞特卡農業博覽會，更讓他接觸到了豐富的創作素材[2]。他開始覺得自己可以申請離開流放地了，但每次的批覆都是「尚早」。
外省散記
1855年沙皇尼古拉一世去世，政治風向有所改變。當年11月他獲得了離開維亞特卡的許可，次年1月薩爾蒂科夫回到了聖彼得堡，到內務部任職。不久，他就完成了《外省散記》，一部關於虛擬的城鎮克魯托格斯克的特寫集。薩爾蒂科夫把稿子給了亞歷山大·德魯日寧讀，德魯日寧讀後興奮地推薦給了伊萬·屠格涅夫。屠格涅夫則評價不高，建議尼古拉·阿列克謝耶維奇·涅克拉索夫不在《現代人》上發表。薩爾蒂科夫隨後將稿子交給了米哈伊爾·卡特科夫新創辦的《俄羅斯導報》，8月開始連載，作品中對農奴制的辛辣諷刺正好迎合了當時要求社會改革的風氣，作品大受歡迎。很多評論家和文學家如赫爾岑和塔拉斯·舍甫琴科都將薩爾蒂科夫視作果戈理的接班人[9]。1857年，杜勃羅留波夫和車爾尼雪夫斯基分別在《現代人》上發表評論，雖不太贊成他的諷刺風格，但仍稱讚其思想性，認為他的作品「動搖了帝國的根基」。
1857年《俄羅斯導報》又發表了薩爾蒂科夫的劇本《帕祖欣之死》，其內容和《外省散記》相近，不久就被禁演，在評論界也沒有受到好評。薩爾蒂科夫一向對自己的作品嚴格，評論界的不滿導致了他一直沒有發表他於1862-1867年寫成的《陰影》，該劇直到作家去世後二十餘年的1914年才出版並首演。雖然激進的知識分子對薩爾蒂科夫倍加稱讚，薩爾蒂科夫卻並沒有太多積極回應。他更喜歡參與政治活動來改變現實。他的信念是「每個誠實的人都應該幫助政府擊敗頭腦僵化，把持權力的農奴制衛道士。」為此，他寫了一篇改進俄國警察工作體制的報告，沒有得到批准，性格急躁的他和上司發生了激烈爭論，不久他被被任命為梁贊省的副省長。
官場生涯
1858年薩爾蒂科夫不務張揚地到達了梁贊，他居住在小屋子裡，常考察民生和接見訪客，雷厲風行，對來往公文的文字要求簡單明晰，不放過貪污受賄分子，經常維護農民的利益，以至於被稱為「羅伯斯比爾第二」[6]。不久，他與各級貴族和官員的矛盾越來越大，最後在1860年4月調任特維爾省任副省長，在這裡他還親自主持過對虐待自己農奴的地主的審判[4]。1861年改革開始後，自由主義者一篇擁護之聲，薩爾蒂科夫則在《莫斯科新聞》上發表了文章《關於在農民事務上誤解的真正意義上的幾句話》，認為只有自由主義者擁護空洞無物的改革方案，對改革是否能真正改善農民的處境報以懷疑。在《貴族的真正利益何在？》一文里，他認為國家應使用公共財力贖買土地，而非只由農民單方面負擔贖買的費用。
謝德林的文章觸怒了上層官員，他被迫於1862年初遞交辭呈，來到了莫斯科，希望可以創辦自己的雜誌《俄羅斯真理》，但教育部特殊委員會的負責人沒有同意他的請求。當年年底，他回到聖彼得堡，加入了因杜勃羅留波夫去世和車爾尼雪夫斯基被捕正缺少人手的《現代人》編輯部，負責《汽笛》諷刺副刊。1863年2月他的《純潔的故事》和《諷刺散文》兩部集子問世，仍舊針砭時政，揭露各種官場醜事和社會弊端[6]。不久針對屠格涅夫的《父與子》所引起的關於虛無主義的討論，薩爾蒂科夫發表了一系列題為《我國的社會生活》的文章，諷刺德米特里·皮薩利夫對俄國知識分子應該「謙遜地對待自然科學」的號召。皮薩利夫則以《無害的幽默傑作》一文回應，稱薩爾蒂科夫的諷刺作品只是博人一笑，無關痛癢。這一論戰和圍繞著《怎麼辦》的論戰一起被費奧多爾·陀思妥耶夫斯基稱為俄國虛無主義者的分裂[10]。最終薩爾蒂科夫因為和馬克西姆·安東諾維奇的矛盾離開了《現代人》雜誌社。
離開《現代人》的薩爾蒂科夫找不到工作，而他的母親從他婚後就和他關係惡化，不停地向他索取舊債也讓他陷入經濟困難，他不得不找關係重新回到政府職位上去。根據阿甫多特雅·巴納耶娃的回憶錄「正是在那段時間，他的心情變得灰暗，我注意到他有了個新習慣，脖子不停地抽搐，就像他試圖擺脫什麼看不見的繩索的束縛一樣，這一習慣貫穿了他的餘生[4]。1864年11月他被任命為奔薩省的稅務局長，在他的朋友財政部長米哈伊爾·雷特爾恩的支持下，薩爾蒂科夫採取了十分激進的財政改革政策，從而樹敵過多，不得不改任圖拉和梁贊的稅務局長，亞歷山大·斯卡比切夫斯基記下了下屬對他的印象：「他是個少有的官員，雖然他那令人發抖地怒吼讓每個人猥瑣，但沒有人懼怕他，每個人都喜愛他，主要原因是因為他關心下屬的需求並且可以寬容那些不影響工作的細小缺點。」[4]
薩爾蒂科夫起初還堅持在《現代人》上發表文章，但政治風氣愈加惡化，《現代人》最終被查封了。1868年春天和薩爾蒂科夫頻頻發生衝突的梁贊省長遞交了一份正式的抱怨信給曾和薩爾蒂科夫發生爭執的憲兵總監舒瓦洛夫，最終他於1868年7月離開梁贊，官方再也不允許他擔任一切公職[2]。多年後，薩爾蒂科夫對歷史學家M·塞莫夫斯基說，他希望把政府官員生涯從生平中抹去，薩莫夫斯基回應說：「但正是他對俄國官僚結構體積的熟悉和了解才造就了今日的薩爾蒂科夫」，作者也只得表示同意[11]。
祖國紀事
在《現代人》被查封後，涅克拉索夫盡力與上層貴族和審查官員周旋，租來了《祖國紀事》雜誌。回到聖彼得堡的薩爾蒂科夫加入了編輯部，擔任新聞部負責人，他的《時代和標誌和外省通信》開始連載，其主旨是1861年的改革已然失敗，俄羅斯仍舊是農民沒有權利的集權制帝國。「枷鎖取下，但俄羅斯的心靈沒有任何觸動；農奴制廢除了，但只有地主獲益。」[6]。1870年，他的諷刺小說《一個城市的歷史》發表，引起很大爭論，阿歷克謝·蘇沃林在《歷史的諷刺》一文中指責作者有意扭曲俄羅斯的歷史，指責俄羅斯人民。薩爾蒂科夫回應道：「通過展現瘋狂的羈絆下的人民的生活，我所希望的並非是引起讀者的嘲笑，而是喚醒他們心中最苦痛的感覺……我取笑的並不是一個國家的歷史，而是一些事情的狀態」[6]。
1873-1874年《塔什干的老爺們》和《龐巴杜爾先生和龐巴杜爾夫人》兩部短篇小說集出版，揭露某些人在維護祖國利益、發展文化的幌子下掠奪人民的事實。同時《祖國紀事》越來越受到審查機構的阻撓，1874年5月刊甚至被禁止出版，不久被焚毀。1874年底薩爾蒂科夫在母親的葬禮上患上了重感冒，他和妻子的爭吵又加重了病情，直到第二年初才可以下床活動。醫生建議他出國療養，他在巴登-巴登見到了屠格涅夫、索洛古勃等作家，他和屠格涅夫相處的不錯，但不欣賞屠格涅夫的新作《處女地》，認為過於美化舊生活了。薩爾蒂科夫開始醞釀《金玉良言》的寫作。他出國療養期間，涅克拉索夫曾在信中感嘆到「新聞部一直是我們最堅韌的部門，如今變的支離破碎，薩爾蒂科夫勇敢地擔著重擔，我們只能盡力維持。」[2]
1870年代薩爾蒂科夫出售了他在莫斯科的產業，買入了一座聖彼得堡附近的產業，稱其為自己「蒙列波避難所」不善經營的他最後不得不把地產賣出，虧了一大筆錢。1876年5月得知涅克拉索夫重病的消息後，薩爾蒂科夫趕回俄國，8月起實際主持《祖國紀事》。不久他的《金玉良言》開始連載。從這部作品開始，薩爾蒂科夫將諷刺的對象擴展到了俄國新出現的資產階級。他在《蒙列波避難所》（1879）和《一年到頭》裡寫了這一段的經歷。這兩本書都和俄國資本主義的發展有關。他寫道：「祖國是張餡餅，這就是那些狹隘，無恥的頭腦所打的主意」後者趕上亞歷山大二世遇刺後的緊張氣氛，所以沒有寫完[6]。
戈洛夫廖夫老爺
1880年薩爾蒂科夫將《金玉良言》裡的部分內容抽出，大幅擴充後，完成了自己的代表作《戈洛夫廖夫家族的老爺們》，這是一部對俄國社會的基石宗法制進行揭露和批判的長篇小說，反映了一個家族三代人的道德和身體墮落的軌跡。其中新人物「小猶大」已經成為無意識和自我毀滅的利己主義的同義詞[12]。屠格涅夫在1881年5月的信中說：「現在我國的全部文學事業都落在了他的肩上」。不久，他又寫了刺特寫集《在國外》。當時俄國自由派報刊將西歐的資產階級議會制度當做政治理想。薩爾蒂科夫則在承認俄國無論經濟文化都比英、法、德等國落後的基礎上，描繪巴黎公社失敗後西歐資產階級的反動和充滿尖銳矛盾的社會生活[5]。
1882年薩爾蒂科夫寫了《給嬸母的信》，這是在愈加嚴厲的新聞檢查氣氛下進行的。「嬸母」指的是俄羅斯的各類知識分子，謝德林在其中對社會和文化界的各種問題進行了諷刺，期待著俄羅斯知識分子的復活。1883年重病之中的薩爾蒂科夫發表了《當代傻瓜》，進一步諷刺了那些樂於證明自己對當局忠誠的知識分子[2]。這些諷刺作品越來越使得新聞檢查當局不滿，而他自己的性格也較為急躁，缺乏像涅克拉索夫那樣的妥協與周旋能力。《祖國紀事》多次受到警告和撤刊，最終在1884年4月被查封。柯羅連科回憶說「整個俄國出版界都為《祖國紀事》的封禁感到痛苦，當年有血有肉的雜誌如今已經成了虛無。謝德林的生命也因此縮短了許多年。[13]沙皇不僅封禁了《祖國紀事》還勒令其他一切刊物不得吸收薩爾蒂科夫為撰稿人，剝奪了他發表作品的權利。「和我的讀者交談的機會已被剝奪，這比什麼都痛苦」[6]
晚年
年老多病的薩爾蒂科夫仍然堅持創作。他在《歐洲信使》上發表了小說《生活瑣事》，從這部作品起，薩爾蒂科夫從誇張離奇的諷刺風格轉向了平實冷峻的現實風格。另一方面，他開始採用寓言和童話結合形式表達自己對社會問題的看法，最終結成《童話集》出版。去世前不久，他發現岡察洛夫的一篇隨筆《舊世紀的奴僕們》，岡察洛夫將奴僕的不幸歸結於酗酒。薩爾蒂科夫對這種無視農奴制對人的摧殘的態度不以為然，他開始寫作半自傳體小說《波謝洪尼耶遺風》，其中直接採用了平鋪直敘的方法，描繪了1861年改革之前農奴制和宗法制社會的真實面貌，試圖打碎很多作家對「美好的往昔」的懷念。
晚年的薩爾蒂科夫看到了自己對年輕的革命者的影響。1886年列寧的哥哥和姐姐作為學生代表拜訪了薩爾蒂科夫，將其稱作「革命青年最喜愛的作家」，列寧本人也十分喜歡他的作品，經常用薩爾蒂科夫作品中的人物來指代自己的論敵。薩爾蒂科夫去世前不久給兒子的信中說：「熱愛文學超過其他，珍視作家的身份超過其他頭銜……除了文學之外，沒有美德、快樂和生命。」[2]他還給尼古拉·米哈伊爾洛夫斯基寫信說「你知道，俄羅斯有著某些詞彙：榮譽，祖國，人性，他們都值得從記憶中喚起」[14]，為此他打算寫《被忘記的詞彙》，但沒能開始。勉強寫完《波謝洪尼耶遺風》後不久，薩爾蒂科夫就因中風去世。按照他的遺囑，葬於沃爾科夫公墓屠格涅夫的墓旁。
影響與評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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薩爾蒂科夫-謝德林被認為是俄羅斯文學史上最偉大的諷刺作家之一。他被稱為「諷刺百科全書」，他最先諷刺的對象是農奴制，農奴制廢除後他的諷刺之筆開始擴展到社會的各個方面，揭露貪污腐敗、官僚主義、知識分子的投機、官員的貪婪和無恥，同時也批評俄國平民的渾渾噩噩和無動於衷[6]。由於薩爾蒂科夫-謝德林的作品針對的都是當時俄國社會的種種問題，帶有極其鮮明的時代性，所以除了具有重要的文學價值外還有歷史和文化價值，但在種種落後制度已然消失的如今，他的作品對於文學愛好者太歷史，對於歷史研究者來說筆調又過於誇張，這導致了他成為「一位頗受崇敬卻少有人讀的十九世紀的俄國作家。」[1]
對薩爾蒂科夫-謝德林的評價一直有兩派觀點，他同時代的人中，尼古拉·皮薩列夫等人為薩爾蒂科夫-謝德林的諷刺過於膚淺；阿列克謝·蘇沃林等人則批評作家醜化俄羅斯人民。作家自己堅信自己並非是否定一切，但長久遭受攻擊也讓他苦惱，1882年他寫了一封信給屠格涅夫傾訴，屠格涅夫，屠格涅夫回信說：「你是薩爾蒂科夫-謝德林，一位突然間在我國文學上刻下獨特印記的作家，這就是為什麼你被仇恨或是喜愛，取決於讀者是誰。這是你投身文學真正的產出，你必須為此而高興」柯羅連科也認為「一個深深地沉浸在時代痛苦中的人，必須有偉大的道德力量才能寫出讓大家都發笑的文字」[13]
對薩爾蒂科夫-謝德林的爭論一直延續到20世紀初，洛扎諾夫和梅列日科夫斯基等人繼承了蘇沃林的觀點，認為薩爾蒂科夫的作品充滿了俄國社會的陰暗面，缺乏愛國主義與民族精神。而馬克西姆·高爾基在1909年寫到「他的諷刺作品的力量是巨大的，首先是因為他們是如此的真實，其次是他預知了從1860年代至今俄國社會所經歷的道路」[6] 。由於馬克思、列寧和約瑟夫·史達林都對薩爾蒂科夫-謝德林評價甚高，列寧還強調要「不時在《真理報》上回憶、引證並解釋謝德林」，導致了十月革命之後對他的評價呈現一邊倒的讚揚趨勢。
中國最早譯介薩爾蒂科夫的作品是在1934年，魯迅主編的《譯文》第1卷第2期發表了《饑饉》（即《一個城市的歷史》中的一章）。魯迅在譯者附記中說到「因為那作品富於社會批評的要素，主題又太與他本國的社會相密切，所以被紹介到外國的就很少」「作者的鋒利的筆尖，深刻的觀察，卻還可以窺見。」。《戈洛夫廖夫老爺們》、《薩爾蒂科夫寓言》等書的中譯本在1940年代面世。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後，《一個城市的歷史》和他的其他作品也陸續被譯成中文出版。
主要作品
- 《矛盾》（1847）尖銳地提出了社會不平的問題，主人公納吉賓是一個具有高尚理想的貴族，他面對可怕的現實，經常思考的問題是：為什麼有人乘馬車，你我卻在泥路上行走？他要求改變這種現實。
- 《錯綜複雜的事件》（1848），作者借主人公伊凡·薩莫伊雷奇·米丘林的夢說明：社會像一個金字塔，塔尖是沙皇和少數特權人物，塔底則是被壓迫被侮辱的廣大民眾。
- 《外省散記》（1856），無情抨擊沙皇的專制統治和外省貪官污吏們荒淫無恥、腐化墮落的生活，描寫了廣大人民受奴役的處於無權地位的窘境，並且指出，這種腐敗、專橫暴虐是俄羅斯的普遍現象。
- 《一個城市的歷史》（1869～1870）以借古諷今的筆法和怪誕的誇張，描寫「愚人城」歷任市長殘酷、暴虐、昏庸無能和荒淫無恥的行徑；「市長揮鞭，居民發抖」，諷刺整個俄羅斯專制政體仍是一架壓榨人民的機器。同時也諷刺了渴望強人政治的民眾「就算把我們摞成一堆，四面放火……只要主子還在，我們就能忍受。」
- 《龐巴杜爾先生和龐巴杜爾夫人》（1863～1874）是一部諷刺故事集，包括20多個短篇，針砭對象是農奴制改革後的城市官僚，他們飽食終日，無所事事，卻狂妄無恥，高喊改革，一旦爬上高位便為所欲為，過著比改革前更腐爛更無恥的生活。
- 《塔什干的老爺們》（1869～1872），描寫貪官污吏與新興資產者，揭露他們乘沙俄向中亞擴張之機，從中大飽私囊。
- 《金玉良言》（1872～1876）的矛頭指向了新興資產階級掠奪者——工廠主和富農，中心人物傑魯諾夫是一個典型的資產階級掠奪者，他不擇手段盤剝農民，盜竊國家資財。
- 《戈洛夫廖夫一家》（1875～1880）是其代表作。作者以超群的藝術筆力，描繪地主家庭的衰敗與滅亡。家人之間的爾虞我詐，百無聊賴的頹廢寄生生活，都真實而深刻地反映出貴族之家的腐朽性與必然滅亡的命運。慣於說空話假話、干盡壞事的猶大什卡（小猶大），是貪婪陰險的偽善者的典型。
- 《在國外》（1880-1881）
- 《童話集》（1882～1886）的鋒芒依然是對準專制制度，鞭笞愚蠢落後。其中有寫愚蠢殘暴的沙皇官吏的《熊都督》；有反映農民與地主關係的《野地主》；有諷刺自由派的《自由主義者》；有針砭奴性的《忘我的兔子》；還有為被壓迫被奴役者悲慘處境吶喊的《老馬》等。這些童話短小精幹，寓意深刻，富於哲理性和諷喻性，不久也被禁止發表[15]。
- 《生活瑣事》（1886～1887）
- 《波謝洪尼耶遺風》（1887～1889）由三十一章組成。該書在廣闊的背景上，通過對壓迫者和被壓迫者的眾多形象的描繪，交織成整個俄國農奴制黑暗生活的畫幅。貫串全書的「主人公」是農奴制。聯繫所有人物的統一情節，是農奴制下的「日常生活」[5]。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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