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基百科

維德孔·奎斯林

挪威軍政人物，二戰納粹德佔區傀儡政權總理

維德孔·亞伯拉罕·勞里茨·容松·奎斯林（挪威語：Vidkun Abraham Lauritz Jonssøn Quisling；1887年7月18日—1945年10月24日），挪威軍官和政治人物，第二次世界大戰納粹德國占領挪威時期（挪威總督轄區）總理。

維德孔·奎斯林
Vidkun Quisling
挪威首相
任期
1942年2月1日—1945年5月9日
與國家總督（英語：Reichskommissar）約瑟夫·特博文同時在任
挪威國防大臣（英語：Minister of Defence (Norway)）
任期
1931年—1933年
總理
前任托爾蓋·安德森-李斯特（英語：Torgeir Anderssen-Rysst）
繼任延斯·伊薩克·德·朗厄·科布羅（英語：Jens Isak de Lange Kobro）
個人資料
出生維德孔·亞伯拉罕·勞里茨·容松·奎斯林
Vidkun Abraham Lauritz Jonssøn Quisling
(1887-07-18)1887年7月18日
瑞典和挪威聯合王國泰勒馬克郡菲勒斯達爾
逝世1945年10月24日(1945歲—10—24)（58歲）
 挪威奧斯陸阿克斯胡斯城堡
政黨
其他政黨
配偶
簽名

1921年俄羅斯饑荒期間，奎斯林和弗里喬夫·南森共同於伏爾加地區（英語：Volga region）組織人道主義援助活動，獲得國際聲譽。此後奎斯林擔任挪威駐蘇聯外交人員，亦代表英國行使在蘇外交職責。1929年他返回挪威，並於日後出任彼得·科爾斯塔（英語：Peder Kolstad）（1931年–1932年）及延斯·洪德塞德（英語：Jens Hundseid）（1932年–1933年）所領導的農業黨政府國防大臣（英語：Minister of Defence (Norway)）。

1933年奎斯林退出農業黨，組建新法西斯政黨全國團結黨。他對挪威左派發起攻擊，由此獲得一定支持，但仍不足以獲取任何挪威議會議席。1940年時的全國團結黨仍僅為一邊緣政黨。1940年4月9日，德國入侵挪威，奎斯林發動世界史上首次廣播電台政變，試圖奪取政權，但德方拒絕支持他領導的政府，政變就此失敗。

1942年至1945年，奎斯林擔任挪威總理，同德占挪威平民（非軍事）領導人約瑟夫·特博文共同領導挪威總督轄區（實際領導人是特博文）。其領導的總督轄區政府奎斯林政權主要由全國團結黨人組成，參與通敵活動，並協助了納粹德國最終解決方案的執行。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奎斯林被捕並送上法庭，所控侵吞公款、謀殺及叛國罪名成立，判處死刑。1945年10月24日，奎斯林於奧斯陸阿克斯胡斯城堡受行刑隊槍決。奎斯林在生前和逝後均不受好評，「奎斯林」（quisling）在歐洲多國語言中成為通敵者或賣國賊的代名詞。

早年生活

 
維德孔·奎斯林（最左）及其家人。約1915年攝

背景

維德孔·亞伯拉罕·勞里茨·容松·奎斯林（挪威語發音ⓘ），1887年7月18日生於瑞典和挪威聯合王國的泰勒馬克郡菲勒斯達爾，父親為約恩·勞里茨·奎斯林（Jon Lauritz Qvisling，1844年–1930年），挪威教會牧師及系譜學家，母親為安娜·卡羅琳娜·邦（Anna Caroline Bang，1860年–1941年）[1]，船東及南挪威格里姆斯塔首富約恩·邦（Jørgen Bang）之女[2]。1870年代約恩·奎斯林在格里姆斯塔擔任教師，安娜·邦為其學生，兩人議定婚事，並最終於1886年5月28日成婚。新婚夫婦二人隨即遷至菲勒斯達爾，並生下維德孔及其弟妹[2]。

「奎斯林」一姓源於「奎斯林努斯」（Quislinus），為奎斯林祖先勞里茨·易卜生·奎斯林（Lauritz Ibsen Quislin，1634年–1703年）所創。老奎斯林原籍為丹麥日德蘭克維斯勒馬克，「奎斯林努斯」是老奎斯林為該村所創的拉丁化寫法[3]。維德孔有兩個弟弟和一個妹妹[4]，幼年「羞澀、安靜，但忠實且樂於助人，一貫友善，偶爾顯出溫暖笑容」[5]。史學家發現的私人信件表明奎斯林一家關係和睦親切[6]。1893年至1900年，約恩·奎斯林為德拉門斯特姆瑟區隨行神職人員，維德孔在此開始接受教育。他的泰勒馬克口音較重，因此屢遭同學欺凌，但個人學習成績頗佳[7]。1900年，約恩受任希恩市教長，奎斯林一家就此遷往希恩[8]。

奎斯林在人文學科（尤其是歷史）和自然科學方面頗具才華，擁有數學專長，但此時他的人生前途未定[9]。1905年，奎斯林就讀挪威陸軍學院，其入學考試成績為當年250名申請者中最高[9]。1906年奎斯林轉學至挪威軍事學院（英語：Norwegian Military College），畢業時成績為學院自1817年成立以來史上最高，由此受到國王接見[8][9]。1911年11月1日，奎斯林加入挪威陸軍參謀部[9]。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挪威保持中立。奎斯林本人對和平運動頗為反感，但戰爭造成的人員傷亡使他略有所轉意[10]。奎斯林在俄羅斯有五年的學習經歷，由此在1918年3月獲得了擔任挪威駐彼得格勒公使館隨員的機會[8][11]。他對當地生活條件很是反感，但仍得出「布爾什維克牢牢掌控了俄國社會」這一結論，並對托洛茨基動員蘇聯紅軍的能力表示了極大讚許[11]。他認為亞歷山大·費奧多羅維奇·克倫斯基給了俄國人民太多的權利，導致了俄國臨時政府最終的崩潰。1918年12月公使團返回挪威，奎斯林成為挪威軍方的俄羅斯事宜專家[12]。

遊歷

 
奎斯林與第二任妻子瑪麗亞（英語：Maria Quisling）。

1919年9月，奎斯林離開挪威前往赫爾辛基，擔任挪威外交代表團情報人員，其職責結合了外交與政治[14]。1921年秋，在探險家和人道主義家弗里喬夫·南森邀請下，奎斯林再次離開挪威，並於1922年1月抵達烏克蘭首都哈爾科夫，參與國際聯盟組織的人道主義援助活動[15][16]。奎斯林撰寫報告，明確指出了當地的處置失當問題及每日近萬人的死亡數量，展示了他傑出的行政管理能力和獲其所欲的決心[17]。8月21日，奎斯林同俄籍小販之女亞歷山德拉·安德烈夫娜·沃羅寧娜成婚[18]。亞歷山德拉在回憶錄中稱奎斯林對她宣告了愛意[19]，而私人信件及奎斯林表親調查則表明二人從未真正相愛。奎斯林與亞歷山德拉成婚的目的似乎僅是為她提供挪威護照和財政支持，由此幫助她脫離貧困而已[20]。

1922年9月奎斯林離開烏克蘭。1923年2月，奎斯林和亞歷山德拉重返哈爾科夫，繼續提供人道援助。南森稱奎斯林所作出的貢獻「絕對不可或缺」[20][21]。奎斯林認為當地狀況改觀顯著，新挑戰不多，和上次相比較為無趣。在此時期他邂逅了烏克蘭裔的瑪麗亞·瓦西里耶夫娜·帕謝茨尼科娃（英語：Maria Quisling）（比他年輕十歲）。瑪麗亞日記稱二人在1923年夏天發展了一段婚外戀情[20]。她稱奎斯林的俄語水平、雅利安外貌及優雅舉止給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22]。兩人似乎於1923年9月10日在哈爾科夫成婚，但無法律文件能夠證實這段婚事。奎斯林傳記家漢斯·弗雷德里克·達爾稱兩人從未正式締結婚約[23]。即便如此，奎斯林和瑪麗亞平日形同夫婦，並進行了結婚周年慶祝。二人成婚後不久援助行動告終，奎斯林、亞歷山德拉和瑪麗亞三人離開烏克蘭。1923年夏天他們計劃在巴黎度過一年。瑪麗亞希望遊歷西歐，奎斯林在冬季受到間歇性胃痛困擾，希望獲得休息[23]。

巴黎、東歐與挪威

奎斯林需自挪威陸軍暫時退伍才能前往巴黎，但他逐漸意識到自己將再也無法重返軍營——陸軍裁軍進程意味著當他返回時軍方將無職位空缺[24][注 1]。抵達巴黎後，奎斯林將大部分時間投入學業，閱讀政治理論並鑽研個人哲學理念（他稱之為「大融合主義」）。1923年10月2日，奎斯林說服奧斯陸《時代印跡》日報刊登其所作文章，呼籲承認蘇聯政府[25]。1923年末，奎斯林提前離開巴黎，前往索菲亞，協助南森在巴爾幹開展人員遣送事宜。此後兩個月他與瑪麗亞共同旅行。1月瑪麗亞返回巴黎，照看亞歷山德拉（此時對外稱奎斯林和瑪麗亞的領養女兒），2月奎斯林亦前往巴黎同二人會合[26]。

1924年夏，三人返回挪威。此後亞歷山德拉前往尼斯與伯母同居，終身未返[27]。奎斯林承諾繼續照顧她，但經濟援助時斷時續，此後鮮有機會親自探訪[28]。返回挪威後，奎斯林投身共產主義挪威勞工運動（日後他對此表示後悔），呼籲建立人民民兵組織以抵禦反動力量，但並無成效[27]。他還主動向參與運動人士提供參謀部信息，但無人有意。考慮到奎斯林未來的政治發展方向，這一時期他的極左翼活動顯得尤其出格。達爾的觀點是奎斯林經歷保守童年，此時「失業、沮喪……痛恨參謀部……在政治上愈發激進」[29]。達爾還稱奎斯林這一時期的政治理念可概括為「社會主義與民族主義的結合」，並支持俄國蘇維埃政權[30]。

俄羅斯及盧布醜聞

1925年南森再次為奎斯林提供從業機會。兩人前往亞美尼亞，希望獲取國際聯盟資助，協助亞美尼亞裔歸國，然而二人提議均遭否決。1926年5月，奎斯林找到了新下家——現居莫斯科的挪威舊友弗雷德里克·普里茨（英語：Frederik Prytz），協助普里茨同蘇聯政府打交道（普里茨的奧涅加木材公司一半為蘇聯政府所有）[31]。1927年初普里茨公司準備關張，奎斯林開始從事外交事宜。此時英國在蘇聯的外交活動由挪威代理，奎斯林便成為了公使團新秘書。1928年末瑪麗亞亦遷至俄國，同奎斯林會合。此後奎斯林和普里茨陷入重大醜聞，二人被控經由外交渠道偷運數百萬盧布入俄國黑市。這一控訴日後屢次提及，亦用於指控奎斯林「道德破產」。同時奎斯林亦被控協助英國進行情報活動，但此二罪名均未得到證實[32]。

俄國政治逐漸走上強硬路線，奎斯林也就此同布爾什維克劃清界限。蘇聯政府直接否決了他的亞美尼亞計劃，並對南森救濟1928年烏克蘭饑荒的舉措進行阻撓。奎斯林對此大為光火。1929年，英國方面決定親自接管外交事宜，奎斯林即藉此機會離開了俄國[33]。奎斯林獲授大英帝國司令勳章以表彰其對英國做出的貢獻[33]（1940年英國國王喬治六世撤回了這一榮譽）[34]。為表彰他此前從事的人道主義活動，奎斯林還獲授了羅馬尼亞王冠勳章和南斯拉夫聖薩瓦勳章[33]。

早年政治生涯

終返挪威

奎斯林過去十二年中的九年在國外度過，在挪威陸軍之外亦無從政經驗。1929年12月，奎斯林返回挪威，開展所謂的「挪威運動」（Norsk Aktion）[35]。行動組織包括全國、地區及地方組織，招納人員方式與蘇聯共產黨相似。同法國右派法蘭西運動相似，挪威運動鼓吹激進憲政改革，重組挪威議會為兩院制，第二院以蘇聯方式自工人階層選舉代表[36]。奎斯林的設想更似一軍事組織而非政治組織。「挪威運動」的成員都將有其內部的軍事頭銜[37]。

奎斯林在革命後俄國廉價購得大量文物和藝術品，然後在挪威大規模出售[38]。他的藏品包括近200幅繪畫，其中一些據說為倫勃朗、戈雅和塞尚等名家所作，包括所謂「真寶」，保險額近30萬挪威克朗[38]。1930年春奎斯林再次同普里茨聯手，同中年軍官和商人進行定期小組會議。這一組織日後被稱為「典型法西斯主義初始組織」。普里茨計劃藉此將奎斯林推上政治舞台[39]。

1930年5月13日南森過世。奎斯林利用自己同《時代印跡》主編的友誼，於5月24日在日報頭版刊登本人撰寫的文章《弗里喬夫·南森之死政治所見》（Politiske tanker ved Fridtjof Nansens død）[40]。在文章中奎斯林列出十點倡議，稱這些倡議將實現南森對挪威的設想，包括「強大且公正的政府」以及「著重於種族和傳統」[39]。這一主題在他的新書《俄羅斯與我們》（Russland og vi）中得到了延續，新書的內容在1930年秋季於《時代印跡》上連載[41]。此書呼籲向布爾什維克開戰，種族主義立場鮮明，奎斯林也由此在政壇受到廣泛關注[39]。他在先前由南森領導的祖國聯盟（英語：Fatherland League (Norway)）奧斯陸委員會獲得一席位（奎斯林先前對此組織並無太大興趣），並與普里茨新創運動挪威北歐人民起義（書面挪威語：Nordisk Folkereisning）（Nordisk folkereisning i Norge），中央委員會由31人組成，奎斯林為其行政核心，稱「元首」（fører）——不過他對這一稱呼並無太大好感[42]。組織首次會議由1931年3月17日召開，宣告運動目標為「消滅外來墮落共產主義叛亂」[43]。

國防大臣

1931年5月，奎斯林退出北歐人民起義，加入由彼得·科爾斯塔（英語：Peder Kolstad）領導的農業黨政府，出任國防大臣一職。奎斯林本人並非農業黨人，同科爾斯塔亦無朋友關係[44]。挪威農業報紙《國家報》編輯托瓦爾·奧達爾（英語：Thorvald Aadahl）受普里茨影響，將奎斯林推薦給了科爾斯塔[45]。諸多挪威議會議員對此任命感到頗為意外[46]。上任初始，奎斯林面臨所謂「門斯塔之戰」這一嚴重勞工糾紛。他派出軍隊進行維穩行動[45][47][48]，受到左翼人士廣泛批評。此後奎斯林先前的「民兵」計劃為大眾所知。他隨即將注意力轉向共產黨勢力及其「威脅」[49]，起草「革命工會反對派」領袖名單，包括在門斯塔起事者。名單中的一些人後來以顛覆及對警察施暴罪名遭到起訴[45]。奎斯林還組織了一支常備民兵隊伍，用於反革命目的（而非他先前設想的革命單位）。雖然裁軍後挪威預備役中有大量初級軍官可供選擇，至1934年民兵只建立起了七個單位，人數不足千人，最終因資金不足而解散[50]。1930年至1933年某時，奎斯林與亞歷山德拉的婚姻正式宣告終結[51]。

1932年中期，北歐人民起義被迫重新強調奎斯林並非該黨成員，並宣稱本黨並無任何法西斯主義或國家社會主義元素[50]。即便如此，奎斯林仍然時常遭受批評，頻繁登上頭條，但同時他亦樹立了守紀高效行政者的個人形象[50]。1932年2月2日，一持刀者闖入奎斯林辦公室，將胡椒粉撒在他臉上。一些報紙稱此人是奎斯林清潔工的丈夫，因嫉妒而對他進行了攻擊。一些與工黨有聯繫的報紙則反稱此事件為奎斯林自導自演[52][53]。1932年11月，工黨人士約翰·尼高斯沃爾在挪威議會提出了這一理論[54]，有人開始建議以誹謗罪名起訴尼高斯沃爾[55]，但最終無人起訴，襲擊者的真實身份亦從未得到確認。日後奎斯林稱此人的意圖是偷取瑞典中校威廉·克倫送來的軍事文件[52][注 2]。所謂的「胡椒粉事件」導致奎斯林的名聲愈發兩極分化。政府擔心蘇聯已在挪威成功撒播了工業動盪的種子[57]。

1932年3月科爾斯塔過世，延斯·洪德塞德（英語：Jens Hundseid）組建新農業黨政府，出於政治原因奎斯林得以繼續擔任國防大臣，但兩人關係一向不佳[58]。洪德塞德和奎斯林本人均持續陷入各種爭端[59]。同年4月8日，奎斯林本當前往議會為「胡椒粉事件」進行個人辯護，但他轉而對工黨和共產黨發動嚴厲抨擊，稱兩黨黨員為罪犯以及「祖國和我國人民的公敵」[57]。挪威右派對奎斯林的支持率急劇攀升，153人簽署聯名信，要求政府對工黨和共產黨進行調查。此後數月數萬挪威人亦加入到運動中來，奎斯林夏季的公共演講時常人滿為患[57]。然而挪威議會卻認為奎斯林是自斷了前程，稱他缺乏證據，且質問倘若革命威脅如此嚴重，他為何拖延到現今才公布這一狀況[57]。

廣受歡迎黨首

1932年至1933年初，普里茨在北歐人民起義中的影響力逐漸下降，律師約翰·貝恩哈爾·約爾特（英語：Johan Bernhard Hjort）取代普里茨成為運動領袖。由于吉斯林日漸受歡迎，約爾特執意同他進行協作。兩人共同制訂了一系列右翼政策，包括取締革命性質黨派（包括由第三國際在內的外國勢力資助的黨派）、剝奪接受社會福利補助者的投票權、免除農業債務及審查公共財政[60]。1932年的庫爾曼事件中，奎斯林對挪威海軍上校及和平主義鼓動者奧拉夫·庫爾曼（英語：Olaf Kullmann）態度強硬，受到首相洪德塞德批評，奎斯林同首相就此決裂。他向內閣成員發出備忘錄，提議推行經濟和社會改革，並要求首相辭職[61]。洪德塞德政府逐漸崩潰，奎斯林本人的名望也達到了頂峰，被稱為「年度人物」，選舉前景大好[61]。

奎斯林雖提出了一些新政策，一些圈內人士仍舊希望走內閣政變這一途徑。奎斯林日後稱他考慮過武力推翻政府，但2月自由黨成功迫使洪德塞德政府倒台。在約爾特和普爾茨推動之下，北歐人民起義轉變為全國團結黨政黨，意在參與十月舉行的大選。奎斯林更傾向領導全國運動而非挪威七個政黨之一，對此略感失望。全國團結黨對外宣布若其他政黨候選人願意支持「建立強大穩定的全國政府，不受黨派政治影響」這一核心主張，他們將獲得全國團結黨的選舉支持。由於政壇此時已近飽和，全國團結黨並未立即獲得成功，但其支持率仍然穩步攀升。政黨理念受到納粹影響，鼓吹中央權力及強勢元首，重視政治宣傳，獲得奧斯陸上層階級人士的支持。全國團結黨因此獲得了「富人黨派」的名望[62]。

挪威農民援助協會向全國團結黨尋求財政支持，全國團結黨也由此獲得了政治影響力及一系列經驗豐富的政黨官員。然而，由於保守黨亦吸納了大量右派選民，全國團結黨從未能夠成功建立廣泛的反社會主義選民聯盟[63]。奎斯林本人演說能力有限，許多選民也僅是通過他的醜聞才知道全國團結黨而已。在十月份舉行的選舉（英語：Norwegian parliamentary election, 1933）中全國團結黨表現平平，獲得27,850張選票，占全國選票近百分之二，而在其派出候選人參選的選區亦只獲得近百分之三點五的選票[64]。選舉後全國團結黨成為挪威第五大黨，位於共產黨之前，保守黨、工黨、自由黨和農業黨之後，未獲得議會席位[64]。

衰落政黨之元首

選舉結果令人失望，奎斯林變得愈發強硬，不願進行談判或妥協[65]。1934年3月全國團結黨最後一次試圖建立右翼政黨聯盟未果。自1933年年末始，全國團結黨開始推行有自身特色的國家社會主義。然而該黨在議會中沒有席位，無力推動憲政改革以實現其遠大理想。奎斯林試圖直接將議案送上議會，但迅速遭到否決[65]。全國團結黨逐漸走向衰落。1935年夏，奎斯林對其政敵稱自己若獲權力「有人將掉腦袋」，由此登上頭條。這一事件嚴重損害了奎斯林及其政黨的聲譽，此後數月多名政黨高層人物宣布辭職，其中包括凱·菲耶爾（英語：Kai Fjell）和奎斯林的弟弟約恩[66]。

奎斯林開始同國際法西斯運動人士進行接觸，並於十二月參加了1934年蒙特勒法西斯會議。然而此時正逢義大利非法入侵阿比西尼亞（英語：Abyssinia Crisis），奎斯林同義大利法西斯的接觸非常不合時宜[67]。自蒙特勒歸來後奎斯林會見了納粹思想家及外交政策理論家阿爾弗雷德·羅森堡。奎斯林稱自己的政策為義大利法西斯主義和德國納粹主義的融合。他的反猶太立場亦愈發強硬，將猶太文化同馬克思主義、自由主義乃至一切他反對的理念聯繫起來。全國團結黨和德國納粹黨也愈發相似。由此到1936年大選時，奎斯林的政敵已經給他牢牢扣上了「挪威希特勒」這頂帽子[68]。挪威政府接受蘇聯請求，試圖逮捕托洛茨基，全國團結黨支持率由此意外提升，但在選舉上仍舊未獲成功。奎斯林本人聲稱全國團結黨有近十萬名支持者，將至少獲得十個議會席位，但全國團結黨最終僅僅獲得26,577張選票，尚不抵1933年的選舉結果，而在1933年該黨只在全國一半的選區派出了候選人參選[69][70]。全國團結黨由此宣告分裂，分離派由約爾特領銜。只有不足50名黨員立即宣布離黨，但在1937年更多數量的黨員亦逐漸離去[71]。

第二次世界大戰

1939年，奎斯林開始關注挪威的備戰狀況。他認為挪威必須大幅度增加國防開支才能保持中立地位。他還進行了題為《挪威猶太人問題》的巡講[72]，並對阿道夫·希特勒表示支持。奎斯林對水晶之夜進行了譴責，但後來在希特勒五十歲生日時仍舊寄出祝福，感謝希特勒「保護歐洲免受布爾什維克和猶太統治」[73]。1939年奎斯林認為倘若英國和俄國結盟，挪威將無法保持中立，必須「跟德國走」[74]。1939年奎斯林接受邀請訪問德國，遊歷了一系列德國及丹麥城市，在德國尤其受到歡迎。德方承諾將資助全國團結黨，幫助傳播親納粹情緒。9月1日，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奎斯林見證了德軍的效率，認為自己的設想是正確的。他堅信全國團結黨將很快走出低谷，成為政壇的焦點[74]。

此後九個月奎斯林繼續領導全國團結黨，但該黨此時仍舊於挪威政壇處邊緣地位[74]。他仍舊積極參與政治活動，並於1939年10月和普里茨共同提出設想，建議英國、法國和德國議和並於日後加入經濟聯盟，但這一設想未能成行。奎斯林亦認為德國日後必須對蘇聯開戰（此時蘇聯尚為德國盟友）。12月9日他前往德國，向德國官員闡述了自己多方面的計劃[75]。德國官員對他的計劃大為讚許，他由此也獲得了會見希特勒的機會，會期為12月14日。奎斯林的聯絡人認為他應當藉此機會，勸服希特勒支持挪威親德政變[注 3]，由此德國可在挪威設立海軍基地；此後挪威將在名義上儘可能久地保持中立，然後最終歸入德國而非英國的勢力範圍[77]。史學家不確定奎斯林本人是否意識到了這一舉措的戰略內涵。在柏林進行的會前會晤中，奎斯林派出操流利德語的阿爾貝特·哈格林（英語：Albert Viljam Hagelin）（日後奎斯林政府內政大臣）向德國官員傳達相關訊息，但哈格林為人常有誇大言辭的傾向[78]。顯然對於德國是否應當參與入侵這一問題，奎斯林和其德國聯絡人並未明確達成一致[79]。

1939年12月14日，奎斯林與希特勒進行了會晤。希特勒承諾倘若英國入侵挪威（R4計劃（英語：Plan R 4）），德國將會作出回應，亦有可能自行先發對挪威進行入侵。他認為奎斯林提出的挪威政變和英德和約兩點設想很不切實際。即便如此，全國團結黨仍將獲得德國資助[注 4]。兩人四日後進行了第二次會晤。此後奎斯林起草致希特勒備忘錄，明確稱自己不是國家社會主義者[79]。德方秘密進行籌備，刻意沒有告知奎斯林。除此之外奎斯林亦受病痛困擾（可能為腎炎），但他拒絕入院治療。1940年3月13日他重新投入工作，但此後數周其病仍舊未愈[81]。與此同時阿爾特馬克號事件爆發，挪威愈發難以保持其中立地位。希特勒尚不確定德國占領挪威是否要經過挪威政府的邀請。3月31日奎斯林略不情願地前往哥本哈根，會見納粹情報官員，提供挪威防禦狀況相關信息。4月6日奎斯林返回挪威。4月8日英國發動威爾弗雷德行動，挪威就此捲入第二次世界大戰。由於盟軍已經進入挪威領海，奎斯林認為德方將一如既往迅速作出回應[82]。

德軍入侵及政變

1940年4月9日凌晨，德軍發動威瑟演習作戰，意在佔領丹麥和挪威，俘獲挪威國王哈康七世、挪威首相約翰·尼高斯沃爾及挪威內閣成員。然而挪威議會議長及保守黨人C·J·漢布羅（英語：C. J. Hambro）早已做好準備，將國王及內閣疏散至挪威東部的哈馬爾[83]。德軍布呂歇爾號重巡洋艦所承載人員原定將奪取挪威政權，但在奧斯陸峽灣中遭奧斯卡斯堡要塞（英語：Oscarsborg Fortress）發射的火炮和魚雷擊沉[注 5]。德軍先前預計挪威政府將迅速投降並建立親德政府。在此二設想全部落空的情況下，德軍仍舊繼續發動入侵行動。奎斯林同德方進行數小時討論，決定必須立即發動政變，但這一舉措並不為德國大使庫爾特·布羅埃爾（英語：Curt Bräuer）及德國外交部所看好[85]。

當日下午，德方聯絡員漢斯·威廉·沙伊特向奎斯林發出通知，稱奎斯林所組建政府必須經過希特勒親自批准。奎斯林起草內閣成員名單，並同時稱合法政府拋棄了挪威人民（政府班子僅轉移至50公里（31英里）距奧斯陸的埃爾沃呂姆而已）[注 6]。

與此同時，德軍成功占領奧斯陸，並於17時30分命令挪威廣播停播[88]。在德方支持下，奎斯林於19時30分進入奧斯陸挪威廣播中心，宣布組建新政府，本人為新首相，亦宣布撤銷先前對德動員令[88][89]。此時奎斯林政府的合法性仍未受認可。他下令其軍中好友及埃爾沃呂姆軍隊指揮官漢斯·S·希奧特上校和奧斯陸警察局長克里斯蒂安·維爾哈文（英語：Kristian Welhaven）逮捕政府成員，但兩次命令均遭無視。22時00分，奎斯林再次進行廣播，重申先前訊息並閱讀新內閣成員名單。希特勒信守承諾，於24小時內宣布承認並支持由奎斯林領導的挪威新政府[88]。此時挪威炮台仍舊向德軍開火。4月10日3時00分，奎斯林遵從德方指示，命令博勒納挪威要塞停止抵抗[注 7][91]。民眾當時認為德方原先的計劃即是協助奎斯林奪權並建立傀儡政府[92]。

奎斯林此時達到了其政治生涯的新高度。4月10日，布羅埃爾前往埃爾沃呂姆會見尼高斯沃爾政府（英語：Nygaardsvold's Cabinet）成員，傳達希特勒指令，要求哈康任命奎斯林為新政府首腦，保證權力和平移交。哈康拒絕了這一要求[93]，並向內閣成員宣布自己寧可退位也不會支持奎斯林政府。內閣投票一致支持國王立場[94]，並呼籲挪威人民繼續進行抵抗[93]。德方意識到奎斯林無法獲得大眾支持，於是放棄支持其政府，決定新建獨立行政機構。在布羅埃爾、約爾特及一系列政敵協作之下，奎斯林就此失去權力，即便是他的政治盟友（如普里茨）亦背棄了他[93]。

希特勒向奎斯林發出信函，感謝奎斯林的貢獻，並為保全其顏面（奎斯林日後或許會成為挪威領袖）承諾在新政府中為其提供崗位。4月15日權力移交完成，挪威行政委員會建立，希特勒仍堅信國王將最終承認這一政府[95]。奎斯林的國內和國際聲望迅速落至最低點，被斥為叛徒和失敗者[96]。

政府首腦

哈康迅速宣布行政委員會為非法，由此表明德方永遠不會得到他的支持。希特勒愈發不耐煩，於4月24日任命德籍約瑟夫·特博文為挪威總督，直接對元首負責。特博文與奎斯林關係不佳，不認為全國團結黨和奎斯林應當參與新政府運作[97]。六月特博文做出讓步，允許全國團結黨參政，但仍舊對奎斯林持懷疑態度。6月25日，他逼迫奎斯林辭去全國團結黨黨首一職，並將奎斯林派往德國進行短暫休假[97]。8月16日，奎斯林與希特勒進行會晤，成功說服了元首。8月20日，在羅森堡和海軍元帥埃里希·雷德爾協調之下，奎斯林「勝利」重返挪威，成為政府首腦，重建全國團結黨並將更多盟友引入內閣[98]。特博文聽從上級指示，通過廣播向挪威人民宣告全國團結黨為唯一合法政黨[99]。

截至1940年年底，挪威君主制度已經名存實亡，所剩下的僅為挪威議會及一類似內閣的機構。全國團結黨為唯一親德政黨，其權力將得到扶植，但同時特博文領導的總督轄區將保有統治權。奎斯林將擔任代理首相，十三名「內閣」成員中將有十名來自全國團結黨[100]。他計劃掃除「法國大革命的毀滅性理念」，包括多元主義及議會體系。地方層面，宣布效忠全國團結黨的市長將獲得更大權力。奎斯林政府大力資助受其管控的文化機構，但理論上挪威仍舊擁有新聞出版自由。政府亦嚴格限制避孕用品以保護北歐基因[101]。全國團結黨黨員人數大幅增加，略超3萬人，但即便奎斯林對該黨發展前景十分看好，全國團結黨仍舊始終未達4萬人[102]。

 
1941年海因里希·希姆萊訪問挪威。前排為奎斯林、希姆萊、特博文和德軍挪威總司令尼古拉斯·馮·法爾肯霍斯特將軍。

1940年12月5日，奎斯林飛往柏林，就挪威未來獨立問題進行談判。與會過程中他同意召集志願者以支持德國黨衛隊行動，並於12月13日返回挪威。1月黨衛隊首領海因里希·希姆萊前往挪威視察備戰狀況。奎斯林個人認為倘若挪威在戰場上支持了德國，德國將不會有理由直接吞併挪威，由此對德方在挪威設立忠於希特勒的黨衛隊旅這一要求予以拒絕。[103]。由於英國接納了哈康，他對英國立場亦愈加強硬，不再將之視為北歐盟友。此外奎斯林亦採納了德國的猶太政策，並於1941年3月26日在法蘭克福發表演講，稱猶太人將受強制驅逐，但反對種族滅絕[103]。

5月奎斯林母親安娜過世。由於母子兩人關係親密，奎斯林深受打擊。於此同時挪威獨立危機愈發嚴重，奎斯林與特博文就財政問題發生衝突，以辭職相威脅。最終特博文在財政上做出讓步，但奎斯林亦當在黨衛隊問題上做出讓步。挪威就此建立一黨衛隊旅，但歸全國團結黨管轄[103]。

 
1942年奎斯林（左）與特博文（中）視察國家警察隊伍。
 
奎斯林（左）與特博文（右）視察希德（英語：Hirden）準軍事部隊。

奎斯林政府愈加強硬，開始逮捕共產黨領導層並對工會人士進行恐嚇。1941年9月10日，在奧斯陸牛奶罷工（英語：milk strike）後，維戈·漢斯廷（英語：Viggo Hansteen）和羅爾夫·維克斯特倫（英語：Rolf Wickstrøm）遭到處決，諸多罷工者遭到逮捕。漢斯廷之死宣告了挪威占領期和平階段的終結和暴力階段的開始[104]。同年特博文宣布重新建立國家警察（英語：Statspolitiet）（1937年廢除）以協助蓋世太保在挪威的活動，並在全國範圍內大規模沒收無線電設備，奎斯林對如上決定表示支持。他亦將流亡政府斥為「叛徒」。挪威政府立場的激化導致一非正式「寒冰陣線」建立起來，全國團結黨支持者為挪威民眾所痛斥[104]。奎斯林認為民眾的不滿僅僅是反德情緒的延伸，待到柏林將權力移交予全國團結黨，情況將會大大好轉。然而在1941年德方做出的讓步僅限於將各部門領導人提升為正式大臣和內閣成員以及保證全國團結黨秘書處的獨立運作[105]。

1942年1月，特博文宣布德國方面將移交權力，並通知奎斯林元首本人已批准這一計劃，權力將於1月30日正式完成移交。奎斯林對此表示懷疑——此時德國和挪威正就和平問題進行談判，而談判必須到東方戰線戰事結束才有可能完成，特博文本人亦稱和談結束前總督府將繼續行使權力[105]。即便如此，奎斯林仍然堅信自己在黨內和柏林的地位不可動搖，亦仍舊明白自己在挪威並不受到歡迎[106]。

1942年2月1日，在經歷短暫推遲之後，挪威政府發表公告，宣布內閣正式選舉奎斯林為全國政府總理（Ministerpresident）[107][108]。全國團結黨隨即組織宴會、集會及其他活動以示慶賀。奎斯林發表首次講話，宣布挪威將同德國建立更加密切的關係。挪威憲法唯一變更為重新禁止猶太人入境挪威（禁令先前已於1851年廢除）[108]。

總理

 
挪威王宮奎斯林辦公室。奎斯林於1942年2月遷入。

就任總理後的奎斯林首次獲得了一份鐵飯碗，不過他對總督府仍舊無權發號施令。1942年2月，奎斯林首次對柏林進行國事訪問，成果頗豐，關於挪威獨立的核心問題均得到了討論。然而約瑟夫·戈培爾卻對奎斯林的能力缺乏信心，稱奎斯林「不太可能成為偉大政治家」[109]。

返回挪威後的奎斯林對於全國團結黨的黨員數目已經不太在意，甚至還有意對之進行整肅，清洗黨內的醉漢。3月12日，挪威正式成為一黨制國家。奎斯林推動實施一系列舉措，批評或反對全國團結黨者都將遭到法辦。日後奎斯林對此舉措表示後悔，認為政府或許可以不通過此極端措施即獲得挪威人民的認同[109]。

然而此後境況急轉直下。1942年夏季奎斯林效仿希特勒青年團模式，強制要求所有挪威兒童加入全國團結黨青年組織。大量教師和教會成員集體辭職以示抗議，挪威社會亦爆發大規模動亂。他試圖起訴埃溫·貝格拉夫（英語：Eivind Berggrav）主教，進一步引發民眾不滿，即便是德國盟友亦對此舉合理性表示懷疑。作為回應，奎斯林稱挪威人民「不論情願與否」必須接受新政權，立場愈發強硬。5月1日，德軍高層稱「有組織的反奎斯林抵抗運動已經開始」，挪威同德國的和平談判就此擱置[110]。8月11日，希特勒宣布戰爭結束前將不會進行任何形式的和談。奎斯林就此意識到挪威短期內無法獲得獨立地位——更糟的是德方還禁止他與希特勒進行通信[111]。

奎斯林先前計劃廢除挪威議會，以統合性質的「國家議會」（Riksting）取而代之。國家議會將由「經濟院」（Næringsting）與「文化院」（Kulturting）兩院組成。然而此後他對此類專業性機構愈發不信任。在9月25日全國團結黨第八次及年度最後一次全會召開前，奎斯林有了全新的設想。國家議會將成為顧問性機構，「元首委員會」（Førerting）和國家議會兩院則將成為相關政府部門之下的獨立機構[注 8]。

議會全會結束後，全國團結黨及奎斯林本人逐漸失去挪威社會的支持。黨派主義問題愈發嚴重，政府要員居爾布蘭·倫德（英語：Gulbrand Lunde）意外身亡，德軍統治手段強硬（如1942年10月處決10名特倫德拉格重要市民）。1943年8月通過的追溯法令《艾利夫森法（英語：Gunnar Eilifsen）》允許新政府首次使用死刑。這一舉措公然違反挪威憲法，表明挪威在執行最終解決方案上發揮作用日漸增強。全國團結黨全會振奮了黨內士氣，但在這一系列事件後黨內士氣已然消失殆盡[114]。

 
奎斯林提供簽名。1943年攝

在挪威政府和奎斯林本人的推動之下，挪威猶太人於1942年1月登記參與了一德國計劃。10月26日，德方在挪威警方協助之下逮捕了300名登記猶太男性，並將他們送往集中營（多數送往貝格），由全國團結黨準軍事部隊希德（英語：Hirden）進行看守[115]。挪威政府很快釋放了65歲以上者，但仍舊沒收了猶太人的資產[注 9]。

11月26日，逮捕者及其家庭成員遭驅逐出境，送往波蘭集中營。這一系列舉措均為德方推動，奎斯林本人並不知情（雖然政府仍然提供了支持），但他仍舊向挪威民眾稱首次驅逐猶太人的行為是他自己的主意[114]。1943年2月，又有250名猶太人遭到驅逐，總驅逐人數最終達到759人。全國團結黨對猶太人最終下場的態度並不明確。1943年至1944年奎斯林本人似乎認為這些人將送往猶太人新家園[117][注 10]

與此同時，奎斯林認為重新贏得希特勒尊重的唯一方式是進一步召集志願者，支援境況愈發不佳的德軍[119]。他領導挪威全面投入德國的總體戰計劃[120]。在1943年2月德軍於史達林格勒失利後，奎斯林認為挪威有責任支持第三帝國。1943年4月，奎斯林發表演講，對德方拒絕提出戰後歐洲設想（保證挪威自由）這一行為進行了痛斥。他向希特勒傳達了這一想法，但即便挪威為戰爭做出了重大貢獻，希特勒本人仍舊不為之所動搖。奎斯林認為自己遭到了背叛[121]。最終希特勒於1943年9月承諾挪威將在戰後獲得完全獨立[122]。

戰爭後期奎斯林愈顯疲憊。1942年他通過231項法律，1943年166項，1944年139項，法律主要涉及社會政策領域。到1944年秋天，奎斯林和安東·米塞特（荷蘭）等傀儡政權領袖自認為能活下來就很不錯了。1942年至1943年奎斯林受到超重問題困擾，但到1944年他的狀況已經有所好轉[123]。

在軸心國戰況愈發不佳的情況之下，全國團結黨仍然牢牢掌控了政權[124]。即便如此，德國方面對挪威治安的控制程度亦逐漸加深，在驅逐猶太人之後開始驅逐挪威官員，最終發展到試圖驅逐奧斯陸大學學生。連希特勒都對大規模逮捕行為表示了強烈的不滿[125]。1944年年初奎斯林強迫希德（英語：Hirden）成員服兵役，導致諸多成員辭職以逃避兵役[126]。

1945年1月20日，奎斯林最後一次同希特勒進行會晤。他承諾挪威將在戰爭最後階段支持德國，但德國必須放棄介入挪威內政。此時德軍正朝挪威南部撤退，奎斯林擔心挪威政府將無法控制北部局勢。納粹在北部採取焦土政策，甚至槍殺拒絕疏散的挪威平民[126]。除此之外，盟軍對挪威的空襲導致大量平民傷亡，挪威占領區內的抵抗活動（英語：Norwegian resistance movement）亦逐漸升級。奎斯林與希特勒的會談不歡而散。德方命令奎斯林簽署政令，批准處決數千名挪威「破壞者」，但奎斯林拒絕了這一要求。特博文大為光火，憤然離開了談判廳[126]。奎斯林事後向友人描述這一事件時痛哭流涕，認為納粹拒簽和約之後他自己將終身背上叛徒罵名[127]。

戰爭最後數月德軍與盟軍在挪威進行最後交鋒。奎斯林努力避免挪威平民傷亡，並試圖保證德軍戰俘營中的挪威戰俘安全歸返。他私底下已經接受了國家社會主義必將失敗這一事實。1945年4月30日希特勒自殺身亡，奎斯林隨即開始以自己所希望的方式收拾殘局，提出同挪威流亡政府分享權力，但在外人看來這一想法實在太過天真[128]。

逮捕、審判、死亡及後事

由律師斯文·阿恩岑（英語：Sven Arntzen）代表的抵抗運動領導層認為必須以普通兇殺嫌疑犯方式對待奎斯林。5月9日，奎斯林及其麾下政府官員向挪威警方自首[129]。警方將奎斯林送往位於默勒加塔街19號（英語：Møllergata 19）的奧斯陸警察總部第12牢房。牢房中僅有一小桌、一洗臉盆和一牆洞式廁所[130]。

警方對奎斯林嚴加觀察以避免他自殺，十周之後將他送往阿克斯胡斯城堡以待審判[129]。奎斯林體重減輕並受多神經炎困擾，但其意志仍舊堅韌，開始同律師亨里克·伯格（英語：Henrik Bergh）進行合作。伯格業績頗佳，但對奎斯林並不同情（至少最初是如此），不過他仍舊相信奎斯林是真心為挪威利益著想的，並決定以此理由為奎斯林進行辯護[131]。

奎斯林最初的罪名包括發動政變、撤銷動員令以及作為全國團結黨領袖和挪威總理的非法行為（通敵和違憲），此後還加上了謀殺居納爾·艾利夫森（英語：Gunnar Eilifsen）的罪名。奎斯林對自己所作所為並不否認，但拒絕接受指控，堅稱其行為是為了保證挪威的自由與繁榮，並提交了長達六十頁的答覆[131]。7月11日，檢方提出一系列新控訴，包括謀殺、盜竊及挪用公款，最為嚴重的罪名則是與希特勒串謀於4月9日對挪威發動占領[132]。

對奎斯林的審判於1945年8月20日正式開始[132]。辯護方對通敵行為輕描淡寫，著重強調奎斯林是在為挪威的完全獨立而鬥爭，但多數挪威人並不這麼想。傳記家達爾稱奎斯林自此時刻必須「把握事實和謊言的分寸」，由此塑造了自己「難以捉摸，時而令人可憐的形象」。奎斯林多次扭曲事實，但即便他亦說了不少實話，挪威人民對他仍舊痛恨萬分，不抱同情[132]。

審判最後階段的一系列醫學檢查導致奎斯林健康狀況逐漸惡化[133]，他的辯護也愈發無力[133]。檢方最後陳述十分有力，引致德國官員的證詞，將最終解決方案於挪威開展的最終責任歸于吉斯林頭上。檢察官安內烏斯·舍特（英語：Annæus Schjødt）引用流亡政府於1941年10月和1942年1月通過的法律，呼籲判處奎斯林死刑[133][134]。

 
奎斯林居所格蘭德別墅。他稱之為「津利」，名稱源自北歐神話。1945年攝

伯格和奎斯林的致辭均未能改變審判結果。9月10日奎斯林絕大多數罪名成立，判處死刑。10月辯方上訴至最高法院，遭到駁回[135]。史學家梅納德·科恩認為審判過程是非常公平的[136]。此後奎斯林在一系列全國團結黨成員審判中提出證詞。1945年10月24日凌晨2時40分，奎斯林於奧斯陸阿克斯胡斯城堡執行行刑隊槍決[137][138]。他的臨終遺言為：「我受審判不公，至死無辜。」[139] 死後奎斯林遺體火化，骨灰下葬於菲勒斯達爾[140]。

奎斯林遺孀瑪麗亞在奧斯陸度過餘生，1980年過世[141]。兩人沒有親生兒女。瑪麗亞死前將所有俄國文物捐贈給一慈善機構。此機構現今仍舊在奧斯陸運作[142]。在其政治生涯大部分時間內，奎斯林居住於奧斯陸比格迪半島自稱為「津利」的住宅內，「津利」為北歐神話中諸神黃昏存活者所居之處[143]。這一住宅現稱格蘭德別墅，為猶太人大屠殺紀念館[144]。全國團結黨自挪威徹底掃除，而奎斯林則成為了挪威史上最頻繁受到書寫的人物[145]。「奎斯林」（quisling）一詞則成為了叛徒的同義詞[146]。1940年4月15日英國《泰晤士報》於頭版首次使用這一表達，題為「處處是叛徒」（Quislings everywhere）[147]。這一名詞在日後得到繼續使用，而在二戰期間和二戰結束後的一段時間「奎斯林」亦逆用為名詞，指代從事叛國行為[148]。

性格

在支持者眼中，奎斯林行政水平一流，工作盡職盡責，知識豐富，注重細節，客觀公正，溫文爾雅，深切關心挪威人民，在一生中都保持了很高的道德水準[149]。在反對者眼中，奎斯林則性格善變，作風散漫，粗率無禮，充滿威脅性。事實上奎斯林很有可能是如上兩種觀點的結合。面對友人時他感覺自在，面對政敵時他則壓力重重，而不論面對友人還是政敵他為人總是較為靦腆。在正式宴會時奎斯林時常一言不發，但若發言起來有時卻顯誇大言辭。在壓力之下他容易失態，時常發表過於誇張的言論。通常情況下他能靜心接受批評，但有時他過於偏執，妄想外敵對自己懷有密謀[149]。

戰後史學界對奎斯林性格的評價不一。戰後初期的史學家通常認為通敵是智力缺陷的結果，但奎斯林明顯頗為聰慧，其行為令人難以理解。一些人稱奎斯林軟弱、多疑、刻板、權力饑渴，「糊塗而非徹底腐敗」[150]。

挪威社會學家約翰·加爾通稱奎斯林為「小希特勒」，具有天命-神話-創傷情結，亦稱嚴重妄想狂，現今普遍稱自戀型人格障礙。奎斯林萬分自信，但未能獲取挪威人民的支持，原因是挪威人民並不認同他的理念。簡而言之，奎斯林是「錯誤舞台錯誤劇本中的獨裁者和小丑」[151]。達爾引用精神學教授加布里埃爾·朗費爾特（英語：Gabriel Langfeldt）所言，稱奎斯林為「典型的妄自尊大偏執狂，這麼形容他實在最爲貼切」[152]。

在職期間奎斯林每日早起，先行工作數小時後於9時30分至10時抵達辦公地點。他喜歡介入一切政府事務，閱讀所有寄給他或總理府的信件，挑出大量信件作為行動參考[153]。他見解獨立，屢次就地做出關鍵決斷，但與特博文不同的是他傾向於遵循程序，保證政府行事「文明體面」[153]。他對出生地菲勒斯達爾的行政頗為關切[149]。

奎斯林認為挪威民族為北歐始祖，不認同德意志優等民族理念。閒暇時他對自己的家譜進行了研究[149]。全國團結黨黨人並未受到相應優待[153]，但奎斯林戰時生活條件卻要比其他挪威人好許多。即便如此，他生活並不奢侈無度，許多贈予他的禮品也沒有得到使用[149]。

宗教與哲學觀

 
奎斯林的圖書館收藏了諸多著名哲學家的作品。

奎斯林對科學、東方宗教和形上學頗感興趣，建立的圖書館收藏了斯賓諾莎、康德、黑格爾和叔本華等諸多名家的作品。他密切關注當代量子力學的發展狀況，但對當代哲學發展則並無等同的興趣。他將個人哲學及科學理論結合為一新宗教，稱「大融合主義」，意在解釋一切事物。他親筆所作文稿總量據稱達兩千頁[154]。他否定基督教正統教義，開創個人新的人生理論，稱「大融合」，這一表達源自高延所作的中國哲學教科書。高延稱道教、儒教及佛教均為「大融合」這一世界宗教。奎斯林稱自己的哲學理念「貫徹普世相對論，狹義相對論和廣義相對論均為普世相對論的特殊情況」。他希望「大融合」能夠成為新挪威的國教，從稱「這一體系的建立取決於科學的進步」[154]。

奎斯林的畢生傑作分為四個部分：引言；人類自個人意識向日漸複雜的意識發展的過程；個人道德觀和法律觀；科學、藝術、政治、歷史、種族和宗教。作品尾聲題目原定為「世界有機分類與組織」，但終未完成。在其政治生涯中奎斯林寫書的時間很有限。傳記家漢斯·弗雷德里克·達爾（英語：Hans Fredrik Dahl）稱「幸好」奎斯林沒有寫完這本書，因為他「不可能獲得哲學家的名望」[154]。

在審判過程中和定罪之後，奎斯林對「大融合」興趣重燃。他認為戰爭發展過程與人間神國的建立相應和，並以相應理論對自己的行為進行辯護。10月第一周奎斯林撰寫50頁文稿，題為《大融合格言》，其內容「對真理和光明的到來進行了歡愉的啟示，勝似一先知所言」[155]。文稿亦對國家社會主義的唯物主義傾向進行了批判。此外奎斯林亦作一教旨，稱「永恆正義」，強調了個人的核心信仰，包括轉世[155]。

注釋

  1. ^ 奎斯林認為軍隊待其不公。日後他在預備役任職，軍薪削減，僅為陸軍上尉水平。1930年奎斯林升至少校軍階[24]。
  2. ^ 由於檔案文件丟失，奧斯陸政府最終調查結果不明。奎斯林本人不認為其他軍事強國（俄國或德國）為本次事件的主謀[56]。
  3. ^ 奎斯林認為挪威議會第四次會晤（1940年1月10日召開，其憲政合法性存疑）為全國團結黨奪權的最佳時機。1939年他即已起草了一份內閣成員名單[76]
  4. ^ 會議結束當日希特勒立即下令起草入侵挪威計劃[80]。
  5. ^ 達爾認為奎斯林當對此負一部分責任。奎斯林先前向德方稱自己「不認為」挪威海防會在未受上級批准情況下開火[84]。
  6. ^ 所謂的「丹麥方案」（放棄抵抗立即投降以避免大規模衝突）仍有可能施行，由此德方將無需在不同權力中心中進行選擇[86]。這一方案在奎斯林19時30分公告後徹底落空[87]。
  7. ^ 現今證據表明奎斯林的確下達了這一命令，但審判時陪審團認為證據不足[90]
  8. ^ 兩院中僅有文化院最終得到建立。經濟院因社會動盪而推遲建立，最終未能成行[112][113]
  9. ^ 10月26日通過的法案允許政府沒收資產。奎斯林立法意圖引發爭議，有人稱其行為純屬通敵[115]。挪威反通敵者開始對沒收猶太人資產的行為進行積極阻撓[116]
  10. ^ 事實上他們最終全部送往了奧斯維辛集中營。包括赫伊達爾在內的一些史學家認為奎斯林對最終解決方案的內涵心知肚明，但這一理論從未得到證實[118]。

參考資料

引用

  1. ^ Borgen 1999，第273頁.
  2. ^ 2.0 2.1 Juritzen 1988，第11頁
  3. ^ Juritzen 1988，第12頁.
  4. ^ Dahl 1999，第6, 13–14頁.
  5. ^ Dahl 1999，第21頁.
  6. ^ Juritzen 1988，第15頁.
  7. ^ Hartmann 1970，第10頁.
  8. ^ 8.0 8.1 8.2 Borgen 1999，第275頁.
  9. ^ 9.0 9.1 9.2 9.3 Dahl 1999，第6–7頁.
  10. ^ Dahl 1999，第25頁.
  11. ^ 11.0 11.1 Dahl 1999，第28–29頁.
  12. ^ Dahl 1999，第32–34, 38頁.
  13. ^ Yourieff 2007，第93頁.
  14. ^ Dahl 1999，第38–39頁.
  15. ^ Maynard M. Cohen. A Stand Against Tyranny: Norway's Physicians and the Nazis. Wayne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 September 2000: 49– [2017-07-09]. ISBN 0-8143-2934-9. （原始內容存檔於2021-05-03）. 
  16. ^ Dahl 1999，第40–42頁.
  17. ^ Dahl 1999，第43–44頁.
  18. ^ Yourieff 2007，第172頁.
  19. ^ Yourieff 2007，第100頁.
  20. ^ 20.0 20.1 20.2 Dahl 1999，第45–47頁.
  21. ^ Hartmann 1970，第33頁.
  22. ^ Quisling 1980，第30–31頁
  23. ^ 23.0 23.1 Dahl 1999，第48–49頁.
  24. ^ 24.0 24.1 Dahl 1999，第50頁.
  25. ^ Hartmann 1970，第30頁.
  26. ^ Dahl 1999，第53–54頁.
  27. ^ 27.0 27.1 Dahl 1999，第54–56頁.
  28. ^ Yourieff 2007，第450–452頁.
  29. ^ Dahl 1999，第57頁.
  30. ^ Dahl 1999，第58頁.
  31. ^ Dahl 1999，第59–62頁.
  32. ^ Dahl 1999，第62–66頁.
  33. ^ 33.0 33.1 33.2 Dahl 1999，第67–69頁.
  34. ^ People. Time Magazine. 1940-06-24: 1 [2011-04-28]. （原始內容存檔於2013-07-21）. 
  35. ^ Borgen 1999，第278頁.
  36. ^ Dahl 1999，第4–5頁.
  37. ^ Dahl 1999，第7頁.
  38. ^ 38.0 38.1 Dahl 1999，第12–13頁.
  39. ^ 39.0 39.1 39.2 Dahl 1999，第70–73頁.
  40. ^ Hartmann 1970，第45頁.
  41. ^ Hartmann 1970，第48–49頁.
  42. ^ Dahl 1999，第73–76頁.
  43. ^ Hartmann 1970，第54–55頁.
  44. ^ Hartmann 1970，第64頁.
  45. ^ 45.0 45.1 45.2 Dahl 1999，第76–78頁.
  46. ^ Cohen 2000，第51頁.
  47. ^ Ringdal 1989，第31頁.
  48. ^ Høidal 1989，第85–87頁.
  49. ^ Hartmann 1970，第76–80頁.
  50. ^ 50.0 50.1 50.2 Dahl 1999，第78–81頁.
  51. ^ Yourieff 2007，第467頁.
  52. ^ 52.0 52.1 Dahl 1999，第80–83頁.
  53. ^ Hartmann 1970，第83–84頁.
  54. ^ Hayes 1971，第86頁
  55. ^ Høidal 1989，第109頁.
  56. ^ Dahl 1999，第83頁.
  57. ^ 57.0 57.1 57.2 57.3 Dahl 1999，第83–89頁.
  58. ^ Cohen 2000，第52–53頁.
  59. ^ Høidal 1989，第91頁.
  60. ^ Dahl 1999，第89–90頁.
  61. ^ 61.0 61.1 Dahl 1999，第92–93頁.
  62. ^ Dahl 1999，第93–97頁.
  63. ^ Dahl 1999，第97–99頁.
  64. ^ 64.0 64.1 Dahl 1999，第99–100頁.
  65. ^ 65.0 65.1 Dahl 1999，第100–105頁.
  66. ^ Dahl 1999，第105–109頁.
  67. ^ Høidal 1989，第204–205頁.
  68. ^ Dahl 1999，第110–117頁.
  69. ^ Dahl 1999，第117–126頁.
  70. ^ Høidal 1989，第236頁.
  71. ^ Dahl 1999，第128頁.
  72. ^ Maynard M. Cohen. A Stand Against Tyranny: Norway's Physicians and the Nazis. Wayne State University Press. 2000-09-01: 53– [2017-07-09]. ISBN 0-8143-2934-9. （原始內容存檔於2021-05-03）. 
  73. ^ Dahl 1999，第134–137頁.
  74. ^ 74.0 74.1 74.2 Dahl 1999，第137–142頁.
  75. ^ Dahl 1999，第142–149頁.
  76. ^ Dahl 1999，第153頁.
  77. ^ The German Northern Theater of Operations 1940-1945. Brill Archive. : 8– [2017-07-09]. GGKEY:BQN0CQURHS1. （原始內容存檔於2021-05-03）. 
  78. ^ Dahl 1999，第149–152頁.
  79. ^ 79.0 79.1 Dahl 1999，第153–156頁.
  80. ^ Dahl 1999，第157頁.
  81. ^ Dahl 1999，第160–162頁.
  82. ^ Dahl 1999，第162–170頁.
  83. ^ Hayes 1971，第211頁.
  84. ^ Dahl 1999，第166, 171頁.
  85. ^ Dahl 1999，第170–172頁.
  86. ^ Dahl 1999，第173頁.
  87. ^ Hayes 1971，第212–7頁.
  88. ^ 88.0 88.1 88.2 Dahl 1999，第172–175頁.
  89. ^ Ringdal 1989，第58頁.
  90. ^ Høidal 1989，第755頁.
  91. ^ Hayes 1971，第221頁.
  92. ^ Block (ed.) 1940，第669–670頁.
  93. ^ 93.0 93.1 93.2 Dahl 1999，第175–178頁
  94. ^ Høidal 1989，第384頁.
  95. ^ Dahl 1999，第183頁.
  96. ^ Dahl 1999，第183–188頁.
  97. ^ 97.0 97.1 Dahl 1999，第188–194頁.
  98. ^ Dahl 1999，第194–200頁.
  99. ^ Norway: Commission State. Time Magazine. 1940-10-07: 1 [2011-05-31]. （原始內容存檔於2013-06-11）. 
  100. ^ Dahl 1999，第200–207頁.
  101. ^ Dahl 1999，第207–212頁.
  102. ^ Dahl 1999，第215頁.
  103. ^ 103.0 103.1 103.2 Dahl 1999，第219–225頁.
  104. ^ 104.0 104.1 Dahl 1999，第225–232頁.
  105. ^ 105.0 105.1 Dahl 1999，第232–237頁.
  106. ^ Dahl 1999，第240–242頁.
  107. ^ Borgen 1999，第284頁.
  108. ^ 108.0 108.1 Dahl 1999，第247–249頁.
  109. ^ 109.0 109.1 Dahl 1999，第250–255頁.
  110. ^ Dahl 1999，第255–264頁.
  111. ^ Dahl 1999，第269–271頁.
  112. ^ Dahl 1999，第271–276頁.
  113. ^ Dahl 1999，第275–276頁.
  114. ^ 114.0 114.1 Dahl 1999，第279–287頁.
  115. ^ 115.0 115.1 Høidal 1989，第597頁.
  116. ^ Dahl 1999，第285頁.
  117. ^ Dahl 1999，第288–289頁.
  118. ^ Dahl 1999，第289頁.
  119. ^ Hayes 1971，第289頁.
  120. ^ Høidal 1989，第609頁.
  121. ^ Dahl 1999，第297–305頁.
  122. ^ Dahl 1999，第316頁.
  123. ^ Dahl 1999，第328頁.
  124. ^ Dahl 1999，第306–308, 325頁.
  125. ^ Dahl 1999，第319頁.
  126. ^ 126.0 126.1 126.2 Dahl 1999，第345–350頁.
  127. ^ Dahl 1999，第353頁.
  128. ^ Dahl 1999，第358–360頁.
  129. ^ 129.0 129.1 Dahl 1999，第371–373頁.
  130. ^ Bratteli & Myhre 1992，第43頁.
  131. ^ 131.0 131.1 Dahl 1999，第374–378頁.
  132. ^ 132.0 132.1 132.2 Dahl 1999，第380–390頁.
  133. ^ 133.0 133.1 133.2 Dahl 1999，第390–400頁.
  134. ^ Cohen 2000，第274頁.
  135. ^ Dahl 1999，第400–407頁.
  136. ^ Cohen 2000，第276頁.
  137. ^ Justice—I. Time Magazine. 1945-11-05 [2011-04-28]. （原始內容存檔於2008-09-05）. 
  138. ^ Dahl 1999，第414–415頁.
  139. ^ Bratteli & Myhre 1992，第198頁.
  140. ^ Cohen 2000，第279頁.
  141. ^ Yourieff 2007，第457頁.
  142. ^ Dahl 1999，第129,418頁.
  143. ^ Bratteli & Myhre 1992，第50–51頁.
  144. ^ Norway turns traitor Quisling's home into symbol of tolerance. Highbeam Research (archived from Associated Press). 2005-08-30 [2011-04-28]. （原始內容存檔於2012-10-25）. 
  145. ^ Dahl 1999，第417頁.
  146. ^ Yourieff 2007，第xi頁.
  147. ^ Quislers. Time Magazine. 1940-04-29: 1 [2011-04-28]. （原始內容存檔於2010-11-16）. 
  148. ^ Block (ed.) 1940，第669頁.
  149. ^ 149.0 149.1 149.2 149.3 149.4 Dahl 1999，第328–331頁.
  150. ^ Hoberman, John M. Vidkun Quisling's Psychological Image. Scandinavian Studies. 1974, 46 (3): 242–264. PMID 11635923. 
  151. ^ Galtung 1997，第192–193頁.
  152. ^ Dahl 1999，第10頁.
  153. ^ 153.0 153.1 153.2 Dahl 1999，第321–322頁.
  154. ^ 154.0 154.1 154.2 Dahl 1999，第8–9頁.
  155. ^ 155.0 155.1 Dahl 1999，第410–412頁.

參考文獻

英語文獻

挪威語文獻

  • Barth, E. M. Gud, det er meg: Vidkun Quisling som politisk filosof. Oslo, Norway: Pax Forlag. 1996. ISBN 82-530-1803-7. 
  • Borgen, Per Otto. Norges statsministre. Oslo, Norway: Aschehoug. 1999. ISBN 82-03-22389-3. 
  • Bratteli, Tone; Myhre, Hans B. Quislings siste dager. Oslo, Norway: Cappelen. 1992. ISBN 82-02-13345-9. 
  • Hartmann, Sverre. Fører uten folk. Forsvarsminister Quisling – hans bakgrunn og vei inn i norsk politikk 2nd revised. Oslo, Norway: Tiden Norsk Forlag. 1970 [1959]. OCLC 7812651. 
  • Juritzen, Arve. Privatmennesket Quisling og hans to kvinner. Oslo, Norway: Aventura. 1988. ISBN 82-588-0500-2. 
  • Ringdal, Nils Johan. Gal mann til rett tid: NS-minister Sverre Riisnæs – en psykobiografi. Oslo, Norway: Aschehoug. 1989. ISBN 82-03-16584-2. 
  • Quisling, Maria. Parmann, Øistein , 編. Dagbok og andre efterlatte papirer. Oslo, Norway: Dreyer. 1980. ISBN 82-09-01877-9. 

原始來源

外部連結

 
維基共享資源上的相關多媒體資源：維德孔·奎斯林
官銜
前任者：
托爾蓋·安德森－李斯特（書面挪威語：Torgeir Anderssen-Rysst） 		挪威國防大臣（書面挪威語：Liste over Norges forsvarsministre）
1931年–1933年 		繼任者：
言斯·伊薩克·德·龍恩·柯伯洛（書面挪威語：Jens Isak de Lange Kobro）
前任者：
無 		挪威大臣主席
1942年–1945年 		繼任者：
職位廢止

取自「https://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维德孔·吉斯林&oldid=848229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