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基百科

蘇聯—立陶宛互助條約

《蘇聯-立陶宛互助條約》（立陶宛語：Lietuvos-Sovietų Sąjungos savitarpio pagalbos sutartis）是蘇聯和立陶宛於1939年10月10日簽署的一份雙邊條約。條約規定，立陶宛將獲得自波立戰爭以來被波蘭占領的維爾紐斯地區的約五分之一領土，其中包括立陶宛歷史首都維爾紐斯。作為交換，立陶宛允許蘇聯在其領土上建立五個蘇軍軍事基地，並可駐軍兩萬人軍隊。

蘇聯與立陶宛的互助條約與蘇聯9月28日與愛沙尼亞簽署的互助條約以及10月5日與拉脫維亞簽署的互助條約（英語：Soviet–Latvian Mutual Assistance Treaty）存有本質上的一致性。按蘇聯官方說法，蘇軍此舉是為協助加強弱國的國防，以防止納粹德國可能的進攻。 [1]

儘管條約規定，立陶宛主權地位不會因此受到影響。 但事實上，該條約為蘇聯紅軍最終占領立陶宛奠定基礎。《紐約時報》稱：「（這份協議）實際上犧牲了（立陶宛的）獨立地位」。[2]

歷史背景

戰前條約

 
《德蘇邊界友好條約》所附地圖，將東歐劃分為蘇聯和德國的勢力範圍

1918年2月16日，立陶宛宣布脫離俄羅斯帝國獨立。1920年6月12日，立蘇戰爭後，雙方談判並最終簽署蘇俄-立陶宛和平條約。在此條約中蘇俄承認立陶宛獨立及其對維爾紐斯地區的統治。但之後，波蘭與立陶宛就維爾紐斯地區的控制權發生激烈鬥爭。在1920年10月發生兵變後，維爾紐斯被波蘭所控制，後被併入波蘭的傀儡政權立陶宛共和國—這是一個沒有得到國際承認的短暫的政治實體。結果，1922年在波蘇戰爭後的里加和平會議上維爾紐斯被正式割讓給波蘭，並得到國際聯盟的國際確認。[3]立陶宛拒絕承認波蘭對維爾紐斯的控制，並在整個戰間期一直要求對維爾紐斯的主權。

蘇聯支持立陶宛對維爾紐斯的主權訴求，並在克萊佩達起義後支持立陶宛在克萊佩達地區的利益。雙方於1926年簽署了《蘇聯－立陶宛互不侵犯條約》，後來條約又延長到1944年。[4]

1939年8月23日，蘇聯和納粹德國簽署蘇德互不侵犯條約，其中劃分了兩國於東歐的勢力範圍。根據蘇德互不侵犯條約中的秘密議定書，立陶宛被劃分為德國勢力範圍，而其他兩個波羅的海國家—愛沙尼亞和拉脫維亞被劃分為蘇聯勢力範圍。[5]而立陶宛被劃分到德國的勢力範圍的原因可以解釋為立陶宛對德國經濟的依賴：德國約占立陶宛對外貿易總額的80%，且在1939年德國對立陶宛的最後通牒後，立陶宛唯一的港口克萊佩達也被所德國控制。[6]另一個原因是，立陶宛和蘇聯不接壤。[7]

二戰

1939年9月1日，德國入侵波蘭。德軍推進到與蘇聯商定的防線後，控制了盧布林省和華沙省東部地區。 9月17日，蘇聯入侵波蘭，並占領維爾紐斯地區。[8]按1920年和1926年的蘇聯－立陶宛互不侵犯條約，維爾紐斯地區被承認為是立陶宛的一部分。因此，蘇聯和德國重新談判了莫洛托夫－里賓特洛甫條約中的秘密議定書。結果1939年9月28日，雙方簽署第二份秘密協定《邊界和友誼條約》其中詳細說明：為了補償原屬蘇聯的被德國占領的波蘭領土，德國將把原劃歸德國勢力範圍的立陶宛—除了蘇瓦爾基亞的一小塊領土，轉移到蘇聯的勢力範圍。[9][8]蘇聯對與德國交換領土的動機包括：蘇聯意圖控制維爾紐斯—這片作為立陶宛法定首都之地，從而對立陶宛施加重大影響。[10]在秘密議定書中，蘇聯和德國都明確承認立陶宛在維爾紐斯的利益。[11]

談判

最初的談判

9月29日，即《邊界和友好條約》簽訂後的第二天，德國取消了與立陶宛的談判計劃，而蘇聯通知立陶宛希望就兩國的未來關係展開談判。[12]蘇聯與立陶宛的新談判應該是為了正式解決維爾紐斯地區的地位問題。[12]立陶宛外長尤扎斯·烏爾布希斯（立陶宛語：Juozas Urbšys）於10月3日抵達莫斯科參加會議。[8]會議期間，約瑟夫·史達林親自向烏爾布希斯講述蘇德秘密協議，並展示雙方劃分勢力範圍的地圖。[13]他要求立陶宛分別簽署三個條約：[14]

  1. 允許蘇聯在立陶宛領土上建立軍事基地，其中多達五萬名蘇聯士兵將被允許駐軍立陶宛；
  2. 立陶宛在舍舒佩河以西的領土割讓給納粹德國（正如德國和蘇聯在《邊界和友誼條約》中商定的那樣）；
  3. 一部分蘇占維爾紐斯地區歸還立陶宛。

烏爾布希斯抗議允許蘇聯在立陶宛建設基地的要求，認為這意味著蘇聯對立陶宛的實際占領。[12]蘇聯則認為他們的軍隊將保護立陶宛免受納粹德國的可能的進攻，並且先前他們已經與愛沙尼亞簽署了類似的條約。[14]然而，烏爾布希斯認為，立陶宛的中立性足以保證其安全，並提議蘇聯協助立陶宛加強其軍隊。

據立陶宛准將穆斯泰基斯（立陶宛語：Kazys Musteikis）說，烏爾布希斯回答史達林：立陶宛拒絕蘇聯歸還維爾紐斯地區及蘇聯對立陶宛的駐軍。而當時緊張的史達林則對此回答說：「無論維爾紐斯是否被歸劃給立陶宛，蘇軍終會進入立陶宛」。[15]不過蘇聯還是同意將進駐立陶宛的蘇軍數量減少到三萬五千人。[12]隨後，烏爾布希斯還為立陶宛爭取到更多維爾紐斯地區的領土而討價還價，特別是為爭取德魯斯基寧凱和什文喬尼斯這兩片有更多立陶宛人口的領土。[14]而蘇聯方面卻回答說，1920年的和平條約所劃定的邊界是不準確的，在立陶宛提出要求的同時，白俄羅斯也對領土提出了要求。[12]最後蘇聯同意若能證明該地為立陶宛人占多數則將其移交立陶宛。[14]不久，德國對立陶宛也提出領土要求，當中，最最令人震驚的要求莫過於是將立陶宛的部分領土割給德國。[12]而立陶宛決定推遲任何關於向德國移交領土的談判，直到德國提出明確要求。[12]

簽署條約

 
1939年10月7日，立陶宛代表團在出發前往莫斯科談判前。烏爾布希斯為左起第三位
 
烏爾布希斯簽署條約

烏爾布希斯在回到立陶宛後立即向政府諮詢，而其後來自德國官員證實了蘇德秘密協議的真實性，並告知德國不急求立陶宛立即移交蘇瓦爾基亞領土至德國。[12]而後納粹德國於1941年1月10日，在《德蘇邊境和商業協議》中以七百五十萬美元的價格將這片領土賣給了蘇聯。[16]

儘管立陶宛原則上同意簽署互助條約，但卻儘可能地抵制蘇聯在立陶宛領土建立軍事基地的要求。立陶宛提出許多替代方案，其中包括將立陶宛軍隊規模擴大一倍，互換軍事任務，以及在與德國的西部邊境建立類似於法國馬奇諾防線的防禦工事。[14][17]10月7日，包括斯塔西斯·拉什蒂基斯（立陶宛語：Stasys Raštikis）將軍和副總理卡齊斯·比奧斯卡斯（立陶宛語：Kazys Bizauskas）在內的立陶宛代表團，來到莫斯科，提出可能的替代方案。[14]而史達林則是拒絕了立陶宛代表團所提議任何替代方案，但同意將蘇聯軍隊進駐立陶宛軍事基地的數量減少到兩萬，這大約相當於整個立陶宛軍隊的規模。[8]同時在維爾紐斯舉行的要求將該市併入白俄羅斯的政治集會發生後—此舉給立陶宛方面帶來壓力，出於擔心若不儘快簽署條約維爾紐斯終會劃歸白俄羅斯，而產生一種緊迫感。[8][12]結果立陶宛外長烏爾布希斯仍拒絕簽署互助條約，談判第二次失敗。

時任立陶宛總統安塔納斯·斯梅托納懷疑是否值得以這樣的代價換取維爾紐斯地區的歸還，並就是否可以中斷談判進行了辯論。[14]比奧斯卡斯認為，拒絕條約並不能阻止蘇聯實施其計劃。蘇聯已經用武力威脅愛沙尼亞—如果它拒絕簽署互助條約的話。同時，蘇聯正在維爾紐斯東部地區和臨近立陶宛北部邊界的的拉脫維亞集結軍隊。[18][1]鑑於此，立陶宛決定談判要求儘可能多的領土。但當立陶宛代表團再次來到莫斯科時，談判氣氛發生變化。[14]蘇聯拒絕進一步談判，並恐嚇代表團簽署條約。[14]他們提出了一個新的草案，將互助條約和維爾紐斯的轉讓合併為一個協議。[14]立陶宛代表團別無選擇，只能簽署擬議的條約。簽署條約後，史達林邀請立陶宛代表團與他一起慶祝並觀看了兩部電影。[12]烏爾布希斯在10月11日上午才向立陶宛政府通報簽署條約的決定—當時條約已由蘇方的塔斯社公布。[19]10月12日，條約經蘇聯批准，10月14日經立陶宛批准，10月16日交換批准書正式生效。[20]

條款

 
根據互助條約，約五分之一的維爾紐斯地區（深橙色）被割讓給立陶宛，以換取四個蘇聯在立陶宛建設的四個軍事基地（星星標註）

互助條約包含九個條款：[21]

  • （一）維爾紐斯地區和維爾紐斯市移交給立陶宛；
  • （二）任何一方受到攻擊時，另一方理應提供援助；
  • （三）蘇聯向立陶宛軍隊提供彈藥和裝備方面的援助；
  • （四）蘇聯獲得在立陶宛駐軍的權利，基地的位置另行決定；
  • （五）遭到攻擊時，雙方協同協調軍事行動；
  • （六）同意不加入針對另一方的聯盟；
  • （七）立陶宛之主權不受本條約影響；
  • （八）第二條至第七條的有效期為十五年，可自動延長十年（維爾紐斯的轉讓是永久性的）；
  • （九）生效日期。

該條約還有一個秘密補充條款，規定蘇聯只能駐紮最多兩萬軍隊。[22]

蘇聯駐軍的位置

條約並沒有規定蘇聯軍隊駐立陶宛基地的確切位置。10月22日，由米哈伊爾·科瓦廖夫率領的十八人蘇聯代表團被派往立陶宛研討具體細節。[23]立陶宛方面則試圖將蘇軍基地的建設範圍限制在維爾紐斯地區和立陶宛南部等地，如帕布拉德、內門奇內、Naujoji Vilnia（英語：Naujoji Vilnia）和阿利圖斯。[24]他們認為若蘇聯在薩莫吉希亞（位於立陶宛西北部）建立軍事基地是最壞的結果。[24]立陶宛傾向於建立少而大的軍事基地，且基地沒有永久性的飛機跑道。蘇聯最初提議在維爾紐斯、考納斯、阿利圖斯、烏克梅爾蓋和希奧利艾建立軍事基地。[24]最終協議於10月28日簽署，同一天立陶宛軍隊進入維爾紐斯。此前一天，另一項協議確定了立陶宛東部的新邊界。立陶宛獲得6,739 km2（2,602 sq mi）的領土，人口約為四十三萬，領土包括1920年蘇聯－立陶宛和平條約承認的立陶宛維爾紐斯地區的約五分之一。並新地區後的立陶宛的人口達到約380萬。[25]

根據最終協議，將在立陶宛建立四個軍事基地，配備18,786名來自第16特種步槍團、第5步槍師和第2輕型坦克旅的軍事單位。[26]設於阿利圖斯的基地駐有步兵、炮兵和機械化部隊，共八千名士兵駐軍。設於普列奈的基地駐有步兵和炮兵部隊，共兩千五百名士兵駐軍。設於Gaižiūnai的基地駐有機械化與坦克部隊，共三千五百名士兵駐軍。設於Naujoji Vilnia的基地乃駐軍之總部駐有步兵和炮兵部隊，共四千五百名士兵駐軍。相比之下，1940年6月1日，立陶宛軍隊僅有22,265名士兵與1,728名軍官。[27]因原定設在阿利圖斯和Gaižiūnai的空軍基地仍在建築，因此蘇空軍飛機將駐紮在維爾紐斯附近的Kirtimai。[24]蘇聯在立陶宛設立基地的最終位置表明，蘇聯更關心的是包圍立陶宛臨時首都考納斯，而非保護立陶宛免受可能的外國的入侵。[24]

後果

國內外的反應

蘇聯的宣傳將該條約作為蘇聯尊重小國主權和史達林仁慈的證明。蘇聯強調，這是蘇聯第二次將維爾紐斯移交給立陶宛，相比之下，國際聯盟卻未能調停波蘭－立陶宛間的爭端。[28][29]蘇聯還向立陶宛保證，蘇聯的友誼是對防止納粹侵略的有效保護和受歡迎的替代。[30]其後的波蘭流亡政府正式抗議該條約，因他不承認蘇聯對波蘭領土的占領，並聲稱對波蘭第二共和國的領土擁有主權。[31]立陶宛回答說，該地區在法律上是立陶宛的一部分。波蘭對維爾紐斯的轉移感到不滿，蘇軍一離開維爾紐斯，就爆發了反立陶宛的暴亂，指責立陶宛人背叛。[32]波蘭的傳統盟友英國和法國也譴責了該條約。一些白俄羅斯民族政治家，他們為維爾紐斯併入白俄羅斯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而奔走，但卻被蘇聯當局逮捕、驅逐或處決。這一轉移打亂了他們將白俄羅斯定位為前立陶宛大公國的繼承者的民族願望。[33]維爾紐斯轉移後，立陶宛與梵蒂岡的關係有望得到改善，因為先前雙方關係緊張的原因是維爾紐斯地區由1925年的協約割讓給波蘭，但如今維爾紐斯已回歸立陶宛控制。[34]

立陶宛的政治家們試圖把重獲維爾紐斯作為一個重大的外交勝利宣傳，自1926年立陶宛政變以來一直是立陶宛的執政黨的立陶宛民族主義聯盟（英語：Lithuanian Nationalist Union），利用維爾紐斯回歸的慶祝活動來提高其威望和知名度。政府強調其能力，反對派則強調蘇聯的慷慨。[35]雖然政治家們公開讚揚蘇聯，並嘲諷「傳統的蘇聯－立陶宛友誼」，但私下裡他們明白這個條約是對立陶宛獨立的嚴重威脅。民眾的態度反映在一個著名的口號中：「 Vilnius – mūsų, Lietuva – rusų」（雖然維爾紐斯如今確歸於我們，但立陶宛也為俄羅斯的了。）[26]條約簽署後，立陶宛便失去了其中立的地位，無法獨立執行其外交政策。例如，在芬蘭回絕蘇聯提出的類似互助條約後，蘇聯入侵芬蘭而導致的冬季戰爭的爆發時，立陶宛無法支持芬蘭。結果在當時的國際政治格局中，立陶宛已然成為蘇聯的衛星國。

維爾紐斯地區的反應

 
立陶宛軍隊進入維爾紐斯

10月28日，立陶宛軍隊進入維爾紐斯，這是自1920年以來首次立陶宛軍隊首次進入該市。在將城市移交給立陶宛之前，蘇聯人搶劫並將所有貴重物品運往蘇聯，包括：工廠、醫院的設備、車輛、火車、博物館和圖書館的文物等都被運往蘇聯。蘇軍離開後，維爾紐斯的波蘭居民認為該此協議是對波蘭的背叛，並對立陶宛政府進行抗議。[24]10月30日至11月1日期間，麵包價格突然上漲，當地共產黨人和波蘭人之間的衝突變成了針對猶太人的暴亂。[36]許多猶太商店被襲擊，約三十五人受傷。猶太人指責立陶宛警察不作為，同情波蘭暴亂者。[37] 其後，蘇聯士兵在立陶宛政府未邀請的情況下，鎮壓了暴亂。

接收領土後給立陶宛帶來許多經濟上的挑戰：高失業率，食物短缺，蘇軍搶劫並運回蘇聯，戰爭難民從其他前波蘭領土聚集。立陶宛政府以優惠的匯率將波蘭茲羅提兌換成立陶宛立特，使立陶宛損失超過2000萬立特。立陶宛政府決定實施類似於1920年代執行的土地改革。大型莊園將被國有化並分配給無地農民，以換取36年後的贖回費。政客們希望這樣的改革能削弱親波蘭的地主，並能贏得農民對立陶宛國家的支持。到1940年3月，90個莊園和23,000公頃土地被分配。[38]立陶宛重回維爾紐斯後對該地進行「再立陶宛化」。結果關閉了許多波蘭的文化和教育學校，包括擁有三千多名學生的斯特凡·巴托里大學。立陶宛也試圖在維爾紐斯的公共生活中重引入立陶宛語，並贊助立陶宛的文化活動。

立陶宛國內反應

維爾紐斯地區的未來引起了立陶宛政治和軍事領袖之間的摩擦。隨著11月14日第一批蘇聯軍隊進入立陶宛，包括四位將軍在內的政府辭職。[39] 11月21日，由有爭議的總理安塔納斯·梅爾基斯領導的新文官內閣成立。[40]立陶宛人小心翼翼地嚴格遵守條約，不給莫斯科指責他們違反條約的任何藉口。[41]起初，由於冬季戰爭的僵持，蘇聯並沒有干涉立陶宛的內政，蘇聯士兵在基地里也表現很好。立陶宛政府開始辯論它的選擇以及可以做些什麼來為未來的占領做準備。儘管有各種決議，但沒有任何實質性的成果。立陶宛沒有抗衡蘇聯的影響力：它自身力量弱小，而德國實際上是蘇聯的盟友，波蘭已然戰敗而英法在西歐自顧不暇。冬季戰爭結束後，蘇聯將注意力轉向波羅的海國家。

經過幾個月的密集宣傳和外交壓力，蘇聯於1940年6月14日發出最後通牒。同一天，就在全世界的注意力都集中在法國戰役期間巴黎淪陷時。蘇聯指責立陶宛違反條約，指責其綁架基地的蘇聯士兵。[42]蘇聯要求成立一個遵守互助條約的新政府，並允許數量不限的蘇聯軍隊進入立陶宛。[43]由於蘇聯軍隊早已進入該國，因此立陶宛軍隊難以進行軍事抵抗。其後，蘇聯控制了立陶宛政府，隨後建立了一個新的親蘇政府，並宣布選舉人民議會。其後宣布成立的立陶宛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於1940年8月3日併入蘇聯。[33]

另見

參考資料

  1. ^ 1.0 1.1 Lane, Thomas. Lithuania: Stepping Westward. Routledge. 2001: 37–38 [2022-03-08]. ISBN 0-415-26731-5. （原始內容存檔於2022-03-11）. 
  2. ^ Gedye, G.E.R. Latvia Gets Delay on Moscow Terms; Lithuania Summoned as Finland Awaits Call to Round Out Baltic 'Peace Bloc'. The New York Times. 1939-10-03: 1, 6. 
  3. ^ Miniotaite, Grazina. The Security Policy of Lithuania and the 'Integration Dilemma' (PDF). NATO Academic Forum: 21. 1999 [2022-03-08]. （原始內容 (PDF)存檔於2021-02-11）. 
  4. ^ Eidintas, Alfonsas; Vytautas Žalys; Alfred Erich Senn. Ed. Edvardas Tuskenis , 編. Lithuania in European Politics: The Years of the First Republic, 1918-1940 Paperback.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September 1999: 108–110 [2022-03-08]. ISBN 0-312-22458-3. （原始內容存檔於2022-03-12）. 
  5. ^ Raun, Toivo U. Estonia and the Estonians. Hoover Press. 2001: 139 [2022-03-08]. ISBN 0-8179-2852-9. （原始內容存檔於2020-07-18）. 
  6. ^ Skirius, Juozas. Klaipėdos krašto aneksija 1939–1940 m.. Gimtoji istorija. Nuo 7 iki 12 klasės. Vilnius: Elektroninės leidybos namai. 2002 [2008-03-14]. ISBN 9986-9216-9-4. （原始內容存檔於2008-03-03） （立陶宛語）. 
  7. ^ Senn, Alfred Erich. Lithuania 1940: Revolution from Above. On the Boundary of Two Worlds: Identity, Freedom, and Moral Imagination in the Baltics. Rodopi. 2007: 10. ISBN 978-90-420-2225-6. 
  8. ^ 8.0 8.1 8.2 8.3 8.4 Eidintas, A. Lietuvos Respublikos prezidentai. Kaunas: Šviesa. 1991: pp137–140. ISBN 5-430-01059-6. OCLC 31278896. 
  9. ^ Kershaw, Ian. Fateful Choices: Ten Decisions that Changed the World, 1940–1941. Penguin Group. 2007: 259 [2022-03-08]. ISBN 978-1-59420-123-3. （原始內容存檔於2020-08-03）. 
  10. ^ Senn, Alfred Erich. Lithuania 1940: Revolution from Above. On the Boundary of Two Worlds: Identity, Freedom, and Moral Imagination in the Baltics. Rodopi. 2007: 13. ISBN 978-90-420-2225-6. 
  11. ^ Shtromas, Alexander; Robert K. Faulkner; Daniel J. Mahoney. Totalitarianism and the Prospects for World Order. Lexington Books. 2003: 246 [2022-03-08]. ISBN 0-7391-0534-5. （原始內容存檔於2022-03-08）. 
  12. ^ 12.00 12.01 12.02 12.03 12.04 12.05 12.06 12.07 12.08 12.09 Senn, Alfred Erich. Lithuania 1940: Revolution from Above. Rodopi. 2007: pp.15–21 [2022-03-08]. ISBN 978-90-420-2225-6. （原始內容存檔於2022-03-30） （英語）. 
  13. ^ Lithuania and the Soviet Union 1939-1940: the Fateful Years - Memoirs of Juozas Urbsys. www.lituanus.org. [2022-03-08]. （原始內容存檔於2019-09-26）. 
  14. ^ 14.00 14.01 14.02 14.03 14.04 14.05 14.06 14.07 14.08 14.09 Eidintas, Alfonsas; Vytautas Žalys; Alfred Erich Senn. Ed. Edvardas Tuskenis , 編. Lithuania in European Politics: The Years of the First Republic, 1918-1940 Paperback.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September 1999: 168–176. ISBN 0-312-22458-3. 
  15. ^ Ar Lietuva galėjo išsigelbėti 1939–1940 metais? | Istorija | Kultūros naujienos | kultura.lrytas.lt. web.archive.org. 2020-01-15 [2022-03-08]. 原始內容存檔於2020-01-15. 
  16. ^ Kamuntavičius, Rūstis; Vaida Kamuntavičienė; Remigijus Civinskas; Kastytis Antanaitis. Lietuvos istorija 11–12 klasėms. Vilnius: Vaga. 2001: 399. ISBN 5-415-01502-7 （立陶宛語）. 
  17. ^ Gedye, G.E.R. Lithuania to Yield: Will Give Soviet Union Right to Build 'Maginot Line' on German Border. The New York Times. 1939-10-07: 1, 7. 
  18. ^ Shtromas, Alexander. Totalitarianism and the Prospects for World Order: Closing the Door on the Twentieth Century. Lexington Books. 2003: p.246 [2022-03-08]. ISBN 978-0-7391-0534-4. （原始內容存檔於2022-03-08） （英語）. 
  19. ^ Senn, Alfred Erich. Lithuania 1940: Revolution from Above. On the Boundary of Two Worlds: Identity, Freedom, and Moral Imagination in the Baltics. Rodopi. 2007: 40–41. ISBN 978-90-420-2225-6. 
  20. ^ ИнфоРост, Н. П. Договор о передаче Литовской Республике города Вильнюса и Вильнюсской области и о взаимопомощи между Советским Союзом и Литвой. Москва, 10 октября 1939 г.. docs.historyrussia.org. [2023-04-22]. 
  21. ^ Johari, J.C. Soviet Diplomacy 1925–41. Anmol Publications. 2000: 54–56. ISBN 81-7488-491-2. [失效連結]
  22. ^ Sabaliūnas, Leonas. Lithuania in Crisis: Nationalism to Communism 1939–1940.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72: 157–158. ISBN 0-253-33600-7. 
  23. ^ Gedye, G.E.R. Russians Solicit Estonians' Favor. The New York Times. 1939-10-23: 6. 
  24. ^ 24.0 24.1 24.2 24.3 24.4 24.5 Łossowski, Piotr. The Lithuanian–Soviet Treaty of October 1939. Acta Poloniae Historica. 2002, (86): 98–101. ISSN 0001-6829. 
  25. ^ Gimtoji istorija. web.archive.org. 2008-03-03 [2022-03-08]. 原始內容存檔於2008-03-03. 
  26. ^ 26.0 26.1 Arvydas Anušauskas; et al (編). Lietuva, 1940–1990. Vilnius: Lietuvos gyventojų genocido ir rezistencijos tyrimo centras. 2005: 41–43. ISBN 9986-757-65-7 （立陶宛語）. 
  27. ^ Antanas Račis (編). Reguliariosios pajėgos. Lietuva I. Science and Encyclopaedia Publishing Institute: 335. 2008. ISBN 978-5-420-01639-8 （立陶宛語）. 
  28. ^ Triska, Jan F.; Robert M. Slusser. The Theory, Law, and Policy of Soviet Treaties.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2: 236. ISBN 0-8047-0122-9. 
  29. ^ Soviet Acclaimed Baltic's Protector. The New York Times. 1939-10-12: 5. 
  30. ^ Senn, Alfred Erich. Lithuania 1940: Revolution from Above. On the Boundary of Two Worlds: Identity, Freedom, and Moral Imagination in the Baltics. Rodopi. 2007: 15–21 [2022-03-08]. ISBN 978-90-420-2225-6. （原始內容存檔於2022-03-30）. 
  31. ^ Poles Bar Cession of Any Territory. The New York Times. 1939-10-21: 3. 
  32. ^ Piotrowski, Tadeusz. Poland's Holocaust: Ethnic Strife, Collaboration with Occupying Forces and Genocide in the Second Republic, 1918–1947. McFarland. 1998: 161–162 [2022-03-08]. ISBN 0-7864-0371-3. （原始內容存檔於2022-03-12）. 
  33. ^ 33.0 33.1 Snyder, Timothy. The Reconstruction of Nations: Poland, Ukraine, Lithuania, Belarus, 1569–1999.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4: 81–83. ISBN 0-300-10586-X. 
  34. ^ Matthews, Herbert L. Pope Will Defend Christian Europe. The New York Times. 1939-10-19: 10. 
  35. ^ Senn, Alfred Erich. Lithuania 1940: Revolution from Above. On the Boundary of Two Worlds: Identity, Freedom, and Moral Imagination in the Baltics. Rodopi. 2007: 27–28. ISBN 978-90-420-2225-6. 
  36. ^ 40 Russian Tanks are Sent to Vilna. The New York Times. 1939-11-02: 2. 
  37. ^ Vareikis, Vygantas. Kai ksenofobija virsta prievarta: lietuvių ir žydų santykių dinamika XIX a. – XX a. pirmojoje pusėje. Vilnius: Lithuanian Institute of History. 2005: 179. ISBN 9986-780-70-5 （立陶宛語）. 
  38. ^ Sabaliūnas, Leonas. Lithuania in Crisis: Nationalism to Communism 1939–1940.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72: 160–163. ISBN 0-253-33600-7. 
  39. ^ First Soviet Troops Move into Lithuania. The New York Times. 1939-11-15: 3. 
  40. ^ Kaunas Mayor Forms Lithuanian Government. The New York Times. 1939-11-21: 2. 
  41. ^ Skirius, Juozas. Vilniaus krašto atgavimas ir Lietuvos–SSRS santykiai 1939–1940 m.. Gimtoji istorija. Nuo 7 iki 12 klasės. Vilnius: Elektroninės leidybos namai. 2002 [2008-11-02]. ISBN 9986-9216-9-4. （原始內容存檔於2008-03-03） （立陶宛語）. 
  42. ^ Vardys, Vytas Stanley; Judith B. Sedaitis. Lithuania: The Rebel Nation. Westview Series on the Post-Soviet Republics. WestviewPress. 1997: 47. ISBN 0-8133-1839-4. 
  43. ^ Slusser, Robert M.; Jan F. Triska. A Calendar of Soviet Treaties, 1917–1957.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9: 131 [2022-03-08]. ISBN 0-8047-0587-9. （原始內容存檔於2022-03-11）. 
取自「https://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苏联—立陶宛互助条约&oldid=833764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