鐵姑娘是一個文革名詞。意思是用性質堅硬、堅強的「鐵」修飾姑娘,是1960年代、1970年代對中國女性性別化(或稱男性化中性化)行為方式的稱譽性評價。在之前普遍認為姑娘是脆弱的,對中國傳統之於婦女德容工言須「溫柔」「賢淑」的弱女子性別規範,「鐵姑娘」是對傳統的一種顛覆,其語義與中國古代的穆桂英花木蘭形象相似,指稱女性中可堪與男性媲美的豪傑。

婦女作為現代工業化的人力資源被動員起來加入勞動大軍,1970年代年全民所有制企業女工比重達到28.3% (低於實際的婦女參與勞動率),1980年代婦女的勞動參與率達到80%以上(比世界平均水平高15%),是1949年以來重要的社會進步之一。女性被鼓勵進入以前由男人從事的重工業、重體力勞動行業—— 「三八女子測量隊」(「三八女子XX隊」成為了固定格式的命名方式)、「三八鑽井隊」、「女子高空帶電作業班」、女煉鋼爐長、女建築工、女子架橋班、三八女子搬運班、三八女子掘進班、女子海洋采殖班、女拖拉機手、雷鋒女子民兵班、女飛行員……被媒體廣為報道,刺激著、塑造著人們的想像。但據研究者調查,女子專業隊也多集中在生產建設兵團、石油系統和電業局等大型國有企業和基地,不像人們想像(被媒體渲染所誘導、營造)的那麼普遍。實際是計劃經濟下統一調配勞動力造成某些局部、暫時的性比例失調,以婦女從業方式來緩解。而通過組織女子專業隊的方式激勵婦女做超出她們體能的重、累、髒、險的活,往往比男女混編更行之有效。

她們中的風流人物是女勞模李秀英呂玉蘭郝建秀吳蓮英尉鳳英,第一代知青邢燕子侯雋大寨鐵姑娘郭鳳蓮、江水英(《龍江頌》裡的女主人公)。梳雙辮、留短髮,寬肩粗腰,大嗓門,身著藍色工裝(裙子有「小資」嫌疑),皮膚黝黑,結實而強壯,神態活潑開朗;從不在乎自己的容貌,忌諱個人情感,「同志」、「戰友」取代了「窈窕淑女,君子好逑」;「一副肩膀兩隻手,一根扁擔兩條腿」,在生產勞動中「誓叫大地換新顏」——江青所攝「颯爽英姿五尺槍」的「女民兵」照片就是典型的鐵姑娘形象。任何肯定女性身體性徵美(秀髮、玉膚、紅唇、高乳、長腿)的展示都被斥之為「臭美」,把那些令人怦然心動的人體美許給了狐媚的女特務、資產階級小姐、浪蕩墮落女人。

應該看到,1949年以後這一中國社會性別平等的多層次的、分步的歷程,作為中國共產黨主導的婦女解放,畢竟拓展了婦女參與社會生產的廣度,改變了社會對婦女的能力評價,部分觸及到「男主外女主內」的傳統性別分工模式以及支持這一模式的文化觀念系統,爭取女性的權利,是女權權利在中國發展、成長的實際道路。但它同時也是犧牲了女性福利換來的。罔顧固有女性生理特點,忽視對婦女生理特點的勞動保護,造成了許多婦女病的發生、遺留。

1980年代大陸學界對這樣的政策取向進行了批判性審理。1990年代國家勞動人事部明確禁止女職工從事礦山井下作業、森林伐木及流放作業、建築業腳手架的組裝和拆除作業、電力電信行業的高處架線作業、連續負重(每小時負重次數在6次以上)每次負重超過20公斤等作業。此時女職工已全線退出重體力、井下和野外作業;初步達到國際公認的婦女勞動保護底線。

「鐵姑娘」與女性就業

有研究者在對中國城市女性就業的回顧和反思的文章中,把1949年以來的中國婦女就業按就業機制分為三階段:不完全計劃就業階段、計劃就業階段和80年代後從計劃就業機制向市場就業機制過渡階段[1]。其中,不完全計劃就業階段是1949-1957年,比如在1952年, 全民所有制女職工不過60萬,登記要求就業的婦女就有58.2萬(占登記就業人員的41.4% ),當時工業對勞動力的吸納能力還很有限,所謂國家統包統分還談不上,婦女的就業願望也遠不能都實現(鄧穎超,1952)。計劃就業階段是1957-1960年,國家強力干預在這個階段起到了重要作用,因此女性就業增長效果明顯。全民所有制女職工從328.6萬增至1008.7萬,增長了206.7%,而同期全民所有制職工增長幅度是90.2%,在這一階段,女性就業的領域也不斷拓寬,遍布了國民經濟的各個行業[2]。新華社1959年一則電訊所稱:「『什麼事情都能幹, 什麼事情都能幹好』是概括今天中國婦女的形象的最恰當的兩句話。」(新華社訊,1959) 80年代後在城市經濟改革的背景下,中國婦女就業進入第三階段,即從計劃就業機制向市場就業機制過渡階段,90年代以後中國重現性別行業分化。可見,20世紀50年代到80年代是中國經歷去性別化過程的時代,期間國家干預所起的作用是非常明顯的。婦女進入重工業和重體力勞動部門得到了政府的明確鼓勵,當時的勞動部部長撰文要求勞動部門:「用婦女勞動力頂替部分生產部門現有的年輕力壯的男勞動力」。婦女較多湧入重工業部門是基於中國以重工業帶動工業化的政策背景,所以全國婦聯強調,婦女是「為了響應國家『以重工業為工業建設的重點』,參加了過去從來沒有婦女參加過的生產部門」,方形成女職工在重工業部門「逐年地增加」的局面(鄧穎超,1991/1953)。20世紀六七十年代,政治動員模式的理想性別分工模式下「鐵姑娘」是時代特有的符號。[2]

大躍進背景下的就業政策對城市婦女就業的影響是:婦女就業規模和水平全面提高;婦女就業領域繼續拓寬,但行業、職業間的平均分布為日後婦女就業的發展留下了隱患;婦女就業作為正常的社會經濟現象已被全社會確認,但過度的保障和保護在把婦女從家庭束縛中解放出來的同時,強化了城市女性對國家、單位的依賴[3]

參看

參考資料

  1. 金一虹《文革時期中國婦女的勞動》;
  2. 艾舒《女人想要多高的地位?——訪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專家李銀河博士》;
  3. 潘錦棠《經濟轉軌中的中國女性就業與社會保障》;
  4. 非非《百年美麗·1960—1969:美麗標準》,載《新周刊》2001年3月7日)
  1. ^ 蔣永萍.世紀之交關於「階段就業」、「婦女回家」的大討論[J]. 婦女研究論叢. 2001(02)
  2. ^ 2.0 2.1 金一虹.「鐵姑娘」再思考——中國文化大革命期間的社會性別與勞動[J]. 社會學研究. 2006(01)
  3. ^ 蔣永萍.世紀之交關於「階段就業」、「婦女回家」的大討論[J]. 婦女研究論叢. 2001(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