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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條目介紹文化大革命研究的歷史和內容。

概述

2006年王宇英認為,目前中國大陸對文革的認識存在三種話語體系。一是金春明、王年一、譚宗級等的老幹部、老知識分子話語體系;[1]:68二是被作者稱為「新思想者」話語體系,其中徐友漁、張化、蘇采青等的著作有代表性;三是「新銳理論」派,積極嘗試應用各種新理論、新方法再審視文革。[1]:69

2008年劉悅笛提出,國內外文革研究有兩種「基本範式」。一種是傳統的研究範式,可以稱為「政治中心主義」,「更多地將『文革』看作是『政治鬥爭』的過程及其結果的統一」,認為中國大陸至2008年的文革研究,和中國大陸以外1990年代以前的文革研究,基本承襲這種範式。另一種研究範式晚近出現,可以稱為「生產中心主義」,有許多韓國學者關注,關注生產力與生產關係的動態關係,經濟與政治之間的互動。劉悅笛提出了第三種思路,即「從『現代化』(modernization)與『現代性』(modernity)的張力結構出發,從歷史哲學的整體高度上來看待整個的『文革』」。[2]

歷史

起步

一種觀點以1976年10月懷仁堂事變作為中國大陸文革史學研究的起步,[1]:7另一種觀點以1978年5月真理標準大討論作為起步。陳建坡認為,因為1976年10月後這段時期有在主旨上仍堅持文革理論和實踐等問題,所以不宜視為開端。而1978年5月後這段時期,文章的基本傾向「政治討論大於學術探討,理論宣傳重於史學研究」,所以第二種觀點也不完全合適。[1]:8陳建坡認為,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後這段時期可以視為起步。[1]:9

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以下簡稱《決議》),中國大陸為此出版了一系列輔導著作,其中最主要的是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主編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注釋本)》,其中不少內容對《決議》的文革部分做了史實補充和觀點闡述。[1]:14

1985年,金春明出版論文集《「文化大革命」論析》,已觸及學術研究層面。[1]:16王年一的系列文章,從不同角度分析了文革的起源,準備、發生、發展等。李成瑞撰寫的文章《「文化大革命」期間國內經濟情況分析》,在文革時期經濟研究領域具有開拓性。[1]:17

第一次高峰

1986年,柳隨年、吳群敢編《「文化大革命」時期的國民經濟:1966-1976》出版,系專題研究文革時期國民經濟總體情況的專著。[1]:26

1988年,解放軍國防大學黨史黨建政工教研室編《「文化大革命」研究資料(上,中,下冊)》作為內部資料出版(同年公開出版王年一選編《「文化大革命」研究資料》),是文革資料收集整理最具代表性的工作,是文革史研究的重要參考資料。[1]:19

1986年,高皋、嚴家其著《「文化大革命」十年史:1966-1979》出版,系中國大陸最早公開出版的文革史專著。同年,中共中央宣傳部國家出版局先後下發了規範文革出版物的通知,導致此後文革史方面著作出版較困難。[1]:231988年,王年一著《大動亂的年代》出版(1996年、2004年修訂),是學界公認的文革研究最具權威性的專著之一。[1]:24

這一時期的論文,從文革前政治經濟體制方面討論文革起源,[1]:29並涉及到文革分期、三支兩軍、樣板戲等問題,[1]:30出現文革起因分析、毛澤東晚年錯誤、紅衛兵運動、知識青年等專題研究。[1]:32

發展

1989年六四事件後,文革研究繼續發展。這一時期,在資料的收集、整理方面,有《廣西文革大事年表》、《中華人民共和國風雲實錄》、陳東林、杜蒲主編《中華人民共和國實錄第三卷內亂與抗爭——「文化大革命」的十年(上,下)》等出版。[1]:34

1995年,金春明著《「文化大革命」史稿》出版,提出文革是一場「特殊的政治運動」,提出「三個惡性循環」說(詳見#文革起源)。[1]:371991年,胡繩主編、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著《中國共產黨的七十年》出版,提出「兩個趨向說」(正確的發展趨向和錯誤的發展趨向),主張區分文革和文革時期。[1]:38

這一時期的論文,一是專題化,二是出現新的研究領域。研究文革起源、文革分期、紅衛兵組織和運動、知識青年和上山下鄉運動、左傾錯誤、重要歷史人物,研究文革時期的文學、藝術、科技、教育、經濟、外交,群眾路線、群眾組織、群眾運動,研究三支兩軍等重大事件。[1]:39

第二次高峰

1996年後,若干新史料公開,一批回憶錄、紀實作品出版。

1996年,席宣、金春明著《「文化大革命」簡史》經中央主管部門正式審核、批准出版。《簡史》提出三個交互作用的惡性循環說(詳見#文革起源),提出文革實現了歷史的補償,使中國找到了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1]:49

這一時期的研究涉及到文革時期的大字報、革命委員會、教育革命等。[1]:56有周全華著《「文化大革命」中的「教育革命」》(1999年)、鄭謙著《被「革命」的教育:「文化大革命」中的「教育革命」》(1999年)、程晉寬著《教育革命的歷史考察(1966-1976)》(2001年)三部反映文革時期教育革命的專著出版。[1]:51

2002年,宋永毅主編《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光碟出版,內容近三千萬字。[1]:421997年後,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輯出版《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此外還編寫了《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周恩來年譜:一九四九——一九七六》,《劉少奇年譜:一八九八——一九六九》等,出版了《毛澤東傳》(1949—1976),《周恩來傳:1949-1976》,《劉少奇傳》等傳記,這些文獻提供了許多首次公開的史料。[1]:43高文謙著《晚年周恩來》出版後,2006年,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原周恩來研究組組長劉武生出版了《周恩來的晚年歲月》。[1]:45

內容

文革起源

文革起源問題,即文革為什麼會發生,又為什麼會持續十年等問題,是「『文革』史研究領域的根本問題之一。」1995年金春明發表《「文革」起因眾說紛紜》,把學者關於「文革」起源問題的觀點歸納為10種,即階級鬥爭必然說、黨內部權力鬥爭總爆發說、封建遺毒說、毛澤東帝王思想說、奸臣禍國說、烏托邦碰壁說、人群反官僚主義說、東西文化衝突說、人性獸化說、「左」傾思潮惡性發展說等。

金春明著《「文化大革命」史稿》提出「三個惡性循環」說:

「左」傾思潮的惡性發展,並在黨內替代統治體制是「文化大革命」爆發的主要原因。這種「左」傾思潮的惡性發展過程,可以具體表述為「三個惡性循環」,即:「左」傾理論同「左」傾實踐的惡性循環;集權體制同個人崇拜的惡性循環;國際反修同國內反修的惡性循環。這三個惡性循環在具體的歷史實踐中緊密地交織在一起,互為促進,互動發展。

席宣、金春明著《「文化大革命」簡史》提出三個交互作用的惡性循環說,即「『左'傾理論和'左'傾實踐的相互作用」、「個人專斷和個人崇拜的相互作用」、「國際反修和國內反修的相互作用」 導致了文革。

異端思潮

上山下鄉

毛澤東晚年思想

三支兩軍

地方史

據不完全統計,自1990年代中期以來,福建師範大學的部分師生圍繞福建文革史選題,寫出碩士學位論文6篇,博士學位論文2篇,相關學術論文10餘篇。內容包括文革時期的經濟、政治、文化、軍事、文教衛生等,陳建坡認為「多具有較高的學術價值和納入『文革』史研究空白的意義,為推動『文革』史的研究做出了貢獻。」[1]:75

七二〇事件

九一三事件

文革的社會生活史

文革對世界的影響

文革史研究和新史學方法

1989年,張靜如等就呼籲多學科綜合和社會史研究方法。1999年,張靜如、王炳林文章《中共黨史學理論和方法的回顧與思考》發表,闡述了黨史研究的一些方法,「歷史比較法,逆向考察法,系統方法,關於史與論關係的處理方法,數量分析法以及宏觀和微觀相結合的方法,分層次研究法,縱橫比較法,科學假設法,歷史跟蹤法,地理環境與社會歷史發展考察方法」。[1]:66這些方法也能指導文革研究。[1]:67

參考

  1. ^ 1.00 1.01 1.02 1.03 1.04 1.05 1.06 1.07 1.08 1.09 1.10 1.11 1.12 1.13 1.14 1.15 1.16 1.17 1.18 1.19 1.20 1.21 1.22 1.23 1.24 1.25 1.26 1.27 陳建坡. “文化大革命”史研究30年述评 (博士論文). 中共中央黨校. 2009. 
  2. ^ 劉悅笛. “文革”研究的第三种思路. 粵海風. 2008, (4): 1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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