約瑟·李維
約瑟·梅臣·李維(英語:Joseph M. Reeves,1872年11月20日—1948年3月25日)是一名美國海軍上將,1894年至1936年及1940年至1946年間在役。
約瑟·梅臣·李維 Joseph Mason Reeves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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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生 | 伊利諾伊州坦皮科 | 1872年11月20日
逝世 | 1948年3月25日 馬利蘭州貝塞斯達 | (75歲)
军种 | 美國海軍 |
服役年份 | 1894年-1936年 1940年-1946年 |
军衔 | 海軍上將 |
统率 | 朱比特號運煤艦1913-1914 聖路易斯號巡洋艦1914 維克斯堡號炮艦1914 密爾沃基號巡洋艦1914 安那波利斯號炮艦1914 南達科他號巡洋艦1914 俄勒岡號戰艦1915-1916 緬因號戰艦1917-1918 堪薩斯號戰艦1918 匹茲堡號巡洋艦1922 北達科他號戰艦1922 戰鬥艦隊(部隊)航空指揮官1925-1929, 1930-1931 戰鬥部隊戰列艦指揮官1933 戰鬥部隊司令1933 美國艦隊總司令1934-1936 海軍部長辦公室1940-1946 |
参与战争 | 美西戰爭 第一次世界大戰 第二次世界大戰 |
获得勋章 | 海軍十字勳章 海军杰出服役勋章 |
李維在1890年入讀美國海軍學院,在1894年畢業。稍後李維曾參與美西戰爭,並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晉升至戰列艦艦長。戰後李維投身方興未艾的海軍航空部隊,推動連串飛行戰術實驗,並透過1929年第9號艦隊解難演習向海軍宣示航空母艦力量,奠定美國海軍航空戰術基礎。這使他與威廉·A·莫菲特並譽為「美國海軍航空之父」。1933年李維晉升為戰鬥部隊司令,再在1934年拔擢為美國艦隊總司令,最後於1936年退役。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李維被召回美國海軍部長辦公室助理事務,直到1946年方再退伍,期間李維曾加入珍珠港事件的調查委員會。1948年李維因病去世,享年75歲。
早年
李維生於1872年11月20日伊利諾伊州農村小鎮坦皮科,於家中五子排行第二,家族以務農為主業。李維父親早年曾於美國內戰加入紐約一支志願騎兵隊,後隨軍遷居伊利諾伊州。父親因曾受教育,偶爾亦到鎮上擔任教師。李維起初欲追隨父親之路,加入美國陸軍,但因眾議員的西點軍校推薦名額有限,而改為推薦李維加入美國海軍。1890年李維加入美國海軍學院受訓,並成為海軍美式足球隊的核心人物。[1]
工程軍官
1894年李維畢業,開始為期兩年的海上實習。期間李維曾派駐辛辛那提號防護巡洋艦及旧金山号防护巡洋舰,憑藉優異表現,在1896年調往新近服役的俄勒岡號戰艦,任助理引擎工程師,並在同年結婚。1897年初緬因號戰艦於哈瓦那爆炸沉沒,美西戰爭爆發,李維所屬的俄勒岡號繞道南美洲,由東太平洋調往大西洋,並封鎖古巴的聖地牙哥。7月3日西班牙艦隊離港試圖突破封鎖,聖地牙哥海戰(Battle of Santiago de Cuba)爆發。由於俄勒岡號之航速為當時美國封鎖艦隊之冠,且其引擎運作得宜,使之成為美軍戰勝之關鍵。戰後李維獲推薦為美國總統遊艇的引擎軍官。[2]
艦炮軍官與駐外武官
1899年3月,美國國會通過法案,將海軍工程師與水面軍官的晉升路線合併,解決纏擾海軍多年的內部官職競爭。這使李維由必須學習航海與炮術等事項。同年中李維升任中尉,但不久卻因嚴重闌尾炎而要暫時停職,而李維更因軍醫誤診而一度有生命危險,最後家人要延聘名醫霍華德·凱利為李維施行手術,方得康復。[3]
康服後,李維調到新服役的奇爾沙治號戰艦見習,並在艦炮演習上表現出眾。同年李維完成水面軍官考核,調往華盛頓海軍工廠,負責海軍艦炮製作及改良。其時海軍上尉威廉·西姆斯(William S. Sims)正鼓吹引進英國皇家海軍之艦炮技藝,同時採用新式無畏艦設計,以改進美西戰爭中海軍之差劣表現,並與美國海軍部、海軍武備署及海軍航海署的將官激烈爭持。期間海軍多次於華盛頓海軍工廠進行艦炮測試與改良,此股技藝改進風潮對李維有極大影響。[4]
1902年,李維升任上尉,調回三藩市號任艦炮長官。此時西姆斯獲老羅斯福賞識,終於可一展所長,並將多年的艦炮改良經驗集結成書,獲海軍派發至艦隊作為指引。李維在指引基礎上加以發揮,使三藩市號在1904年於埃及阿布基爾灣外的艦炮演練名列前茅。當三藩市號緊接加入遠東的亞洲艦隊後,李維便因功調往旗艦威斯康辛號戰艦。1905年威斯康辛號在1905年的艦隊艦炮射擊比賽大勝,使李維獲新任亞洲艦隊總司令查理斯·德倫(Charles F. Train)注目,而將其調任艦隊參謀。同年李維隨同德倫調到新服役的俄亥俄號戰艦,繼續負責艦炮改良事宜。1906年李維更為海軍研發出第一套火控系統。[5]
1907年李維調任海軍學院教官,並升任少校。翌年美國大白艦隊啟程環球航行,國內軍官短缺,李維被提早調離學院,擔任新服役的新罕布什爾號戰艦武備軍官。其時海軍正為前無畏艦的射擊設計及裝填缺陷所苦,李維改良艦炮的經驗便大派用場。經過多番嘗試後,李維將新罕布什爾號的射擊及裝填系統徹底改善,使之由服役之初完全無法正常開炮,到於1909年漢普頓錨地射擊比賽在27艘軍艦中名列第五,令李維在海軍嶄露頭角,調往旗艦康涅狄格號戰艦任艦隊參謀。然而李維卻在同年新引進的年度體檢,發現心臟肥大及二尖瓣脫垂,而幾乎遭海軍勒令退役,幸虧醫務署發現多名海軍學院的美式足球員均有同樣情況,才使李維可繼續從戎。接著李維調往蒂伯龍的海軍運煤港,監督該處的運煤機械擴建工序,最後在1913年調任朱比特號運煤艦的首任艦長,升任中校。[6]
1914年至1916年間,李維先後指揮了多艘老舊及非主力軍艦,包括聖路易斯號巡洋艦、維克斯堡號炮艦、密爾沃基號巡洋艦、安那波利斯號炮艦、南達科他號巡洋艦及俄勒岡號戰艦。1917年美國加入第一次世界大戰,海軍軍官人手緊張,李維先後獲委任為新緬因號戰艦及堪薩斯號戰艦艦長,在美國東海岸訓練軍兵。戰爭結束前夕,李維被調到華盛頓海軍軍令部辦公室,但工作既不稱心,又不獲上司重視。在好友幫助下,李維在1919年調往美國駐義大利大使館任武官,並與意大利外交人員建立良好關係。在三年的外交生涯,李維先後獲授司令級意大利王國勳章(Commendatore dell'Ordine della Corona d'Italia)及司令級聖茂里斯及拉匝祿騎士團(Ordine dei Santi Maurizio e Lazzaro)勳章。返國後李維曾分別出任匹茲堡號巡洋艦及北達科他號戰艦艦長,於1923年獲准進入海軍戰爭學院研習。[7]
投身航空兵
李維就讀戰爭學院之時,正值學院改革風氣大盛。西姆斯中將在指揮歐洲戰事後,連續兩屆出任戰爭學院院長,期間大力鼓吹海軍組織及戰術改革,宣稱戰列艦的主力地位必將被飛機所取代。西姆斯雖因年邁及各種爭議而在1922年退役,但新任戰爭學院院長克勞倫·威廉斯(Clarence S. Williams)及戰術系系主任夏里士·朗寧(Harris Laning),均對航空戰術持開放態度,並時常於學院內舉行研習演練。此股開放風氣不但對李維有極大影響,更使他的艦炮改良經驗得以發揚。其時朗寧正以日德蘭海戰為基礎,研究英美艦隊對抗時航空母艦及潛艇的角色,以及其戰術運用方法。在一次模擬戰爭中,扮演美國艦隊司令的李維決定優先奪取制空權,在雙方戰列艦相遇前,先集中飛機轟炸英國艦隊的航空母艦。演習美軍雖未能完全制空,但李維的航空調配卻是戰勝的關鍵,使他大為朗寧讚賞。當朗寧在1924年調遷時,剛畢業的李維便獲選接任戰術系系主任一職,繼續探究航空部隊於傳統炮戰中的角色及應用方法。年日過去,李維深信航空兵將為未來海戰之關鍵,決心投身航空事業,在1925年主動申請調遷,並獲航海署負責人員調動的威廉·李海(李維於俄勒崗號之艦友)及海軍航空署署長威廉·莫斐德(William A. Moffett)支持。[8]
奠定海軍航空戰術基礎
1925年6月,李維就任戰鬥艦隊的航空指揮官(Commader, Aircraft Squadrons, Battle Fleet),旋即按法律要求考取飛行員資格。一如大部分轉入航空事業之軍官,李維僅參與飛行觀察員(Observer)課程,而沒有直接成為飛行員。10月李維登上美國第一艘航空母艦蘭利號,開始負責艦隊所有航空部隊的戰術調動。巧合的是,蘭利號的前身為朱比特號運煤艦,其首任艦長正是當年初嘗艦艇指揮的李維。[9]
李維就任後先觀察海軍飛行員的執勤表現。他發現艦上的海軍飛行員雖熱愛飛行,卻未有深思飛機在艦隊應有的角色。登艦一周後,李維召集全艦飛行員,在演說中說之以理,動之以情,贏取飛行員的信任,以建立海軍航空兵的戰術模範為共同目標。李維隨後將各項飛機的運用問題編成長篇列表,內容包括「戰鬥機應如何攻擊對方戰鬥機?」、「飛機於空中偵察時應採取何種陣形?」、「飛機與飛機在空中的安全距離為何?」等等,然後要求各小隊在飛行期間解答該等問題,並定時再與李維會議、商討、甚至提出個人見解。李維再定期將該等問題連同最新的答案,以小冊子形式分發給各飛行小隊。此方法既可引導飛行員開發航空戰術,同時又可存留其經驗,後人更可青出於藍。美國航母的戰術改革路向便由此而定。[10]
李維同時希望實踐自己於戰爭學院的航空戰術構想。按照李維的構思,只要在最短時間派出最多飛機升空,則可將友軍艦隊的空中打擊力度集中,並提升至極;而只要友軍飛機較敵軍早發現對方艦隊,則可更早摧毀敵方航空母艦,從而奪取制空權;當友軍艦隊奪取制空權後,敵軍艦隊便無法有效偵察友軍,既喪失戰列艦的遠距射擊優勢,同時更無法抵擋友軍轟炸機的攻擊。然而李維初次登上蘭利號時,發現蘭利號最多竟只可攜帶八架飛機,而一次最多只能派六架升空,根本不可能做到理想的戰術效果。[11]
由於1926年的第6號艦隊解難演習在即,李維渴望向海軍展示航空兵的潛力,故此不斷挑戰飛行員的極限,用盡各種方法增加蘭利號載機量,同時加快飛機起降所需時間。李維本人更經常在艦橋的梯間親自指揮飛機起降,並向艦長下達加速轉向命令,且樂於接受他人意見,使他深為飛行員信服。當2月演習舉行時,蘭利號已可一次派出16架飛機,並在演習中「轟炸」巴拿馬運河水閘,立下先聲。到1926年中,李維與蘭利號艦長約翰·陶爾士(John H. Towers)及其他飛行員,已開發出一套系統性的航母運用方法,包括將飛行甲板用作飛機停泊及預熱位置、飛機起飛後即時右轉,使後方飛機可即時起飛、飛機小隊降落前在母艦後方保持盤旋陣形,加快降落效率、甲板勤務人員按職分工,並以不同顏色上衣以示分別、飛機降落後先推往甲板前方停泊,直到全數降落後才推回後方補油,或降回機庫維修。這些方法到21世紀仍為美國以至其他國家航母所使用。[12]
1926年中,李維獲得美國艦隊總司令查爾斯·休斯同意,將戰鬥艦隊所有飛機聚集到聖地牙哥的北島航空站作夏季特訓,輪調其他小隊到蘭利號作海上訓練,並繼續向艦上飛行員(包括時任蘭利號航空軍官馬克·密茲契及小隊指揮官傑拉德·波根)軟硬兼施。此等措施以及同年10月海軍少校法蘭·威納(Frank D. Wagner)開發的改良俯衝轟炸技術,再加上1926年至1928年各次大小演習,構築了美國全甲板攻擊的戰術雛形;至於莫斐德則全力負責航空兵的行政事務,為李維的航空部隊爭取來之不易的經費、維修零件、人員替補以及展現戰術的機會。兩人在職務上雖難免有所衝突,卻能一直保持友好互助關係,令美國海軍航空兵在內在外均能邁步發展。這使兩人最終同被譽為「美國海軍航空之父」。1927年李維曾短暫離職,隨同美國海軍高層參與日內瓦裁軍會議,並在會議期間獲擢升為少將,成為第二位投身航空兵的將官人物。1928年,李維隨同蘭利號參與第8號艦隊解難演習,此時蘭利號的載機量已提升至36架之多。[13]
由於蘭利號本身的性能有限,李維要等到列星頓號及薩拉托加號兩艘艦隊航空母艦於1928年底完成訓練,才有機會向海軍全面展示航空兵的潛力。1929年初第9號艦隊解難演習舉行,李維在獲得戰鬥艦隊總司令威廉·普瑞特支持及配合下,將薩拉托加號獨立編成特遣艦隊,然後在28分鐘內派出70架飛機,偷襲並摧毀巴拿馬運河水閘,使航空兵在海軍聲名大噪。自此以後,海軍內部不再爭辯航母是否必須,而是如何在華盛頓及即將舉行的倫敦海軍限制會議的框架下,將航母部隊發展極致。李維的航空事業也在此到達頂峰。[14]倫敦海軍會議預備開展前,李維被調入海軍事務委員會(General Board)協助處事,直到1930年中才重任戰鬥艦隊的航空指揮官。不久普瑞特成為新任海軍軍令部長,推行海軍架構改制。改制後李維身兼三職,包括第2航母戰隊指揮官(Commander, Carrier Division 2)、戰鬥部隊航空指揮官(Commander, Aircraft, Battle Force)及美國艦隊航空司令(Commander, Aircraft, U.S. Fleet),仍舊為少將職級。期間李維曾與屬下恩斯特·金恩分別指揮航母,參與1931年的第11號艦隊解難演習。演習後李維循例調回岸上,並被投閒置散,於馬爾島海軍船廠等地工作。[15]
美國艦隊總司令
李維的仕途最終隨著小羅斯福在1933年就任美國總統而有轉機。其時普瑞特即將離任軍令部長,向羅斯福大力舉薦李維,既可善用其才,亦可定下航空軍官再作晉升之路。同年5月小羅斯福任命李維為戰鬥部隊戰列艦指揮官(Commander, Battleship, Battle Force)及美國艦隊戰列艦司令(Commander, Battleship, U.S. Fleet),在6月上任,使李維一躍而為中將。7月1日李維再晉升為戰鬥部隊司令,身兼戰鬥部隊三項要職。到1934年,在軍令部長威廉·史坦利(William H. Standley)及航海署署長李海推薦下,李維升任為美國艦隊總司令,官至上將。[16]
在此期間,李維參與了橘色戰爭計畫的制訂。就在他正式就任戰鬥部隊司令當日,時任美國艦隊總司令的大衛·西勒(David F. Sellers),將軍令部於1932年提出的「速攻」戰略制成行動藍圖,交由李維負責各艘軍艦在太平洋戰爭爆發時的動員與調配。但「速攻」戰略在1934年時早已備受海軍各方質疑,連軍令部內亦有異議聲音。假若日本向美國正式宣戰,美國艦隊難以在短時間內集結兩洋軍艦,然後避過日佔南洋群島的偵察,解決遠洋航行的補給需要,最後增援被日本圍攻的菲律賓,或與日本海軍決戰。此消彼長下,1920年代的「保守」戰略方案起死回生,指海軍必須以跳島戰術方式,在中太平洋建立反攻基地,然後再與日本艦隊決戰,最後在海上封鎖日本,迫使其投降;菲律賓在戰爭初段幾乎肯定會遭日本奪去。[17]
李維亦傾向了「保守」戰略一方。1934年7月,「速攻」戰略提倡者完成了「直接之道」(Royal Road)的計畫制訂,模擬一場三個月的太平洋戰爭方案,但不論軍令部內的審議者、美國艦隊總司令李維及軍令部長史坦利本人,都已傾向「保守」戰略,使此計畫不久便要重新修改。12月史坦利將美國艦隊西進的終點由菲律賓東移至特魯克,但終李維及史坦利任內,新的計劃仍未塵埃落定。[18]
另一方面,李維於任內亦捲入了海軍內部改制的衝突。普瑞特於1931年推行的改制,原意是要將美國艦隊架構從馬漢的簡單集結,改為以艦種為本的分工編組,並強化「美國艦隊」在架構上的指揮權及行政權力。但艦種為本的指揮架構,意味著航空母艦可以特遣艦隊形式編組,在戰術指揮上與水面軍艦平起平坐,甚至反過來指揮水面軍艦。李維一直鼓吹航母與戰列艦分開編組,以免航母容易遭敵軍發現,減低艦隊喪失制空權的風險。然而海軍長久以來,均憂慮航母軍官有否資歷、能力與經驗指揮水面艦艇。此股質疑造成的阻力,使1931年改制未有提升航空司令一職為中將。史坦利出任軍令部長後,在艦隊改制上的立場傾向保守,且認為美國艦隊總司令不向軍令部長負責,會造成海軍決策上的權力分散,銳意將其權責收回軍令部。這使李維與史坦利兩人經常意見相左,而互為角力。史坦利多次以軍令部之權力干預艦隊的訓練事宜,並試圖將官署的物資調配權力收歸軍令部,最後僅在羅斯福的阻止下才未有成事。至於李維則在1935年離任前夕反擊,向艦隊所有少將或以上將官徵集艦隊改制意見,以編製普瑞特提倡的艦種為本指揮架構,更聲言要完全廢除「戰鬥部隊」及「偵察部隊」此一過時馬漢集結艦隊產物。然而海軍事務委員會未及解決此事,兩人俱於1936年退役離任。[19]軍令部長與美國艦隊的權責衝突,最終要到1942年金恩同時身兼兩職才告解決,而航母為本的特遣艦隊架構,則在1941年以另一形式實現:當年太平洋艦隊總司令哈斯本·金梅爾(Husband E. Kimmel),將列星頓號編入已沒有戰列艦的偵察部隊,使其變相成為航母特遣艦隊。[20]
最後,李維亦在任內參與多次艦隊演習。在1934年的第15號艦隊解難演習,李維以戰鬥部隊總司令一職,嘗試將艦隊按艦種及任務編成分隊,但效果未見理想。至於1935年舉辦的第16號艦隊解難演習,李維原先希望在阿留申群島及夏威夷舉辦,模擬日本從北方威脅夏威夷,而美國則從西岸派艦增援;但演習消息在1934年12月28日向外公佈之際,正好是日本宣佈退出華盛頓及倫敦海軍條約之日。日本更宣稱將會在千島群島進行艦隊演習,使輿論猜測兩國會否意外相遇而擦槍走火。最終李維將演習改於中途島舉辦。[21]
退役、戰時供職與晚年
1936年6月,李維離任美國艦隊總司令,並在同年編入退役名單,終身享有少將軍銜。歷經數年低調生活後,李維在1940年被召回海軍部長辦公室,為海軍提出工程兵及航空工程人員的晉升及調配的建議。珍珠港事件後,海軍部組成了珍珠港事件調查委員會,李維是惟一有海軍航空軍旅經驗的委員。多場會議及聽證會中,身為另一委員的史坦利再次與李維激辯。李維認為金梅爾未有派飛機定期巡邏珍珠港外海,負有嚴重責任,而史坦利則批抨李維對金梅爾過於敵視,且不應將所有責任盡歸於金梅爾一人身上,最後僅以大局出發而未有提交不同意見書(Minority Report)。接著李維獲羅斯福任命為租借法案的聯絡軍官,並以退役身分於1942年再晉升為上將,一直到1945年12月才離任,到1947年4月才正式離開所有海軍職務。此時李維健康已經惡化,並要長期住院。1948年3月25日,李維於馬利蘭州貝塞斯達離世,享年75歲。[22]
榮譽、紀念與軼聞
在48年的海軍軍旅生涯,李維一共獲得以下軍事獎項:
美國飛行觀察員徽章 | ||
海軍十字勳章 | ||
海軍傑出服役勳章 | 森遜獎章 | 美西戰爭獎章 |
第一次世界大戰勝利獎章 大西洋艦隊橫扣 |
美國防禦服役獎章 | 美國戰役獎章 |
第二次世界大戰勝利獎章 | 聖茂里斯及拉匝祿騎士團 司令級 |
意大利王國勳章 司令級 |
美國海軍一艘李海級導彈巡洋艦亦以李維為名。李維號導彈巡洋艦(CG-24)在1964年服役,曾參與越戰,最後於1993年退役,後作靶艦擊沉。
另外,李維亦被傳為美式足球中發明頭盔的人物。李維在1890年入讀海軍學院後,海軍與陸軍軍校就在1891年舉辦軍校際足球比賽,兩軍競爭甚為激烈。後來在一次比賽中,李維頭部重傷,使海軍學院校監下令李維停止作賽。然而李維卻用鼴鼠毛皮等物料製作了一個頭盔,並說服校監准其出賽。此後海軍的美式足球隊便開始有配戴頭盔習慣。[23]至於另一傳為美式足球頭盔發明者占士·納史密夫,則在1883年入讀大學後引進頭盔。
註釋
- ^ Wildenberg 2003,第11-25頁
- ^ Wildenberg 2003,第27-44頁
- ^ Wildenberg 2003,第45-46頁
- ^ Wildenberg 2003,第47-56頁
- ^ Wildenberg 2003,第57-66頁
- ^ Wildenberg 2003,第67-89頁
- ^ Wildenberg 2003,第89-105頁
- ^ Wildenberg 2003,第106-119頁
- ^ Wildenberg 2003,第109-125頁
- ^ Wildenberg 2003,第126-127頁
- ^ Wildenberg 2003,第128-129頁
- ^ Wildenberg 2003,第128-135頁
- ^ Wildenberg 2003,第135-162頁
- ^ Wildenberg 2003,第1-10, 180-196頁,Nofi 2010,第109-117頁
- ^ Wildenberg 2003,第197-225頁
- ^ Wildenberg 2003,第224-227頁
- ^ Wildenberg 2003,第224-230頁
- ^ Miller 1991,第180-212頁
- ^ Miller 1991,第212-259頁
- ^ Nofi 2010,第312頁
- ^ Nofi 2010,第177-203頁,Wildenberg 2003,第238-251頁
- ^ Wildenberg 2003,第259-266頁
- ^ Wildenberg 2003,第18-24頁
參考資料
- Miller, Edward S., War Plan Orange: The U.S. Strategy to Defeat Japan, 1897-1945, Annapolis, Maryland: Naval Institute Press, 1991 (英语)
- Nofi, Albert A., To train the fleet for war: the U.S. Navy fleet problems, 1923-1940, Annapolis, Maryland: Naval Institute Press, 2010, ISBN 978-1-884733-69-7 (英语)
- Wildenberg, Thomas, All the Factors of Victory: Admiral Joseph Mason Reeves and the Origins of Carrier Airpower, Washington, D.C.: Potomac Books, Inc., 2003, ISBN 1-57488-486-7 (英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