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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lk:黨政軍退出媒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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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刚刚修改了黨政軍退出媒體中的1个外部链接，请大家仔细检查我的编辑。如果您有疑问，或者需要让机器人忽略某个链接甚至整个页面，请访问这个简单的FAQ获取更多信息。我进行了以下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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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歷史

1995年，中國比較法學會、410教改聯盟、台北律師公會、台灣教授協會、台灣醫界聯盟基金會、中華民國殘障聯盟、傳播學生鬥陣、澄社與台灣環境保護聯盟組成「黨政軍退出三台運動聯盟」（三退聯盟），發起「黨政軍退出三台運動」，並提出兩階段改革（「黨政軍釋股．股權大眾化」、「翻修廣電法．成立監委會」）訴求[1]。1995年5月19日，三退聯盟在台視廣場前抗議，要求全面改造媒體、全面開放電視頻道，同時在台視廣場圍牆掛滿抗議標語[2]；5月20日，三退聯盟發起「520黨政軍退出三台大遊行」，召集了大批群眾及車隊參與示威；示威行動中，華視大樓遭油漆包「彩繪」，台視大樓則被砸雞蛋、撒冥紙；示威隊伍甚至放出障礙氣球，企圖干擾播出。但由於擔心三退聯盟的主張可能造成財團將媒體私有化，傳播學生鬥陣及部份學者在遊行中又另外提出了「確立頻道公共性格、樹立媒體文化性格、保障弱勢媒體公有、打破產官學共犯結構」的「公共化」主張[3][4]。

1997年9月19日，民間全民電視公司因民主進步黨內部鬥爭造成民視楊憲宏調職爭議，讓長期推動黨政軍退出媒體的社會運動人士開始注意到政治人物「介入媒體」甚至「經營媒體」的問題[5][6][7]。

1997年7月23日，財政部證券管理委員會（證管會）表示，民視、民間投資與全民電通之間是何關係、各屬於哪一類股份有限公司，證管會並不清楚；但就法論法，只要上列三家公司未向證管會申請核准即向非特定大眾公開集資，即已違反《證券交易法》第22條，公司負責人最高可被處有期徒刑2年[8]。同日，行政院新聞局廣播電視事業處（廣電處）處長洪瓊娟說，民視募資情況良好，募集的股本最後利益還是會歸於投資大眾，理應不會有股金膨脹導致持有股權萎縮的問題；新聞局硬性規定民視在2年後股票上市，但必須由證管會決定民視股票是否提前上市；而既然民視已經是公司組織型態，民視就必須依《公司法》受管理[9]。

1997年7月24日，《大成影劇報》報導台灣之聲廣播電台創辦人許榮棋連續兩星期批判民視，同時引述向該報匿名爆料者說詞：現今所有民視投資人付出的錢，全都進了民視兩大控股公司——民間投資與全民電通；民間投資與全民電通原本預計募集民視資金新臺幣30億元，結果募得新臺幣45億餘元，「投資大眾未來的股票面額會否縮水？這種種疑問都攸關投資大眾的權益，民視高層有必要出面說明」；民間投資與全民電通分別以每單位新臺幣十萬元出售民視股份，也號稱全國總計有股東兩萬多人，但是至今民視投資人只收到一份所謂的「同意書」，看不到民視股票；投資人向民視反映，民視卻總以「股票還在整理」虛應；民視17位董事，都是民間投資與全民電通的代表出任。而在本月23日，蔡同榮與民視執行副總經理陳剛信深信這些動作都來自許榮棋，所以不願對此表達任何意見；至於民視募資過程中的疑點，蔡同榮僅回應，「只要是許榮棋先生所提的任何意見，我都不便表示任何意見」[10]。

2000年3月21日，台視新聞部採訪中心副組長王智應撰寫公開信〈浴火重生，拒絕沉淪〉，要求「操弄、沉淪三台的黑手縮回去」。2000年4月30日，中視新聞部邀集學者與部內主管座談，討論制訂「編輯公約」和「自律公約」的可行性，尋求新聞自主權與新聞專業。2000年5月1日，中視記者們發起「退還國民黨黨證」、「拒交國民黨黨費」行動。

2000年11月18日，21所大專院校，117位傳播學界、實務界人士及學生共同發起成立的無線電視民主化聯盟（簡稱「無盟」，即今媒體改造學社）召開發起人大會。該聯盟主張：反對徹底私有化，台視、華視公共化，中視、民視專業化，無線電視民主化；尤其台視、華視應交還公眾手中，還給「公共」一個本來面目。

2001年11月17日，台灣媒體觀察教育基金會董事長賀德芬在苗栗縣社區大學演講中批評，民進黨執政後喪失在野時的「黨政軍退出媒體」理念，縱容民進黨立法委員兼中央常務委員蔡同榮經營民視，是走回國民黨的老路；她主張，政治人物必須全面退出媒體，民進黨應主導修法限制政治人物經營媒體。同日，蔡同榮回應，他擔任民視董事長以來，不曾干預民視新聞、不曾支薪、不曾用過一毛公關費，因此他覺得自己沒有退不退出民視的問題[11]。

2002年，民進黨立法院黨團「陽光媒體小組」提出媒體公共化修法方向，並要求政黨與政治人物皆退出媒體經營；但因蔡同榮等立法委員要求將政治人物排除在外，導致黨團被迫妥協折衷，只由羅文嘉、李文忠等黨團成員連署提案。蔡同榮等立委反對政治人物退出媒體的主要理由是強調「民視對民進黨貢獻很大」，若要蔡同榮辭去民視董事長，反而會影響民進黨的長期發展；他們又認為，目前臺灣媒體「大中國意識」傾向極為嚴重，需要「本土派」媒體繼續為臺灣發聲，因此蔡同榮不宜退出民視經營。

2002年5月1日，《中國時報》記者何榮幸撰文〈有人問我關於民進黨內的退步力量〉，指出：「民進黨雖然長期追求黨政軍退出媒體的進步理想，但黨內始終有一股聲音主張『國民黨可以，民進黨為什麼不可以』、『現在的台灣媒體大多是統媒，民視必須偏向另一邊以平衡這種亂象』、甚至有『國民黨過去控制三台，民進黨現在只控制一台有什麼關係』的說法；這股保守力量甚至被化約成『只有民視是挺民進黨的電視台，一定要保住這個重要據點』論調，讓民視長期承受只為特定政黨服務、嚴重傷害新聞公信力的污名與原罪。」

2003年2月11日，民進黨中央常務委員會通過「黨政軍退出廣電媒體」案，宣示加速修法，政務官、縣市級以上民意代表不得擔任廣電媒體機構的經營者，張俊宏、柯建銘亦在會中表達願意辭去環球電視董事長、三立電視監察人。

2003年2月13日，中國國民黨主席連戰呼應民進黨主張，要求中央委員以上的黨職人員退出廣電媒體，如中視董事吳伯雄、台視董事林豐正、中廣董事蔡正元、中廣監察人洪玉欽、中視董事長鄭淑敏、中視總經理江奉琪、中廣董事長趙守博、中廣總經理李慶平[12]。

2003年8月28日，民視舉行臨時董事會，蔡同榮請辭董事長，田再庭接任董事長。[13]

2003年12月9日，廣電三法在立法院三讀修正通過，明訂：

2004年6月28日，行政院新聞局召開無線電視諮詢委員會，「全票通過」確定先發給老三台為期三個月的臨時執照，並要求老三台限期提出「釋出黨政軍股權」以及「數位化」的計畫書。這是老三台第一次全部拿到臨時執照。

2004年9月15日，行政院新聞局公布老三台換照審議結果，以「附款同意」方式同意老三台換發執照，也就是要求老三台承諾在2005年12月31日前達成「黨政軍退出媒體」；中視、台視因涉及國民黨股權轉讓問題，在辦理股權變更、董監事變更時，若有中國大陸或外國資本介入，將依據《廣播電視法》廢止其執照。

2004年10月1日，行政院新聞局以「附款同意」的方式發給老三台執照。

2005年5月18日，行政院會議通過《無線電視事業公股處理條例》草案，華視走向公共化，台視走向民營化，中視走向非黨營化。但此法規並未如期於2005年12月26日前完成修法，而是到了2006年1月才在立法院三讀通過、2006年1月18日公佈施行。

2005年8月4日，《台灣壹週刊》第219期報導，2005年7月26日晚間，行政院秘書長李應元邀約台灣電力公司、台灣糖業公司等六家國營事業負責人餐敘，李應元一入座就說「《台灣日報》長期支持執政黨（民進黨），和執政黨關係良好；希望大家再多多支持《台灣日報》，特別是廣告」；該文批評，「《台日》社長顏文閂為尋求財務支援，將《台日》矮化成為綠營媒體；民進黨更糟，為了扶持《台日》這家親綠媒體，卻要全民買單，浪費公帑的行徑實在可惡」[14]。2005年8月3日，李應元辦公室宣稱，當時李應元確有赴宴，但「不是講《台灣日報》的事」；被點名的國營事業相關單位宣稱，到目前為止，「老闆並未交辦相關事項」，即使真有人請託登廣告，也會以公司業務宣導為考量[15]。2005年8月4日，行政院發言人卓榮泰說，「對於模糊、拼湊、套圖式的報導，不予回應」；同日，國民黨立法委員洪秀柱批評，陳水扁政府用納稅人的錢買廣告補貼特定平面媒體，又以撤銷執照來威脅不聽話的電子媒體，可說是「電子用殺，平面用買」，明顯意圖操控媒體；同日，親民黨立法院黨團副總召集人孫大千批評，如果民進黨還記得當年還是在野黨時如何嚴厲批判國民黨操控媒體，就應該對自己操控媒體的粗暴行為感到羞恥[16]。

2005年12月24日，國民黨將中視股權賣給中國時報集團，完成中視非黨營化。

2005年12月25日，台視董事長賴國洲、台視總經理鄭優、華視董事長周蓉生、華視總經理江霞及全體代表公股之董監事，聯合發表「代表公股董監事共同請辭聲明」，並共同請辭[17]。

2006年4月2日，在華視公共化過程中擔任官派華視總經理並引發諸多爭議的江霞離職。

2006年5月24日，張俊宏在報紙上刊登廣告，要求民視配合全民電通發放所持有的民視股票給投資人。張俊宏表示，民視成立時，由於當時法令規定自然人不能持有電視台的股票，所以民視股東有四萬人拿到的不是民視的股票、而是集資投資民視的民間投資與全民電通的股票；為了能讓投資人直接持有民視股票，全民電通已經於2005年解散清算，希望將所持有的民視25%股票重新切割分配給投資人；然而全民電通持有的民視股票都是新臺幣百萬元大面額的，要給投資民眾，第一步就是要切割成小面額的，「這需要蔡同榮及田再庭的配合，但是他們始終不配合，因此第一關就卡住了」[18]。

2006年6月22日上午，楊憲宏、許榮棋與國民黨立法委員邱毅共同召開「為民視小股東請命」記者會抨擊，民視小股東持有的股票並非民視股票，但陳水扁政府未曾處理這種違法現象；許榮棋感嘆，大多數立法委員都不願意碰觸民視股權問題，只有邱毅接獲他的陳情之後伸出援手；楊憲宏說，他是民視新聞部首任經理，但他堅持要處理民視股權問題，導致他慘遭民視董事會決議開除[19]。許榮棋當場出示他持有的民間投資及全民電通股票，雖然都印著「民視」二字，但股東權益受損時的求償對象不是民視、而是民間投資與全民電通，這不符合當初的期待，他呼籲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NCC）主動介入調查。楊憲宏說，「投資民視的都是肚子扁扁也要選『扁（陳水扁）』的民眾」，民視因此順利募得三億股、共新臺幣三十億元資金，卻遲遲不發股票給小股東；他質問民視董監事、張俊宏、蔡同榮及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牧師高俊明等「人格者」，這些人「出過多少錢投資民視」；民進黨秘書長林佳龍在行政院新聞局局長任內曾經要處理民視股權問題，但還來不及做就被調職；民視被一般大眾視為泛綠媒體，卻被少數人把持，他呼籲陳水扁與陳水扁政府積極處理[20]。同日，NCC官員表示，日前民視曾經來文表示民間投資及全民電通要將股份回歸給原始股東，詢問NCC是否同意；NCC的立場是，股份回歸原始股東，NCC樂觀其成；至於法人股東股份如何處分，要依《公司法》規定，與NCC無關，在股權變更後再向NCC申請許可即可[21]。同日晚間，民視發表聲明強調，民視一向正視及維護股東權益，將保留對不實報導及污衊提告之權利[20]

2006年7月1日，華視與公共電視文化事業基金會組成台灣公共廣播電視集團，完成華視公共化。

2007年，台視的公股及日商創始股東（富士電視台、東芝、日立、日本電氣）股權陸續釋出，9月6日在興櫃市場掛牌，完成台視民營化。

2007年1月30日，NCC核定中華電信MOD轉型為開放性平台，不再是有線電視系統，也不適用黨政軍退出媒體條款。

2007年3月29日，《新台灣新聞週刊》發行人詹錫奎（老包）說，「唯一的本土大報」（《自由時報》）長期以來就是扶植蘇貞昌勢力的「教父」，近日爆發的台視釋股官方施壓醜聞正好暴露了兩者關係，「蘇貞昌結合新潮流，並以具影響力的獨報（《自由時報》）為靠山，向陳水扁無情逼宮，此乃鐵的事實」[22]。

2007年4月19日，詹錫奎說，蘇貞昌接受「全國發行量第一的獨報」（《自由時報》）禮遇專訪，卻說媒體打壓他；「蘇貞昌提到媒體打壓問題，由於他是坐擁全國行政資源的現任閣揆，這種抱怨聽來令人難以相信。舉例而言：他與全國發行量第一的獨報特殊關係，在台視釋股官方介入醜聞中已是眾所皆知（政商關係更是呼之欲出）；獨報對他的百般呵護與肉麻造神，大家也是習以為常。……蘇貞昌與獨報的水乳交融關係，本來是應該被祝福的好事，畢竟獨報是本土派唯一可以和統派三報抗衡的報紙；但獨報運用其在本土派獨家壟斷的影響力，這些年來為了捧蘇出頭，已讓民進黨吃盡苦頭，也讓民進黨在去年差一點因黨內生態失衡而崩盤，此全因粗暴操作而致。」他說，這些年來，《自由時報》為了「替蘇清除政治競爭障礙」而批評陳水扁、謝長廷、呂秀蓮、游錫堃，但看某一階段的需要而已，「批扁，是為了向扁逼宮、釋權給它中意的人；批呂，是為了讓蘇取代呂、而成為扁競選連任副手；批游，是為了游不再甘願為蘇作嫁；批謝，那更是不遺餘力，因為在民進黨的生態倫理中，加上個人才華與政治志業努力，謝是大家公認的扁接班人；而蘇在獨報撐腰之際，甚至可以在去年逼迫扁權力下放，留下人生的奇恥大辱。」他說，這些年來，民進黨「坐令獨報操弄」，雖然讓蘇貞昌稱心擁有陳水扁被迫權力下放的政治資源，民進黨卻因此差一點就全面崩盤，陳水扁也已因此遍體鱗傷[23]。

2007年12月8日，《中國時報》暗批《自由時報》：「某家平面報紙所做的立委選情分析，只做藍綠兩大政黨的評估，其他小政黨就直接省略，搞得小政黨想告媒體，但『沒辦法，誰叫你是小黨』！」[24]

2007年8月8日，行政院新聞局局長謝志偉表示，行政院新聞局正在與專家學者及相關媒體規畫成立「臺灣國際頻道」，以英語與華語為臺灣發聲，但經營形式非官方性質，預計八個月到一年內籌設完成，所需經費約新臺幣二十餘億元，相關細節將再研議；他強調，這個國際頻道不會是「政府的」，目前還未敲定最後方式，最理想的狀況是成立獨立的電視台[25]。謝志偉強調：許多國家除擁有本國語言發音的國際頻道外，至少還有一個英語頻道；中國中央電視台也有華語台、英語台，實際作為是「包抄臺灣」，將推廣中國形象、政治論述應用得淋漓盡致；因此，臺灣成立國際頻道已非常急迫了。[26]但輿論普遍認為臺灣國際頻道是陳水扁政府架空台灣公廣集團、操控媒體、背叛黨政軍退出媒體之舉，臺灣國際頻道無疾而終[27][28][29]。

2009年9月10日，林濁水指出ECFA的宣傳是由民視承包，該宣傳內容包含的族群歧視讓人以為是「統媒出品」；不但重創民視形象，也引起民視營業部跟新聞部的對罵。[30]這也是民視對「綠皮藍骨」指控的對號入座。這也代表民視已經不再只受到深綠人士的批判，連淺綠人士也開始質疑民視的政治立場太藍。

2008年4月10日，詹錫奎表示陳水扁政府時代「親本土的媒體」在《自立晚報》與《台灣日報》告終後僅剩一家全國性報紙《自由時報》獨撐，雖有市場區隔寡占優勢，卻是典型的一言堂病態：《自由時報》未曾制止李登輝與陳水扁不和，「使本土政權的根基出現嚴重裂痕」；為了挺蘇貞昌，該報曾在陳水扁遭逢百萬人民倒扁運動風暴、「政權最脆弱時」趁火打劫，強迫陳水扁權力下放給時任行政院長的蘇貞昌；而為了替蘇貞昌排除競爭障礙，該報一路反謝長廷，更是舉世有目共睹；「當然，這是新聞自由保障下的範疇，但也提前預告了本土政權的終結、統派復辟有成、台灣派的共同毀滅基因，可說幫了大忙」[31]。

2010年5月3日，國立臺灣大學政治學系教授石之瑜說：「《自由時報》就是一家主要信仰台獨，但是以自由為旗號的媒體；以至於外界對之產生錯誤期望，總以自由為標準要求《自由時報》。……如果認識到《自由時報》的信仰是台獨而不是自由，則所有的批評與訕笑都必須嘎然而止。《自由時報》省思的標準在於是否有利於台獨，而非是否有利自由；因此，對於自由是否有利的經驗，自然不在《自由時報》的記憶系統中，也就無法根據過往的事件調整作為。……《自由時報》有信仰，這與台灣朝野兩黨從政黨員多數沒有信仰大大不同。馬英九沒有信仰，不用多說，各界早已論斷，遑論他的國民黨徒眾。至於民進黨，謝長廷與蘇貞昌的台獨信仰指數絕不比陳水扁高；真正信仰台獨的領導階層屈指可數，恐怕蔡英文與呂秀蓮『兩女將』就占了半數以上。如沒有《自由時報》繼承台獨香煙，民進黨的假台獨早就失去信用。」[32]

2010年12月28日上午，中國國民黨立法院黨團舉行「國民黨強化政策宣導，民進黨只會政治洗腦」記者會，出席的立法委員邱毅說，《自由時報》指控馬英九政府以廣告預算收買媒體報導花博是置入性行銷，該報另一版面卻刊登全版的花博置入性行銷廣告，該報「要吃、要拿、又要罵」的作風讓讀者精神錯亂[33][34]。

2011年1月6日，民視創始股東吳子嘉說：「只要在（民進）黨內有意參選公職的人，應當都可以理解『蔡董』（蔡同榮）之於民進黨的影響力有多龐大：由他所操控的媒體（民視），在黨內大行選舉利益交換，不只是公開的秘密；甚至還已經『上市化』，讓一群等待躍上檯面、卻苦無曝光機會的小政客只要有足夠資金就能公開申購，雖不保證獲利，但至少可以讓你出現在每個家庭的電視機。……更醜陋的是：體操高手『蔡董』雖然自詡是『台獨理念』的第一把交椅，但當他用左手緊握『台獨聖經』時，卻也能伸出右手與共產黨電視台合作，利用『深綠』光環直接取得紅色資助，在國共這根橫木上『走跳自如』，臉不紅、氣不喘，徹底發揮運動家精神。更囧的是，當民進黨要求馬英九為置入性行銷道歉時，這位身穿體操服的『蔡董』還是繼續喝同志的血、吃中國大陸的肉，（民進黨主席）蔡英文竟然連一點譴責的聲音也沒有。如果要按照『深綠』人士標準來看，『蔡董』早可以成為『賣台滿分』的優等生；什麼連戰、宋楚瑜之輩的人，根本是難以望其項背。」[35]

2012年2月16日，詹錫奎批評：1998年陳水扁尋求台北市長連任失敗，主因是《自由時報》「為了商業利益，選前狠批他超過一年」；《自由時報》在2000年總統大選中支持連戰，而在陳水扁當選總統後改為「一路拉拔蘇貞昌，並開始打擊任何它感覺會阻礙蘇的人」；2006年，《自由時報》強迫陳水扁公開宣示權力下放給蘇貞昌，留下違憲的政治醜聞紀錄；後來只要碰到蘇貞昌要參加的民進黨初選，《自由時報》也都是總動員力挺蘇貞昌、並狠毒修理蘇貞昌的競爭者，謝長廷與蔡英文深受其害。他諷刺，《自由時報》是一個大報，該報平時在推銷的言論卻比較像是激進派的機關報，「來路不明的什麼『台灣國政府』[36]都可以成為它的言論區常客」；該報也試圖用它的影響力綁住民進黨的手腳，不讓民進黨「轉大人」；但該報對蘇貞昌很體貼，從來不會去檢視蘇貞昌的言行和該報的主張之間有什麼差距。他說，台灣現在重要的大選已是51%和49%的競爭，無論有多麼崇高的理想，如果是在49%那一邊，就是一文不值，《自由時報》的鄒景雯、金恆煒這些人「隨時都可以過來踹你一腳，罵你惹人厭、礙事等等」。他諷刺，《自由時報》老闆林榮三有很長的時間是屬於國民黨陣營，現在在該報寫文章的那些人也是將台獨視為毒蛇猛獸，現在他們反而以「謝長廷們何不另立黨中央」[37]一語逼迫謝長廷退出民進黨，真是荒唐；而這兩天，該報甚至刊登假新聞暗示雲林縣長蘇治芬抨擊蔡英文，要藉此挑撥蘇治芬與蔡英文之間的感情，「這些不入流手法和統媒也差不了多少矣」[38]。

2012年5月25日，詹錫奎說，林榮三一直是台灣最有錢的大富豪，這使《自由時報》的地位可以屹立不搖；但林榮三在台灣提供了多少就業機會、創造了多少青年的夢想與未來想像，其實是相當渺小的，也與林榮三的財富不成比例。他說，他曾多次託人向林榮三建言，希望林榮三至少在《自由時報》底下成立一家大型文化出版公司，進行有規模的文化生命力開發，「有大報資源協助，出版公司也不會賠錢」；未料林榮三給他的答案是「冷漠與嗤之以鼻」，與王永慶出資救《台灣日報》的行為完全相反，讓他非常不以為然。他說，《自由時報》常批評「台灣的產業西進外移，外移造成就業機會流失」，這是事實；但話說回來，「有了不動產巨富（不動產當然沒有外移煩惱），卻又不思創造生產力與就業機會」，那就與前者無「低劣與高尚之別」。他說，《自由時報》目前的生態地位「幾乎就是民進黨台派的馬龍白蘭度了（江湖聞之色變的黑手黨教父）」，人人對它噤若寒蟬、敢怒不敢言，這也造成蘇貞昌可以在此陣營無禮橫行，連蔡英文都不敢得罪蘇貞昌[39]。

2012年8月29日，民主進步黨主席蘇貞昌代表民進黨，反對旺旺中時併購中嘉案，要求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主任委員石世豪撤銷「有條件通過旺中購併案」的決議。蘇貞昌希望各界參與反旺中遊行，但是為尊重主辦單位，未用民進黨的名義參加，僅鼓勵黨員以個人名義參與。石世豪以此違反法律一案不兩審的精神，聲明將不會撤回決議[40]。

2012年12月28日，詹錫奎說，在世新大學「2012媒體風雲排行榜」的「報紙評鑑排行榜」的「讀者評分」項目中，《自由時報》在經過本身讀者之加權之前以74.8分墊底（低於《聯合報》78.6分、《台灣蘋果日報》75.4分與《中國時報》75.0分）[41]，原因「可能是堅持扮演『蘇報』，漸被人看破手腳，公信力嚴重受損之故」；《自由時報》「以『蘇報』自得其樂，卻又不斷在綠營以麥卡錫主義狠咬有才華的菁英（1950年代瘋狂入人於罪的該主義，藉口反共，曾使卓別林、愛因斯坦等眾多天才受到此極端主義迫害），造成綠營重大內傷」；曾有人在《自由時報》內部會議中委婉勸告林榮三不要利用媒體公器襄助民進黨的新潮流系與蘇系，反而被林榮三大罵「不支持蘇貞昌，要支持誰」[42]。而在2012年11月6日，詹錫奎諷刺，《自由時報》仗著自己擁有「台派資訊霸權」，封殺在該報寫專欄的南方朔與卜睿哲幫謝長廷辯護的言論，「把極端主義者拿來當論壇主流」，以「圈養式資訊」來「在台派內部製造矛盾」，「像四十年前執行獨裁統治的老K（國民黨）中常會」[43]。2012年11月28日，詹錫奎更諷刺，《自由時報》為了蘇貞昌，「可以盡毀前人的心血努力，要把民進黨推回蔣家那種『家天下』時代」、「現在為了毀謝（長廷），已成現代麥卡錫主義的溫床」[44]。

2013年1月25日，詹錫奎再批《自由時報》：「本土報已成台派的文化霸權，但它同時卻是文化的陌生客，甚至是鄙視文化人的金錢至上主義者──就這一點而言，我認為：本土報老闆（林榮三）和旺中老闆（蔡衍明），其實像是孿生雙胞胎，人文素養淺薄，更談不上什麼台灣人文化使命感。他們和昔日的報老闆如吳三連、吳基福、余紀忠相比，除了鈔票很多以外，文化質素多顯貧乏與輕浮。然而我又認為：旺中老闆較之本土報老闆，更有改進可能，因為他受到了較多社會輿論關注與監督；本土報則比較可能繼續被寵壞，如同有些被溺愛的獨生子，因特異人格為家庭帶來悲劇，大家也無可奈何。……你看這個文化霸權本土報，它在扁家事件發生後，可曾認真面對檢討過？不但沒有，它甚至還棒打那些純真指出『國王沒有穿衣服』的、那些真誠為了台派生存而批判扁家的良心人。」[45]

2013年8月10日，詹錫奎再批《自由時報》：

最近台灣發生兩波白衫軍運動……以馬政府所控制的情治系統來說，也不可能一無所悉，早就老神在在：只要「掌握」到蘇貞昌與本土報，就管你反對黨在那邊跳腳了。……
至於本土報方面，我也沒有對它誤解：長久以來，它的新聞政策就是指導綠營用全部的精力去反對中國；讓真正的對手國民黨好整以暇，執政再爛也可以輕易打敗反共反到氣喘吁吁、手腳又抖又軟的綠營。在某個意義上，這一家大報真是國民黨的偉大埋伏：它讓國民黨在每次的政黨馬拉松競賽中，初期看似落後，卻總能在最後階段輕易壓過對手；如此神奇的「透過本土報，掌控反對黨」埋伏設計，應該獲頒世紀發明獎。而現在更令國民黨寬心的是：最大反對黨的現任黨魁（蘇貞昌），又是這一家大報所能完全掌控的聽話政客；這樣一來，執政黨（國民黨）真是高枕無憂了。[46]

2013年9月16日，詹錫奎再批《自由時報》：

當民進黨推不出有可能當選的人選來參選首都市長時，你會替它著急嗎？還是你認為，它在這具有指標性意義的一局繼續缺席也無妨？而你認為它是一個「政治的豪門家族」，所以很有本錢，可以把目前聲望最高的人就跳過首都選舉、直等到總統大選才上場？──總之，當你開始真心關注它時，你就不會坐視：一家本土報，在近十年來，持續用一種「揠苗助長」手法，扶植一棵空洞的植物（蘇貞昌），要來當這個重要政黨的「救星」。[47]

2013年11月27日，詹錫奎再批《自由時報》：

民進黨現在的黨主席是蘇貞昌，當權的派系是最大派系新潮流，這兩大要角：前者是台灣最大報、也是唯一本土報十年來精心栽培、全力相挺的要角；後者是台灣統派媒體與本土派媒體空前少見的一致推崇、媒體形象良好的民進黨最大派系。……
眾所週知：近十年來，本土報力挺蘇貞昌，早就達到不問是非的瘋狂地步；傳播史上，和早年（臺灣省）省長管轄之下的台視所創造的「每日一宋（楚瑜）」相輝映，有「每日一蘇」之稱。……
（2008年總統選舉，）謝（長廷）代表民進黨參選總統，想化解對他攻擊不遺餘力的本土報敵意，多次欲登門拜訪老闆未果（這是民主國家中不曾有的現象，當時民進黨還是執政黨呢）；該報甚至加重中傷的火力，接近投票日時，甚至赤裸裸地要台派支持者「含淚不投票」，以及「只要馬（英九）願意說台灣前途由二千三百萬人決定，就該支持馬」（套招好的，馬在隔天就在該報登廣告表達此騙票訴求；此議則由號稱「挺扁急先鋒」的某女士提出）。……
在台商家庭已和選票結構綁在一起的時代，本土報也逼迫民進黨每日用反中口號當早操功課（過猶不及，乩童式叫囂反中不但無用，更添困難），暗助國民黨更有理由與共產黨聯手封鎖民進黨的選票分佈；台商家庭已成新時代反綠的堅強堡壘，算是傳統反綠軍公教的另一大組合。[48]

2014年3月6日，詹錫奎諷刺，《自由時報》自稱「台灣價值」的守護神，該報也在報頭清清楚楚標示「台灣優先」四字當作祖訓，然而「台灣優先」正是謝長廷首創、並在民進黨建黨後奮力實踐的；《自由時報》「模仿」了謝長廷的「台灣優先」，現在卻回過頭來砲轟謝長廷沒有「台灣優先」，這是欺人太甚；而在政治現實上，如果沒有謝長廷攻下的「南方堡壘」在守護，這所謂的「台灣價值」恐怕只能成為「藍色政客及其佈建的偽裝媒體用來騙人的表面裝潢」；綠營要重返執政，一定要先擺脫《自由時報》的反間計操作與糾纏，避免成為「激進政治搖頭丸」俘虜；如果我們認為「民主國家中最有錢的政黨」國民黨和「台灣首富媒體大亨」林榮三的背後沒有共同利益的連結，那就太天真了[49]。

2014年8月15日，名嘴董智森批評，《自由時報》反對兩岸直航，聲稱兩岸直航會讓中國人民解放軍搭米格機尾隨民航機占領臺灣；然而現在瓏山林企業在臺北市內湖區的建案「瓏山林藝術館」天天打廣告宣稱，上海到臺灣直航後，出了臺北松山機場、沿著臺北市民權東路就可以直接回家，目標客群鎖定台商，擺明收割兩岸直航的好處；以瓏山林藝術館廣告對照《自由時報》反中言行，「這就是標準的說一套做一套」[50]。

2014年11月10日，詹錫奎說，近十年來，謝長廷一身「外柔內剛」的行遠哲學被《自由時報》幾個「混混打手」汙衊是統派；他們甚至斥責謝長廷「為了執政，出賣靈魂」，要求謝長廷「寧可不要執政，也要牢牢擁抱台獨」；倘若柯文哲的「在野大聯盟」也被《自由時報》運用他們每天詛咒、辱罵，柯文哲的氣勢不能發揮到現在；「柯P（柯文哲）說要擺脫藍綠對立困境、讓政治『重開機』，當然也要把本土報往昔所引進的系統病毒一併掃除」[51]。

2014年12月3日，詹錫奎說，1998年陳水扁競選連任台北市長失敗的原因是《自由時報》「自始反扁」，2014年柯文哲當選台北市長一事剛好可以印證他的這番控訴；「我要提醒本土報的是：由於你們當年的過度把公器當成人際公關使用，已徹底禁錮了台灣人的心靈有十六年之久！因為台派就只剩這一家相容的媒體，已成台灣人的『言論標竿』啊！——『標竿』一旦喪失深刻說服力，菁英也將陷入集體狗咬自己尾巴的內耗困境。」他希望《自由時報》「不要再逼迫民進黨被貼上反中標誌」[52]。

2015年5月20日，詹錫奎說，陳水扁政府時代，《自由時報》全力捧蘇貞昌、打謝長廷，「蘇自己能量不足未能出線，該媒體甚至鼓吹支持者『含淚不投票』，暗助馬英九上台」[53]。

2015年6月10日，詹錫奎說，長時間以來，「台派唯一的本土大報」《自由時報》帶頭策動鋪天蓋地批鬥謝長廷，正是因為謝長廷主張以《中華民國憲法》處理兩岸關係；而那些「射箭」攻擊謝長廷的人，有不少是他熟識的人，「他們在張弓射箭時，那種咬牙切齒、青筋暴漲的模樣，常令我難以相信是台派的朋友」；「驀然回首，能夠令小英（蔡英文）在美國『打通政治的任督二脈』的，卻是十五年來備受他們（民進黨）內部大派系以及本土大報諸寫手百般凌辱折磨的謝先生……我因出身於這一家『審判』批鬥謝先生最強烈的大報，幾年來努力不懈幫他做了若干辯護，雖然聲音相當微弱，總算也是一種救贖吧」[54]。

2017年3月24日，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大眾傳播研究所教授陳炳宏說，2003年立法院通過黨政軍退出媒體條款時並未同步處理政府所擁有的警察廣播電臺、教育廣播電臺、漢聲廣播電臺、復興廣播電臺、中央廣播電臺與漁業廣播電臺，所以「不管哪黨執政，好像都樂見繼續擁有政府電台」[55]。

2017年6月21日，台灣媒體觀察教育基金會、媒體改造學社、優質新聞發展協會發表共同聲明批評，各級政府仍然以各種形式違反《預算法》購買業配新聞，商業置入新聞更是氾濫成災，「不論是2011年初修訂《預算法》第62-1條禁止各級政府購買業配新聞，抑或是《廣電法》第33條、第34-3條以及《衛廣法》第33條有關節目與廣告需分離的法條規定，如今似乎已成具文；即使早已存在的商業置入，依據我們的調查與研究顯示，其情形亦愈演愈烈，甚至有些媒體置入性行銷所得已超過正常廣告的營收」[56]。

2017年7月5日，三立電視董事長林崑海與民進黨高雄市議員顏曉菁的婚外情緋聞，引發「政媒不分」、「把媒體公器當成私人工具」之疑慮，平面媒體與網路媒體都在討論此事；但同日，三立新聞不報導此涉己新聞，其他主流的電視新聞頻道幾乎也都不報導此事，NCC也沒有檢討此現象，國立臺灣藝術大學廣播電視學系教授賴祥蔚抨擊為「臺灣電視新聞的黑暗紀念日」。

2018年1月，公廣集團底下華視的人事案疑似遭民視董事長介入，引發中國時報社論批評台獨政治勢力在公共媒體復辟還魂而台獨三台即民視、公視、華視[57]。

各方意見

1995年6月25日，國立政治大學新聞學系教授馮建三說，台灣電視的生態並不因第四家無線電視台由非國民黨力量的民視取得而乍現生機，而可能是另一個「新禁錮階段」的開始；若要創造轉危為安的契機，則切入點依然是老三台、而不是任何新增的無線電視或衛星電視頻道，因為「通向本土影視公共利益最近的路」正是由黨政軍所控制的老三台鋪設完成的；當台灣走向這條路時，請注意「窺伺道旁的財團，已在兩側樹滿『（媒體股權）大眾化』的稻草人」[58]。

1997年9月28日，政治評論家司馬文武以民視楊憲宏調職爭議為例指出，反對黨人士因為曾經長期被政治迫害而特別熱愛新聞自由，但是他們掌握媒體之後未必會比執政黨更能尊重新聞自由，原因很簡單：「干預新聞，壓制異見，源自人性的本能與衝動；自覺越有理想與道德的人士，反而越會手癢，總覺得有權利指導輿論、操縱新聞。」[59]

2000年12月19日，傳播學生鬥陣承認，「有關媒體與公民間的論述」在台灣輿論中向來缺席，1990年代以降、立基於「黨國資本主義」批判的黨政軍退出三台運動便是一例：黨政軍退出三台運動看出政治與經濟邏輯的對立，卻未覺察到官商利益之間的共生共榮，故流於「市場乃是解構黨國廣電媒體壟斷之不二法門」的空泛認知，結果便是「攻黨國而不攻資本」，渾然不知「在市場機能下，私人置換了公共，消費者取代了公民身分；其為害與黨國壟斷相較，甚至猶有過之」[60]。

2003年12月3日，世新大學教授管中祥認為：「如果在黨政軍『退出』媒體之後，無法有效與合理的規劃由誰『進入』媒體的規範；那麼，黨政軍退出媒體將可能為台灣的民主與媒體文化帶來新一波的災難。……公共化其實是另一種世界潮流，是黨政軍退出媒體之後的另一個重要選項。」[61]2007年10月，管中祥批評：「台灣媒體的自由，往往是媒體老闆的自由，從來不是新聞記者的自由。可是媒體老闆是不是真的有自由呢？其實是不一定的。當他與他的利益有衝突或影響的時候——例如媒體常常會受到廣告主的影響，媒體可能常常要去承包政府或政黨的置入性行銷——他的自由本身就是受到限制的。」[62][63]

2004年5月3日，國立東華大學教授石世豪說：「黨政軍控制老三台，披的就是『民營電視台』外衣；而黨外與民間多年推動『黨政軍退出三台』，為的就是打破媒體公器淪為少數人傳聲筒的『大私』。」[64]

2005年11月8日，中國科技大學教授包淳亮說，他曾經是把《當代雜誌》從頭看到尾的大學生，也曾經購買《當代雜誌》近百期；但前幾年，《當代雜誌》總編輯金恆煒成為泛綠代言人，已經損害《當代雜誌》的中立性與批判性[65]。

2005年12月21日，前民視新聞部經理楊憲宏與台視政論節目《新台灣高峰會》主持人周玉蔻批評，民進黨執政五年來只有「媒體酬庸」、沒有「媒體專業」，對電視媒體的操控比中國國民黨執政時還惡劣，行政院院長謝長廷是干預媒體的幕後黑手，行政院收買媒體、向媒體討人情，台視董事長賴國洲、台視總經理鄭優與華視總經理江霞都是政治酬庸下的產物。同日，行政院回應，請楊憲宏與周玉蔻拿出證據。[66][67]

2007年1月24日，媒體改造學社兩位執行委員劉昌德、洪貞玲指出：即將在2007年3月間進行股權公開標售程序的台視，雖然尚未確定最後買家，但「行政院有意引入被認為政治言論偏綠的《自由時報》」的傳聞始終未曾間斷，「一旦這個跨媒體集團形成，當前黨派媒體互擁其主、相互砍殺的非理性報導與評論，情況恐將更為惡化。」（劉昌德、洪貞玲，〈《中時》與《自由》荒謬惡鬥〉，台灣《蘋果日報》2007年1月24日〈論壇〉。）

2007年3月25日，日本富士電視台秘書處調查役長谷川澄男公開指稱，新聞局長鄭文燦在該年1月17日與台視日資股東餐敘時，期望富士電視台把其台視股權轉讓給《自由時報》；他也指稱，經濟部長陳瑞隆當時也講過類似的話；他諷刺，這場餐宴若發生在美國或日本，早已構成政界醜聞。2007年3月26日，立法院財政委員會決議暫緩台視公股釋股案，並通過成立官股釋出調閱小組以進行調查。台灣《蘋果日報》2007年3月27日社論〈台視與髒手〉諷刺：

2007年6月16日，曾任自立報系及中評社記者的新聞工作者鄒麗泳說，打著「台灣人的電視台」、「台灣人的電台」或「台灣人的報紙」之類口號的「本土媒體」，介入2007年民主進步黨總統提名選舉，各擁其主，成為特定參選人的啦啦隊；本土媒體談話性節目，品質江河日下，「李濤化」愈來愈明顯，言論單一性、立場極端[68]。

2008年4月4日，前《聯合報》總主筆張作錦說，民進黨在野時疾呼黨政軍退出媒體，「蓋當時媒體掌握在國民黨手中，於民進黨不利也」；相反的，民進黨執政後毫不掩飾操控與利用媒體，「以給置入性廣告、給貸款、給官位等方式，誘使媒體逢迎諂媚、效忠投靠」，比國民黨更「得心應手」[69]。

2009年11月27日，傳播學生鬥陣承認，1995年與2009年的媒體環境，並未因黨政軍退出媒體而有了巨大而美好的轉變；黨政軍退出媒體之後，「媒體環境也沒有變得更好，甚至更糟」[70]。

2011年7月12日，民進黨立法院黨團總召集人柯建銘召開「還台於民V.S.還財於民 黨政軍退出媒體？打破媒體壟斷？」記者會[71]，抨擊：蔡同榮長期將民視當成個人政治鬥爭工具，動輒威脅利誘黨團同仁，讓黨團同仁在陰影下問政，「比國民黨還惡質千百倍！」柯建銘表示，當年的民視靠著四、五萬名不樂見中國國民黨壟斷媒體的民眾以小額投資逐步建立起來，成長茁壯後卻淪為蔡同榮的個人電視台，甚至成為蔡同榮競選黨主席、中常委、立法院黨團總召集人等職務時的利益交換籌碼，與當初成立宗旨背道而馳，「這樣我們還有臉要求『黨政軍退出媒體』嗎？[72]」

2011年7月21日，《財訊雙週刊》第377期報導，蔡同榮以其妻蔡麗蓉名義持有民視股權僅0.1%，卻仍然能在他被迫辭去民視董事長之後維持「政媒兩棲」的實質影響力，關鍵之一是民進黨多年來都提名他為全國不分區立法委員；關鍵之二是，他利用《公司法》第198條掌控民視董事會，並且在立法院多次阻擋該條修正案[73]。

2013年8月21日，國立中山大學退休教授陳茂雄在他回覆台灣教授協會會長呂忠津的電子郵件中說：「2012年總統大選前，《自由時報》的閱報率超過《中國（時報）》及《聯合（報）》兩報的總和，《蘋果（日報）》又加入批馬（英九）的行列，在平面媒體方面綠營居於優勢。在電視媒體方面，只有中天（電視）及TVBS挺馬，其他都是反馬，綠營更具有優勢。廣播電台更不用說，只有綠營才有政治性節目；藍營電台只做置入性行銷，不會赤裸裸地表態政治語言，但其效果遠大於綠營電台。2012年的總統大選，綠營強勢媒體對選情完全沒有影響力，為什麼？因為綠營媒體已扮演政黨的附庸，與《中央日報》的角色完全一樣，缺乏公信力。一般民眾對親綠媒體的感覺，就像看《中央日報》一樣，不會相信，更沒有影響力。除了《中央日報》外，親藍媒體還會出現批馬英九的言論，其公信力當然遠高於《中央日報》及親綠媒體。」[74]

2016年1月28日，前台視新聞記者隋安德諷刺：「台灣言論自由的問題已經不是黨政軍控制媒體，而是許多電視台心甘情願當藍綠的『中央電視台』與『中央日報』而喜不自勝、自願作牛作馬出賣靈魂！新聞偏頗，連最基本的表面平衡都懶得做；標題更是立場鮮明，故意羞辱或吹捧人事物。請問，有黨政軍1股嗎？沒有哩！」[75]

2016年7月18日，總統府發言人黃重諺說，「黨政軍不介入媒體」一直都是民進黨的價值[76]。

2016年7月19日，前民進黨立法委員林濁水說，本月17日民進黨全國黨員代表大會，三立電視董事長林崑海支持高雄市議員林瑩蓉的「海派」奪下一席中常委，媒體大亨介入黨內很糟糕；民進黨過去喊著黨政軍退出媒體，也曾批評蔡同榮參與經營民視，當年怎麼批評，今天也應該要用同一套標準。同日，民進黨發言人黃適卓回應，中常委當選人沒有經營或主持任何媒體，沒有違反黨政軍退出媒體相關事項[77]。

2016年7月21日，前副總統呂秀蓮說，民進黨作為執政黨、且希望能長期執政的政黨，民進黨的核心價值應該要繼續發揚光大，核心價值之一當然是「媒體是社會公器，所以媒體應該完全中立是會比較好」[78]。

2016年8月2日，台北市產業總工會總幹事陳淑綸說，資本家團體只要拜會行政院，透過社論、評論、政論節目施壓，就可以不遵守《勞動基準法》，甚至要求法律放寬；還有媒體老闆威脅各縣市勞工主管機關，若繼續對媒體業裁罰，機關首長的新聞「不要想好看」，把媒體公器當作自己的違法護身符。壹電視工會理事長鄭一平說，台灣媒體早已被大老闆箝制，台灣媒體自由只是媒體老闆的自由；媒體老闆找上勞動部，勞動部馬上就退縮[79]。

2017年3月13日，國立東華大學民族事務發展學系教授施正鋒說，蔡英文政府執政後，許多平面媒體與原住民族電視台被當作民進黨文宣機構[80]。2017年5月15日，施正鋒說，蔡英文政府最狠的是綿密的媒體操作，那是對民主最大的傷害[81]。

2017年3月28日，民視大股東宋文洲在鏡傳媒的專訪中說，民視總經理王明玉在《自由時報》的專訪中宣稱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總書記習近平曾經託人收購民視股票[82]，此言令他感到啼笑皆非，「我們當大股東十多年，負責股務的王明玉從來不曾提過」；而且王明玉的醫師弟弟王大源是最近市場上收購民視股票最多的人，王明玉的說詞等於是說習近平透過王大源收購民視股票[83]。同日，民視第一大股東穎川建忠說，外傳王明玉陪同蔡同榮找他入股民視、為民視化解危機，這是錯誤的說法，「從頭到尾都是蔡同榮跟我接觸，我贊同他要辦一個『幫台灣人發聲』電視台的理念才投資」，「做生意要和政治分開」[84]。

2017年4月15日，國民黨臺北市議員徐弘庭說，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故意選在本月14日下班後派人送公文要求中廣於該日24點停播音樂網與寶島網，民進黨曾經高舉黨政軍退出媒體大旗要求政府退出媒體，現在卻直接以政治操作手段空襲式要求中廣停播音樂網與寶島網，對民主是最壞示範[85]。國民黨臺北市議員王欣儀質疑，地下電台都沒事，還能繼續賣藥製造洗腎患者，「黨政軍退出媒體的結果，換來的卻是更加獨裁暴行」[86]。

「開放黨政軍投資媒體」的修法主張

2017年，客家委員會提報行政院的《客家基本法》第12條修正案，擬修正為「政府應依法推動設立全國性之客家公共廣播及電視行政法人，其組織以法律定之」，意即往後客家電視台等客家廣電媒體的主導及監督機關均為客委會，客委會並擁有客家廣電媒體人事聘任權。此修正案引起傳播學者、媒改團體與客家電視台員工反彈，客家電視台員工更質疑此修正案背離黨政軍退出媒體；之後，客委會將報請行政院審議的版本刪除「行政法人」字樣[87]。2017年1月5日，公視基金會董事兼客家電視台諮議委員會委員蔡政良主持「客家電視台未來定位與發展」座談會，眾多學者及與會者均反對客家電視台行政法人化，認為此舉將影響客家電視台之媒體獨立性、批判性與監督性[88]。2017年3月18日，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大眾傳播研究所教授陳炳宏諷刺，陳水扁政府時代，民進黨主導立法院修改《廣播電視法》，制定黨政軍退出媒體條款，一時為人讚頌；但蔡英文政府執政後，民進黨反而還是想擁有廣電媒體，此修正案與客委會申請設立講客廣播電台就是證明[89]。

 
《公設電視事業設立許可辦法草案》

2017年3月2日，NCC網站公告《公設電視事業設立許可辦法草案》，擬開放「政府機關、行政法人或政府捐助之財團法人」申請設立「具公共性或公益性電視事業」[90]。2017年3月16日，國立政治大學社會科學學院院長江明修說，媒體是社會公器，政府不應介入及干預，以免妨礙媒體的獨立性及自主性[91]；賴祥蔚則說，如果覺得公視基金會有什麼不足之處，那就改革公視基金會，而不是疊床架屋、用有限的資源去成立更多「未來可能沒什麼用」的電視台[92]。2017年3月24日，陳炳宏諷刺，黨政軍退出媒體條款使有政府基金投資的民間企業不能經營廣電媒體，《公設電視事業設立許可辦法草案》卻讓政府公然合法成立廣電媒體，是標準的「只准州官放火，不准百姓點燈」[55]。2017年3月31日，國立中正大學教授管中祥批評，「公共性或公益性」定義太模糊，同時缺乏相關的規範與監督機制；一旦《公設電視事業設立許可辦法》就這樣發布施行，台灣公廣集團以外的公營媒體不但不會有像公廣集團一樣的獨立性，反而會受到政府的直接指揮而成為新的「政府媒體」[93]。2017年4月12日，賴祥蔚質疑，是否因為公視基金會「夠獨立、不好操控」，所以蔡英文政府乾脆大開民主倒車、另外成立政府電視[94]。2017年4月21日，台灣媒體觀察教育基金會、媒體改造學社、公民參與媒體改造聯盟發表共同聲明批評，《公設電視事業設立許可辦法草案》與客家電視台行政法人化都是「公然要政府擁有媒體、掌有媒體所有權和傳播權」，背離民主社會的原則，所以都是他們堅決反對的[95]。

2017年9月19日，交通部部長賀陳旦於2017科技論壇表示，為迎向數位匯流，政府應放寬黨政軍投資媒體的限制，為產業打開資金活水[96]。

案例

2009年9月，台灣大哥大宣佈併購凱擘，卻因為台灣大哥大母公司富邦金控有15%台北市政府的股份，違反黨政軍退出媒體條款，遭NCC駁回。後富邦集團蔡家兄弟另成立大富媒體規避黨政軍退出媒體條款後，NCC核准併購。

2009年11月18日，NCC對觀天下、鳳信、聯禾、鳳信及永佳樂等五家有線電視系統業者裁罰，原因是富邦集團旗下的台灣大哥大及台灣固網持有這五間有線電視系統業者的股權，但台北市政府因為擁有台北富邦銀行股權而對富邦集團有間接持股，造成違反政府間接投資系統經營者的規定。

中華民國交通部持有中華電信35％股權，造成中華電信在MOD平台業務外難以進一步經營頻道業務，亦無法投資愛爾達電視。

2015年，遠傳電信試圖以持有境外債務方式規避黨政軍退出媒體條款入主中嘉網路，引發爭議。

鴻海、台塑等諸多大型企業，均因為有公股而無法直接投資媒體。

  1. ^ 「黨政軍退出三台運動」宣言. 《台灣教授協會通訊》創刊號(1995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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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lfch (留言) 2018年12月10日 (一) 03:46 (UTC)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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