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明史 (顾诚)
《南明史》是中国历史学家顾诚的代表作之一，1997年付梓。
内容
《南明史》全书记载自崇祯十七年（1644年）大顺军陷北京至康熙三年（1664年）夔东十三家进攻重庆之役最后败亡为止的南明史迹。南明史一书有诸多创新见解，例如历史界普遍认定李自成入北京后即迅速腐败的说法，顾诚以为“说李自成等大顺军领导人因骄致败，是指他们目光浅短，骄傲轻敌，而决不能解释为他们骄奢淫逸。”他还认为历史上没有李岩这个人。被史家称誉的史可法却被顾诚贬低，顾诚认为史可法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经营一年有馀的扬州城，清军只用了一天时间即告占领[注 1]。清军入关后由于一连串的暴政，如圈地令、投充法，使得汉人大力反弹，也使得大顺军、大西军、南明政权三方面合作，共同抵制清军，使南明再能延续二十年的政权。本书提到了钱谦益、李之椿、顾炎武、张名振、张煌言等人的复明行动。南明史一书亦证实，南明并非反攻无望，李定国在张献忠死后随孙可望占据云南，多次重挫清军，并取得靖州大捷、桂林大捷、衡阳大捷，郑成功部队也先后取得江东桥大捷、崇武大捷、海澄大捷、泉州大捷、护国岭大捷。李定国更主动策划联合郑成功会师，顺治七年（1650年）多尔衮已死，第一代的大清战将大部凋零，战力大不如前，似有可为[注 2]。但南线的郑成功私心自用，一再拖延会师广东，造成李定国功亏一篑。北线的孙可望野心太大，企图篡位，使得“此机一失，南明再无复兴之望”。之后西南战场的磨盘山血战和东南战场的厦门大捷只是南明军队的回光返照了。
顺治十一年（1654年）可谓“明清相争关键的一年”，清兵入关时，生产方式原始落后，兵力非常有限，光靠八旗兵根本不可能征服全国，他们必须勾结汉族的地方士绅，坐收渔翁之利，中国近代最负盛名的山西晋商就是由此崛起，亦因清朝的灭亡而迅速没落。至于南明失败的主因是内部矛盾重重、勾心斗角，严重分散、抵消了抗清力量。
评价
- 何龄修评价：“当然不是填补空白之作，但却代表南明史研究迄今为止所达到的最高水平”。[2]
- 顾诚的《南明史》全书约77万字，建立在扎实史料之上，引用方志达237部，引用书目达579种，几乎遍查南明义军所至的每一州县，注释如天上繁星，可谓“言必有据”、“无一字无出处”，有时注释甚至比本文还多。顾诚考证出《过江七事》不是陈贞慧而是姜曰广的著作，提升了此书的史料价值。此书被誉为南明史研究的里程碑，荣获中国国家图书奖和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
- 李治亭则认为顾诚《南明史》的失误在于，不加区别，继续把孙可望、李定国降明后仍视为是一支独立的农民军政治势力，仍称他们为义军，看作是“合作”、“结盟”的关系。李治亭又认为《南明史》对满清全面否定，所谓康雍乾盛世纯属子虚乌有，是某些人“捧”出来的。并引孙文良《明朝兴亡所系辽东之得失》，认为“明亡始于辽亡，辽亡影响明亡”。[3]
注释
- ^ 顾诚批评：作为政治家，他在策立新君上犯了致命的错误，导致武将窃取“定策”之功，大权旁落；作为军事家，他以堂堂督师阁部的身分经营江北将近一年，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却一筹莫展，毫无作为。直到清军主力南下，他所节制的将领绝大多数倒戈投降，变成清朝征服南明的劲旅，史可法驭将无能由此可见。即以扬州战役而言，史可法也没有组织有效的抵抗。某些史籍说他坚守扬州达十天之久，给清军重大杀伤，也不符合事实。史可法自己在四月二十一日写的遗书中说：清军于十八日进抵城下，“至今尚未攻打，然人心已去，收拾不来”。多铎下令攻城以前，史可法即已“自觉愦愦”，把军务交幕僚处理。二十四日清军开始攻城，不到一天扬州即告失守。史可法作为南明江淮重兵的统帅，其见识和才具实在平凡得很。比起江阴县区区典史阎应元、陈明遇率领城中百姓奋勇抗清八十三天，相去何止千丈。
- ^ 书中举例：豫亲王多铎病死于顺治六年，摄政睿亲王多尔衮病死于顺治七年，肃亲王豪格在顺治五年死于狱中，英亲王阿济格于顺治八年被赐死，巽亲王满达海顺治九年二月病死，衍禧郡王罗洛浑顺治三年病死于军中，顺承郡王勒克德浑病死于顺治九年三月，饶余郡王阿巴泰顺治三年病死，其子端重亲王博洛顺治九年三月病死，多罗谦郡王瓦克达顺治九年八月病死，敬谨亲王尼堪于同年十一月阵亡于衡阳。仅存的郑亲王济尔哈朗自顺治五年最后一次统兵出征湖广以后，到八年就因年高处于半退休状态，至十二年病死。[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