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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西会战

湘西会战，雪峰山战役（日语：芷江作戦）为抗日战争后期中国战场上最后一场由日军发动进攻的大型战役。[1]主要作战时间为1945年4月至6月，战场位置位于在中国湖南省中西部，日军此战主要目的是争夺芷江空军基地，故又称“芷江攻略战”。

湘西会战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国抗日战争的一部分
日期1945年4月9日－1945年6月7日
地点
 中国湖南西部
结果 中华民国决定性胜利
参战方
 中华民国
 美国		  大日本帝国
指挥官与领导者
陆军总司令何应钦
第4方面军王耀武
第3方面军汤恩伯
第10集团军王敬久
新6军廖耀湘		 坂西一良
兵力
第4方面军（14个师）
第3方面军（9个师）
第10集团军（3个师）
新6军（战略预备队）
合计28师
中华民国空军
美国陆军航空军		 第6方面军第20军（116师团、47师团）
第68师团下辖步兵第58旅
合计约17大队
伤亡与损失
约20,660人伤亡 约35,805人伤亡

背景

在1944年日军“一号作战”中，国民政府在各地败退影响的不只是前线防御，对中美空军的合作也造成莫大损失。在抗战期间中国在各地主要城市兴建机场，让空军得以使用战术支援陆军；但一号作战让空军在衡阳、零陵、宝庆、桂林、柳州、丹竹（在广西平南县）、南宁等地的7个空军基地和30余个飞机场，相继被日军占领或捣毁。

1945年3月开始的鄂北老河口之战中，那里的机场也被摧毁。这样，芷江机场就成了美国战略空军在华的唯一的前方机场。该机场经扩建，从当地起飞的轰炸机不但沉重地打击了在华的日军战略目标，也直接威胁着台湾一带的日军设施。东京大本营认为，在日军进行抗击美军登陆中国沿海的作战时，从侧背芷江机场起飞的中美空军，将会给日军造成重大伤亡，因此，日军认为必须摧毁这机场。[2]:248

除了摧毁机场的首要目标外，次要目标是保持湘桂铁路（长沙至南宁）、粤汉铁路（广州至武昌）之畅通；再者1945年2月打通中印公路后，每个月近5万吨的物资输入中国强化重庆政府的战斗能力，在美军总顾问魏德迈的规划下这些物资补充中国现有部队，将重组成30个美械师。国府也因此调整部队，将当时尚具战力的部队整并为第四个方面军并接受美械补给，当时有第三、第四方面军在华中接受整补，为应对这批美械部队造成的战略压力，日军希望以攻击拖延中国反攻时间而进攻该地区。

双方战斗序列

国民革命军[3][4]
陆军总司令部：何应钦（陆军总司令）
第四方面军（总司令：王耀武、参谋长：邱维达、副参谋长：罗幸理）
第十八军（军长：胡琏）
第11师（师长：杨伯涛）
第18师（师长：覃道善）
第118师（师长：戴朴）
第七十三军（军长：韩浚）
第15师（师长：梁祗六）
第77师（师长：唐生海）
第七十四军（军长：施中诚、副军长：张灵甫（当时在陆军大学将官班甲级第二期受训））
第51师（师长：周志道）
第57师（师长：李琰）
第58师（师长：蔡仁杰）
第191师（师长：萧重光）
第196师（师长：曹玉珩）
第一百军（军长：李天霞）
第19师（师长：杨荫）
第63师（师长：徐志勗）
直辖部队
暂6师（师长：赵季平）
第13师（师长：靳力三）
挺进第六纵队（司令：陈光中）
第三方面军（总司令：汤恩伯）
第二十七集团军（总司令：李玉堂 ）
第二十军
第二十六军（军长：丁治磐 ）
第九十四军（军长：牟廷芳）
第5师（师长：李则芬、副师长：邱行湘）
第44师（师长：蒋修仁）
第121师（师长：朱敬民）
第十集团军（总司令：王敬久）
第九十二军（军长：侯镜如）
总预备队
新六军（军长：廖耀湘）
第14师（师长：龙天武）
新22师（师长：李涛）
日本帝国陆军
第20军（军长：坂西一良）
第116师团（师团长：菱田元四郎）
第47师团（师团长：渡边洋）
第64师团（师团长：船引正之）
第68师团（师团长：堤三树男）
第34师团（师团长：伴健雄）

战斗详程

本次会战，日方由第20军司令官板西一良中将指挥，中方由陆军总司令何应钦指挥第三、第四方面军、第十集团军防守作战。

4月初，日军第20军司令官坂西一良中将驻邵阳指挥日军分三路向湘西进发：南路第34师团及第58旅团等由新宁、武冈、武阳向洪江进攻；中路第116师团、第47师团等由邵阳沿邵榆公路西进，突入安江，直取芷江；北路第34师团进攻新化、辰溪、溆浦；另以第64师团、第68师团向宁乡、益阳佯攻，以牵制中国湘北军队南下，企图一举攻下芷江。

4月21日，日军第116师团主力进攻高沙和山门镇，国军第74军57师据守，双方呈胶着状态。同日，日军第116师团第133联队猛攻洞口镇，洞口失陷。同日，“雄鸡行动”开始，印中空运部近百架运输机承担空运新六军的任务，新六军向芷江集结。

4月25日，新六军新第22师的一个团到达芷江，新六军第14师也由美军步兵第475团以军用汽车运到芷江。[5]根据日军步兵第109联队战斗详报，至25日，该步兵联队因连日激战，绝大多数军官非死即伤，基层官兵亦大量遭国军击毙，该联队第1大队仅存步兵125名、第2大队仅存步兵246名、第3大队仅存步兵175名，该联队死伤绝大多数有生力量（第116师团在1945年1月底有兵力22,055名，以此推测隶属于第116师团的第109步兵联队兵力在本次战役发起前肯定在4,000名以上），且轻伤者也被计算入仅存兵力内，可见阵亡人数占比极大，可说是遭遇歼灭性打击[6][7]。

4月26日3000余日军向绥宁、洞口至洪江的要地武阳进犯，武阳驻军为国军第74军第58师174团9连，与数倍于己之敌（日军第68师团第58旅团一部）苦战4昼夜，全连殉国，武阳陷敌。4月29日国军第44师驰援武阳，与日军对峙。5月4日起国军第94军第5师经3日激战，攻克武阳，歼敌58旅团长以下1,500余人。武阳大捷是湘西会战由被动变为主动，由防御转为反攻的标志，为反攻作战打下了基础。

4月27日，日军第68师团主力猛攻武冈。当地老百姓提供糯米配合三合土建立防线，导致该城的工事极为坚固，国军第74军第58师的一个加强营全力据守一星期直至援军到来。

根据第步兵109联队战斗详报，至5月1日，因连日激战的严重耗损，该联队第1大队仅存步兵114名、第2大队仅存步兵213名、第3大队仅存步兵84名（轻伤者应包括在内），战斗力严重低下（第116师团在1945年1月底有兵力22,055名，以此推测隶属于第116师团的第109步兵联队兵力在战役发起前肯定在4,000名以上，以此可见至5月1日，该联队步兵已多数惨遭击毙）[8][9]。

5月6日，国军第44师一部击退日军第34师团一部，克复新宁。5月7日，国军第121师与第44师之一部增援武冈，围城日军受重创后逃遁至绥宁一线，武冈城解围。

5月9日，日本中国派遣军下达了中止芷江作战命令。 从5月9日至6月7日，中方反攻。日军转入战略收缩防御阶段。

5月10日，国军第18军第11师猛攻山门。同日，国军第74军第58师在洞口外围与日军116师团激战。

5月11日，新六军在芷江完成集结，近3万名官兵和2千余匹骡马安全抵达，此时战局已趋稳定，因而未参加会战。[5]

5月12日，国军暂6师攻克洞口外围阵地，第四方面军司令官王耀武命令全师休整一天准备发起总攻。同日，日军第116师团接到立即撤退的命令。

5月13日，国军第18军第11师收复山门。第74军对洞口发动总攻，收复洞口后发现日军第116师团大部已向东溃退，74军军长施中诚下令全军追击，芷江机场的中美空军混合团亦有约一个大队的飞机配合追击轰炸日军，但只歼灭了日军留以殿后的一个不满编联队。

5月21日，中国第4方面军指挥部下达了全线追击命令，原据守雪峰山东麓的第74军、第100军发动全线反攻。第11师因先后攻克山门、石下江（湘黔公路节点），封锁日军退路、形成锁匙，希冀协同各方面友军全歼被围日军。

时值国民党六中全会在重庆召开，全体与会人员对湘西战事十分关注，战场形式呈有利态势时中美高阶将领额手相庆，重庆各界亦组织慰劳团携慰劳品准备前往芷江犒军。陆军总司令何应钦为顺应人心、不愿战事拖延影响六中全会情绪，斟酌后决定开放石下江锁匙，放日军一条退路，提前结束湘西会战。第11师师长杨伯涛接到第18军军长胡琏传来的上级命令，将扼守石下江的一个团全部撤离，第11师集中全力向敌侧背攻击。在日军第20军新调的近10个大队的掩护下，日军残部沿公路逃窜至邵阳等地，各方面军全力追击，收复失地，恢复战前态势。

此战役中，国民革命军虽然尚未完全换装美械，但是借由这些尚未换装完全部队的火力，加上中美联合空军的空中支援（约400架各式战机）[5]，即将日军阻挡在第一线防卫上，并将日军打到丧失进攻能力。在作战后期由原路反攻。在国军有效的防御反击以及中美联合空军的支援下，以优势兵力将四路日军直接当面击破。日军于6月7日退回原出发地，战役结束。

结局

湘西会战的胜利标志着日军中国战场攻势的结束，粉碎了日军攻占芷江机场的企图。同时日本本土陷入更严重的战略打击，更证明了这场战役目标设定根本毫无意义。

会战损失部分，国民革命军自认伤亡20,660人，其中阵亡7,737人（包含823名军士官）。至于日军损失方面较有争议，日军的官方战史一直充斥数字不实的状况；日本在官方战史上最初承认1万1千人伤亡（其中5,000人战死）。但是后来数字又被调整变成15,000人“因为疾病”伤亡，至于因病伤亡和那11,000人有没有重叠也是语焉不详，损失语焉不详在日军官方战史上一直是常态，连带影响到官史可信度；目前较被接受的说法日军在整场会战因各种理由造成了1万5千人以上伤亡；至于国民政府宣称的战果方面也具存疑，中方宣称毙伤日军36,358人（其中击毙12,498人），俘敌247人，缴获大小火炮24门，步枪1,300余支，机枪100挺，战马347匹。由于战场清理是由国府进行，在击毙清点与缴获装备部分较无争议，至于击伤数据明显有高估，否因此造成病故等状况这仍需要更进一步史实资料出土才可厘清。日本第一复员局在战后所编写的关于湘西会战之报告当中，给出了可确认之阵亡人数为15,000多人，可确认的受伤人数则为50,000多人这样的数字，这数字很有可能将其他战线的日军死伤算入，也相当有可能是日本第20军在整个湖南广西的作战死伤，亦有极大可能性是该份报告将受伤与染病人数混为一谈（即遭国军击伤与染病人员共达50,000多人），然而依旧可以看出日军在湘西会战作战伤亡之状况可谓极为惨烈[10]。

即使只用最低限度检视，国军用21,000人的伤亡换取日军12,000人的损失，在其它战役中也前所未见，也由此可见日军1945年在华战力衰败，侵华日军自此才面对现实，逐步收缩战线，强化在中国沿海城市与重要据点的防御能力。1945年8月21日，侵华日军代表今井武夫到芷江签订投降书。

评价

本次战役，日军虽然看起来会战目标明确，但自战略观点思考却是逻辑不通的作战计画。1944年底以前美军确实只能依靠中国基地对日本领土与占领区实施战略轰炸，但1945年美国已经对菲律宾与太平洋诸岛实施反攻，损失一两个中国机场根本不影响战争局势，同时滇西缅北会战的成功让中国政府流入更多美援，还可以把当时驻缅北的战力转用，不一定需要靠整编中的部队作战，像是新六军在重庆政府的坚持下便在1945年初空运回中国强化国府战力；但日军方面在1944年底太平洋战线溃退而急转直下后日本的战争目标已经转向本土防御，在华部队许多在一号会战后兵力尚未补充完成，光是防御就相当吃力，强行进攻只会加速在华军力折损，并非上策。

在此消彼长之下，正常思维应该是收缩防线争取时间强化本土防卫能量。但日本陆军在这种时候却缺乏面对现实的决策，仍希望以攻击来取得更多的优势，且认为当时战力足以打垮更换美械后的国府部队。实际上在日军内部沙盘推演时参谋便提出警告，甚至提出美军空运国军部队至芷江前线此种作法，但是侵华日军高层仍选择性无视许多兵推出现的极端不利状况并决定发动此次战役，结果也如兵推一般，日军从一开始便陷入僵局，到最后全面溃败。

参考文献

  1. ^ Kraus, Theresa L. US Army Campaigns of World War II: China Offensive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Washington, D.C.: Center of Military History, United States Army, 1992.
  2. ^ Dick Wilson. When Tigers Fight: The Story of the Sino-Japanese War, 1937-1945. Penguin Books. 1982 [2018-05-02]. ISBN 9780140067507.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0-11-16）. （英文）
  3. ^ 湘西会战国民革命军战斗序列. 中国黄埔军校网. [2011-12-09].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5-07-04）. 
  4. ^ 湘西会战：中国抗战的“最后一战”-新华网. www.xinhuanet.com. [2022-06-10].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2-06-10）. 
  5. ^ 5.0 5.1 5.2 制胜与致胜：湘西会战中美空军对日作战述论 - 中国知网. kns.cnki.net. [2022-09-21].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2-09-21）. 
  6. ^ “第４　龙潭司山门洞口付近の戦闘”JACAR（アジア历史资料センター）Ref.C13070595500、歩兵第１０９连队芷江作戦戦闘详报　昭和２０年４月１３日～２０年４月１８日（防卫省防卫研究所）
  7. ^ “第１１６师団”JACAR（アジア历史资料センター）Ref.C12121004900、第２０军编制人员表（支那．南支．衡阳）（防卫省防卫研究所）
  8. ^ “第５　龙潭司江口付近の戦闘”JACAR（アジア历史资料センター）Ref.C13070595600、歩兵第１０９连队芷江作戦戦闘详报　昭和２０年４月１３日～２０年４月１８日（防卫省防卫研究所）
  9. ^ “第１１６师団”JACAR（アジア历史资料センター）Ref.C12121004900、第２０军编制人员表（支那．南支．衡阳）（防卫省防卫研究所）
  10. ^ “JACAR(アジア历史资料センター)Ref.C13031939100、支那方面作戦记录　第３巻(防卫省防卫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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