演化論的社會影響

演化論的社會影響：達爾文以《物種起源》為研究目標，公開其階段研究演化論，引起政治與社會學家重視，衍生成複雜多義的達爾文主義。

進化論給人文領域帶來了一場顛覆性的革命。在達爾文之前，人們普遍認為人是萬物之靈，並非自然界的一部分，而是超越了自然。例如猶太教及基督教神學把人看成上帝根據自己的形像創造出來的特殊作品，在世界萬物中只有人才被賦予了靈魂，世界萬物都是被創造出來為人服務的，人與其他動物存在不可逾越的鴻溝。

基督教

科學和宗教衝突自西方啟蒙時代開始已經爭鬧不休。西方中世紀教會擁有極大的權力，政教是合一的。教會和皇權操控社會一切活動和個人生活細節。學術研究更加不能夠逾越教會正統信仰的教導。基督教教會，包括天主教和宗教改革產生的宗派，相信人是神按神形象創造，人在一切創造物是至為尊貴的。因此，當時的人都是按照聖經的教導解釋所有對自然現象的理解，教會傳統教導是無誤的，天文學﹑地理學﹑生物學、哲學等學科，都是教會權威，不可以挑戰。學術的責任是發展知識服務教會﹑去支持教會和聖經無誤的教導。 西方國家一些宗教團體認為演化論與創世理論有衝突，一些地區的學校甚至不開設演化論的課程。一些地區開設演化論課程是與宗教團體妥協的結果。美國佛州規定必須在公立學校教授演化論，作為一種「理論」。某些基督教團體認為智能設計是同等重要的理論，該理論相信任何世界上的生物都來自一個智能設計者（改自上帝），在一瞬間全被創造，且這些生物除了為同一創造者造出之外毫無共通之處，即使之間具有差異也不可能改變物種。其理論的基礎是聖經的創世紀。2005年奇茲米勒訴多佛學區案一案。在這案例中原告方提出了證據證明當初智能設計的原稿只是份講解聖經創世紀用的文章，於1987年由作者在Edwards v. Aguillard一案後，將"創造者"改為"智能因子"的手法舊瓶換新藥的神創論。 有些教派則對於演化論持較為開明的態度。2005年，在美國一封由1萬多名基督教牧師簽名的牧師公開信說： 「……我們相信進化論是科學的基本事實，它經受住了嚴格的檢驗，人類許多豐富的知識和成就都建築在這個理論之上。拒絕這個事實，或者認為它只不過是『許多假說中的一種』，是對科學無知的蓄意容忍，而且將把這種無知傳遞給我們的後代。我們相信，能夠進行批判性思維的大腦就是上帝給予我們的珍貴禮物之一，拒絕充分使用這個禮物就是拒絕造物主的意願……我們敦促學校董事會成員肯定進化論教學是人類知識的重要部分，並因此維護科學課程的完整性。我們要求，把科學作為科學來對待，把宗教作為宗教來對待，這是兩種不同形式的相互補充的真理。」 有些有宗教信仰的科學家認為「演化論只是闡明了神是如何創造生物的，並非否定創造論。」現代多數教會（包括天主教會）認同此觀點。有些教會和生物學家進一步主張神導演化論。

中國和日本

中國人傳統上認為天人合一，包括人在內的萬物都是從原始狀態逐步發展來的，具有一定程度樸素的生物轉化、變化、進化思想（與現代進化論有區別，但在那個時代仍不失為一種創見），如《莊子》中《寓言》和《至樂》篇章中談到不同生物的轉化，而且，中國傳統故事中有不少動物通過修煉變成人的故事。西藏一些地區的神話傳說中，就有獼猴逐漸變成人類、人類起源自獼猴的說法。因此，中國人比西方人更容易接受進化論，且許多人認為進化論與中國傳統並無衝突。 日本人則認為進化論與神道教沒有衝突，日本本土的神道教認為大自然本身就具備神格，世上的一切都是神創神造，自然會有一個從低到高的發展進化過程，人的先祖和猿的先祖都來自於神代的神祇，從這一觀點出發，接受「人猿同祖」的生物進化理論就可以心安理得了。

社會學

達爾文之前的啟蒙時代思想家，如黑格爾就認為人類社會的進步經歷了不同的發展階段。早期的思想家認為，鬥爭是社會生活的天然特徵。托馬斯·霍布斯在17世紀寫成的著作《自然狀態》中已經出現達爾文所描述的對自然資源的競爭。

達爾文對進化的獨特研討與其他理論的區別在於：達爾文強調自然對人類的發展的影響高於超自然影響，認為人類像動物一樣為生物學法則所約束，特別是人口增長對個體的壓力。與霍布斯不同，他相信這種壓力使具備某種生理和智力性狀的個體常勝於其他個體；隨着時間推移，這些特徵在種群中的積累會導致新物種出現。此點在後續的基因倫理學仍被不斷地探討。

達爾文覺得「社會本能」如「憐憫」和「道德情感」也通過自然選擇而進化，這些進化的結果使他們所在的社會得到增強。他在《人類起源》中表述了這樣的觀點。所以，達爾文確實相信社會現象也是由自然選擇塑造的。

英國哲學家作家赫伯特·斯賓塞提出「社會達爾文主義」，自19世紀持續到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形成「社會生物學」。美國歷史學家理查德·霍夫施塔特於1944年出版《社會達爾文主義與美國思維》。在中國，嚴復的《天演論》也採取此觀點，強調物競天擇、優勝劣敗、適者生存等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