演化论的社会影响

演化论的社会影响：达尔文以《物种起源》为研究目标，公开其阶段研究演化论，引起政治与社会学家重视，衍生成复杂多义的达尔文主义。

进化论给人文领域带来了一场颠覆性的革命。在达尔文之前，人们普遍认为人是万物之灵，并非自然界的一部分，而是超越了自然。例如犹太教及基督教神学把人看成上帝根据自己的形像创造出来的特殊作品，在世界万物中只有人才被赋予了灵魂，世界万物都是被创造出来为人服务的，人与其他动物存在不可逾越的鸿沟。

基督教

科学和宗教冲突自西方启蒙时代开始已经争闹不休。西方中世纪教会拥有极大的权力，政教是合一的。教会和皇权操控社会一切活动和个人生活细节。学术研究更加不能够逾越教会正统信仰的教导。基督教教会，包括天主教和宗教改革产生的宗派，相信人是神按神形象创造，人在一切创造物是至为尊贵的。因此，当时的人都是按照圣经的教导解释所有对自然现象的理解，教会传统教导是无误的，天文学﹑地理学﹑生物学、哲学等学科，都是教会权威，不可以挑战。学术的责任是发展知识服务教会﹑去支持教会和圣经无误的教导。 西方国家一些宗教团体认为演化论与创世理论有冲突，一些地区的学校甚至不开设演化论的课程。一些地区开设演化论课程是与宗教团体妥协的结果。美国佛州规定必须在公立学校教授演化论，作为一种“理论”。某些基督教团体认为智能设计是同等重要的理论，该理论相信任何世界上的生物都来自一个智能设计者（改自上帝），在一瞬间全被创造，且这些生物除了为同一创造者造出之外毫无共通之处，即使之间具有差异也不可能改变物种。其理论的基础是圣经的创世纪。2005年奇兹米勒诉多佛学区案一案。在这案例中原告方提出了证据证明当初智能设计的原稿只是份讲解圣经创世纪用的文章，于1987年由作者在Edwards v. Aguillard一案后，将"创造者"改为"智能因子"的手法旧瓶换新药的神创论。 有些教派则对于演化论持较为开明的态度。2005年，在美国一封由1万多名基督教牧师签名的牧师公开信说： “……我们相信进化论是科学的基本事实，它经受住了严格的检验，人类许多丰富的知识和成就都建筑在这个理论之上。拒绝这个事实，或者认为它只不过是‘许多假说中的一种’，是对科学无知的蓄意容忍，而且将把这种无知传递给我们的后代。我们相信，能够进行批判性思维的大脑就是上帝给予我们的珍贵礼物之一，拒绝充分使用这个礼物就是拒绝造物主的意愿……我们敦促学校董事会成员肯定进化论教学是人类知识的重要部分，并因此维护科学课程的完整性。我们要求，把科学作为科学来对待，把宗教作为宗教来对待，这是两种不同形式的相互补充的真理。” 有些有宗教信仰的科学家认为“演化论只是阐明了神是如何创造生物的，并非否定创造论。”现代多数教会（包括天主教会）认同此观点。有些教会和生物学家进一步主张神导演化论。

中国和日本

中国人传统上认为天人合一，包括人在内的万物都是从原始状态逐步发展来的，具有一定程度朴素的生物转化、变化、进化思想（与现代进化论有区别，但在那个时代仍不失为一种创见），如《庄子》中《寓言》和《至乐》篇章中谈到不同生物的转化，而且，中国传统故事中有不少动物通过修炼变成人的故事。西藏一些地区的神话传说中，就有猕猴逐渐变成人类、人类起源自猕猴的说法。因此，中国人比西方人更容易接受进化论，且许多人认为进化论与中国传统并无冲突。 日本人则认为进化论与神道教没有冲突，日本本土的神道教认为大自然本身就具备神格，世上的一切都是神创神造，自然会有一个从低到高的发展进化过程，人的先祖和猿的先祖都来自于神代的神祇，从这一观点出发，接受“人猿同祖”的生物进化理论就可以心安理得了。

社会学

达尔文之前的启蒙时代思想家，如黑格尔就认为人类社会的进步经历了不同的发展阶段。早期的思想家认为，斗争是社会生活的天然特征。托马斯·霍布斯在17世纪写成的著作《自然状态》中已经出现达尔文所描述的对自然资源的竞争。

达尔文对进化的独特研讨与其他理论的区别在于：达尔文强调自然对人类的发展的影响高于超自然影响，认为人类像动物一样为生物学法则所约束，特别是人口增长对个体的压力。与霍布斯不同，他相信这种压力使具备某种生理和智力性状的个体常胜于其他个体；随着时间推移，这些特征在种群中的积累会导致新物种出现。此点在后续的基因伦理学仍被不断地探讨。

达尔文觉得“社会本能”如“怜悯”和“道德情感”也通过自然选择而进化，这些进化的结果使他们所在的社会得到增强。他在《人类起源》中表述了这样的观点。所以，达尔文确实相信社会现象也是由自然选择塑造的。

英国哲学家作家赫伯特·斯宾塞提出“社会达尔文主义”，自19世纪持续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形成“社会生物学”。美国历史学家理查德·霍夫施塔特于1944年出版《社会达尔文主义与美国思维》。在中国，严复的《天演论》也采取此观点，强调物竞天择、优胜劣败、适者生存等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