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棉之戰

米棉之戰是指第二次國共內戰末期，上海戰役結束後，在時任中央財經委員會主任陳雲主持下，中共政權對上海為主的投機商人開展的經濟金融整頓。最終，大批上海商人破產，剛剛建國的中共政權大獲全勝，初步控制中國經濟中心——上海的物價，也被稱之為"貨幣領域的淮海戰役"。

本次事件與銀元之戰是中共控制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在建國之年最為重要的經濟事件。至1950年3月，新政府穩定了全國經濟局勢，財政收支基本平衡，中華民國大陸時期末年以來的惡性通貨膨脹問題得以遏制。

背景

1949年5月，上海戰役結束後，中國人民解放軍進駐上海，成立中國人民解放軍上海市軍事管制委員會（簡稱上海市軍管會，後為上海市人民政府）。然而，由於上海是中國當時的經濟中心，而內戰末期國內經濟已然崩壞。中華民國政府發行的法幣和金圓券實際上已經喪失信用，中共政權發行的人民幣又無十足貴金屬保證，不被商界信任，故銀元為實際上的流通貨幣。投機者又趁機抬高銀價，導致通貨膨脹、物價飛漲。最終，上海市軍管會派出警察強行查封銀元交易場所，穩定了銀元比價，是為銀元之戰。

但是，通貨膨脹的情況並未就此改觀，因為當時在社會上充當等價交換物的不僅有銀元這樣的貨幣，米、棉紗、煤炭等生活生產必需品也屬於等價交換物，因市面上無紙幣有十足信用，銀元規格眾多不便換算，而米、棉紗、煤炭等物需求廣泛且便於折算之故。故此，資本家及投機者轉而從投機銀元轉向囤積糧、紗、煤（俗稱「兩白一黑」）。

渡江戰役（上海戰役）結束後，中共控制的解放區隨着解放軍南下迅速擴大。因此，人民幣發行量在短短的三個月時間內（1949年7月至10月）增發5倍。另一方面，國軍於6月23日在長江口外布雷，封鎖上海口岸，截斷原料和糧食的供應，上海出現存糧不足、外國棉紗進口困難問題。上海在6月23日到7月21日，一月之內米價上漲4倍，紗價上漲1倍，從10月上旬到11月下旬，米價又漲3倍，紗價漲3.8倍，布價漲3.5倍，其他物價也隨之大幅度上漲，並影響到整個華東、華北和華南等地。或形容為「物價一日三漲」。

大規模的物價上漲嚴重打擊剛剛正在中國大陸建立政權的中國共產黨的聲望。陳雲回憶，物價的連續波動和財政的嚴重困難，「對經濟恢復工作和人民生活是重大的打擊」，「上海等地人民對我們的經濟工作頗感失望，各地財經工作同志也感到形勢嚴重，必須迅速採取有效辦法。」中共華中局向中央提出召開各區聯合會議，「研究各地區的財政收支、物資調撥、貨幣發行等問題。」

過程

1949年7月12日，主管全國財經的中央財經委員會組建完成，陳雲擔任主任。7月27日至8月15日，陳雲在上海主持召開了有華東、華北、華中、東北和西北五大區的財政、金融、貿易等部門領導參加的財經會議。陳雲要求各地財委、財政、銀行和國營貿易公司，「對資金的運用和主要商品吞吐，不要搞得太死」，要根據市場行情及時收購、拋售，「要從穩定物價調控市場這個全局出發，占領市場、組織市場、控制市場、領導市場」。陳雲說，能否解決上海問題和穩定全國物價，要看我們掌握「兩白一黑」(大米、棉紗、煤炭)的情況。這三種物資中，關鍵是大米和棉紗。一個是吃，一個是穿，是市場的主要物資，「我掌握多少，即是控制市場力量的大小」。「人心不亂，在城市中心是糧食；在農村主要靠紗布。」

當時，陳雲對上海經濟情況調研後，認為上海物價飛漲的兩個主要原因：「一是財政收支赤字大，貨幣（人民幣）發行量多；二是市場需求的物資不及時」。陳雲採取收縮通貨、拋售物資、加強市場管理的辦法。

1949年11月13日，陳云為政務院財政經濟委員會起草了《制止物價猛漲》的指示，提出12條措施。同時指示全國各主要城市做好準備，於11月底至12月初一齊拋售。當時依據各地情況，採取了多種措施。從上海調劑紗布至武漢，以控制漢口、湘、粵紗布市場；命令西北財委將隴海鐵路沿線的紗布運往西安。上海糧食供應方面，時，上海市區人口以400萬計，每月供應11億公斤左右口糧，每天需供應150萬公斤左右大米。為此從江蘇、安徽、湖北、四川及東北等地調動3至4億公斤左右的糧食，存儲於南京、杭州之間。至1950年上半年，上海國營糧店掌握了17億公斤糧食，滿足一年半的周轉期。東北則被命令，從1949年11月15日至30日，每日通過鐵路運送500至600萬公斤糧食入關，應對北京、天津地區的市場需要。陳雲曾專門交代：東北必須每天發一個列車的糧食到北京；北京市在天壇打席囤存糧，必須每天增加存糧席囤，要給糧販子看到，國家手上真有糧食，糧價不能漲，使奸商無隙可乘。

11月25日，上海、天津、北京、瀋陽、武漢、西安等主要工業城市同時大量拋售食糧、棉布（紗布）。上海棉紗市場開市後，投機商爭相搶購，甚至不惜拆借高利貸。棉紗公司不斷拋售紗布，且隔一小時跌一次價，上海紗布價格當日下跌了一半。在糧食供應方面，上海的國營糧店通過短期掌握的大量糧食，從私營糧商手中贏得了上海市場的主動權。當時，上海的國營糧食公司在全市設立有64處營業所和75處特約米店。國營糧店的供應量已超過批發市場的總成交量。當私營米店將零售價抬至16萬元一石時，國營糧食公司拋售價僅8萬元一石，嚴重打擊了投機糧商。

陳雲主張乘勝追擊，不給投機商任何機會，他要求所有國營企業的現金一律存入銀行，不得向私營銀行和資本家貸款；私營工廠不准關門，而且照發工人工資；加緊徵稅，如不按時納稅，按3%的稅額處罰。

影響

上海工商界人士說：「六月銀元風潮，中共是用政治力量壓下去的，此次（米棉之戰）則僅用經濟力量就能穩住，是上海工商界所料不到的。」許多投機商因虧損過多，不得不宣布破產，許多私人錢莊因借給投機商人的款項無法收回，亦宣告倒閉。

此後，中央人民政府通過統一全國財政經濟管理，平衡收支，同時還採取了諸如加強市場管理，懲治不法奸商，加強稅收，發行公債，吸收存款，回籠貨幣，緊縮銀根等措施，最終徹底整頓了市場秩序，終結了十餘年來的惡性通貨膨脹。

亦有觀點認為，此次「米棉之戰」終結了共產黨與民族資產階級自1920年代以來的長期合作。在共產黨政權建立之初，對民族資產階級多加禮遇，即使在「銀元之戰」中處理投機分子，中共仍認為那是少數，亦不放棄與民族資產階級合作的希望；然而「米棉之戰」中，民族資產階級卻為了一己私利，倒賣重要物資牟利，使得共產黨認為他們徹底暴露了只追求自身利益，而不願與無產階級站在一起的階級屬性，因此對民族資產階級的態度急劇冷卻，最終使得民族資產階級隨着三大改造在中國大陸徹底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