壯學
壯學（壯語：Cuenghhag）是指以壯族以及與壯族相關的政治、經濟、文化等為研究對象的學科，是民族學區域研究的一個分支。它是一個綜合性學科體系，涵蓋了：壯族歷史、（研究壯族起源、發展歷程、重要歷史事件、人物及在中國歷史上的地位和貢獻等）壯族社會、（研究壯族社會結構、組織形式、家庭關係、婚姻制度、風俗習慣等）壯族經濟、（研究壯族傳統經濟模式、農業發展、手工業特點、貿易往來等）壯族文化（這是壯學研究的核心內容，包括語言文字、文學藝術、宗教信仰、節日慶典、服飾飲食、民間工藝）等等，[1]總而言之，「壯學」旨在通過多學科的交叉研究，全面、系統地闡釋壯族文化的內涵和特徵，揭示其發展規律，並保護和傳承壯族的文化遺產，同時促進壯族與其他民族的交流與理解，為民族地區的社會發展和文化建設提供理論依據。"壯學"的發展對於理解中國的民族多樣性、促進民族團結和文化交流具有重要意義。它不僅是一個學術研究領域，也是連接壯族傳統與現代發展的重要橋樑。[2]
據統計，從20世紀50年代到世紀末，國內公開出版的壯學論著共107部。除此之外，發表的壯學論文約約800多篇。壯學領域不斷拓展，涉及壯族的起源、社會發展史、語言文字、古崖畫、青銅器、銅鼓文化、壯語地名、壯族宗教信仰、壯族哲學思想、倫理道德、民間文學藝術、音樂舞蹈、壯族醫藥、壯族風俗、壯族經濟史、壯族教育史、壯族體質人類學、壯族與周邊民族關係等領域。另外在壯學研究基礎上，還出現了少數民族學派——八桂學派。
歷史
早期論述
壯族是中國大陸人口最多的少數民族。在歷史上，壯族有着多種稱呼：濮僰、稱越(甌)、西甌、駱越（雒越）、南越、僚、俚人、溪峒蠻、烏滸，在宋代史籍中始稱為「撞」、「僮」、「仲」，明清時也有稱為僮人、良人、儂人、土人的。1949年後經過民族識別沿用歷史上的舊族稱「僮族」。而壯族對於本族，往往自稱一般都冠以「布」或「濮」字（人或我之意）。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寫作「獞」。
19世紀末，西方學者率先對壯族進行了研究。1885年，英國倫敦出版的柯奎翁（A.R.Colquhoun）著的《在撣族中》（Amongst The Sham）及倫敦大學Tettien de Lacouperie教授為該書所寫的導言《撣族的搖籃》（The Cradle of The Sham Race）是目前所見到的涉及壯族的最早的論著。此後，法國人Pierre Lefevre Pontalis 1897年在荷蘭發表的《泰族侵入印度支那考》（L』invassion Thaie Jndchine）、英國人H.R.Davis 1909年在英國劍橋出版的《雲南——印度和揚子江之間的鏈環》（Yunnan, The Link beteen India and Yangzi）、美國人W.Clefton Dodd 1923年在美國衣阿華出版的《泰族》（The Tai Race）、英國人W.A.R.Wood 1926年在倫敦出版的《暹羅史》（A History of Siam）都論及壯族的族源和分佈。繼西方人研究壯族之後，泰國人也加入了此項工作。有「暹羅歷史之父」稱號的泰國共丕耶達嗎鑾拉查奴帕親王在1925年出版的《暹羅古代史》中，有相當篇幅論及壯族。接着，泰國拍耶亞奴曼羅羅吞寫了《泰撣族系考》一文，大量論述了廣西等地壯族的情況。這一時期的研究僅限於族源分佈，手段和方法比較單純，所論證的材料主要是語言材料以及文獻中的有關記載，基本局限於語言學和歷史學的範疇。而且受泛泰主義的影響，這一時期的泰國學者把壯族歸為泰族，壯族研究是泰族研究的附屬。
20世紀20年代至40年代，中國的學者開始對壯族進行了片斷研究，計有鍾敬文的《僮民考略》（論文，1928）、丁文江的《廣西僮語研究》（論文，1929）、劉錫蕃的《嶺表紀蠻》（1933）、李方桂的《龍州土語》（1940）、徐松石的《泰族僮族粵族考》（1946）、李方桂的《武鳴土語音系》（1947）等。這些研究成果否定了廣西新桂系時期認為壯族不是一個單一的民族，提出了壯族是漢族的「宗族」這一主張。由於受到民國時期推行的「民族同化」政策影響，他們的研究成果中多將壯族歸為漢族的宗族。只能算是漢族研究或傳統漢學的一部分。
學科出現與發展
1951年，民族學家費孝通、黃現璠等領導中央民族訪問團中南訪問團廣西分團訪問廣西各縣後，經過民族訪問團深入的調查和民族識別的第一階段工作，根據其語言、文化、人種、風俗習慣等方面，從混居在廣西的各民族中識別出「僮族」，沿用歷史上舊族稱。1965年周恩來總理建議將「僮族」改為「壯族」。[3]
1956年，黃現璠參與組建「廣西少數民族社會歷史調查組」，領導了廣西有史以來最大規模的少數民族社會歷史調查工作，對崇左、龍州、憑祥、天等、德保、大新等地的壯族鄉村進行調查訪問，為之後開展對壯族社會歷史文化的研究收集資料。調查結束後，調查組在其整理出的報告中論述將廣西省改為廣西壯族自治區的必要性，從理論上為廣西的民族區域自治規劃提供了依據。[4]
同年，黃在出席全國人大一屆三次會議後，受周恩來的啟發和鼓勵，開始編著《廣西壯族簡史》，並於翌年出版。該書既填補了壯族史研究的空白，也為後來廣西壯族自治區的建立提供了理論支持。」[5][6][7]傳統看法認為：壯族在宋以前屬奴隸社會，因而不可能建立國家，只是後來由於與漢族的關係才被拖進封建社會。黃現璠則致力於論證，傳統解釋不符合壯族社會。「為這個觀點他屢遭抨擊。」[8]
之後，民族研究所的建立，黃現璠及其弟子也在研究壯學方面取得諸多學術成果[9]，進而促進了壯學的初步發展。特別是黃現璠及黃增慶、粟冠昌、蕭澤昌、歐陽若修、周作秋、黃紹清、李干芬、周宗賢等教授或研究員在這一時期對「僮族考古」、「僮族山歌」、「瓦氏夫人」、「太平天國革命中的壯族子弟」、「花山壁畫」、「銅鼓」、「劉三姐」、「土司制度」、「壯族文學史」等壯學課題的研究。除此之外，八桂學派的支派「文藝派」的韋其麟、藍鴻恩、黃勇剎、莎紅等人同樣取得了一些成果。
改革開放後
1979年改革開放後，黃派在研究壯學上投入更多精力，取得諸多成果。[10]主要著作有：
- 黃現璠《儂智高》（廣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
- 蕭澤昌、 張益桂著《柳州史話》（廣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1月）
- 周宗賢著《南方民族論稿》（廣西民族出版社，1986年）
- 黃現璠、黃增慶、張一民合著《壯族通史》（廣西民族出版社，1988年）
- 黎國軸著《論韋拔群》（廣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
- 黎國軸,嚴永通合著《韋拔群傳》（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1989年）
1991年1月21日，廣西壯學學會成立，1999年4月15日在廣西武鳴縣舉行的壯學首屆國際學術研討會，使得壯學加速發展，並走向世界。壯學概念的提出即產生於這一時期。此時期有關壯學的學術成果眾多。[11]在這一時期，八桂學派的四大支派黃派、覃派、壯醫藥派、文藝派等派中成員對促進壯學的發展皆發揮了重要作用。
機構和學術團體
60年代
- 廣西民族研究所（在黃現璠領導成立的廣西少數民族社會歷史調查組的基礎上建立）
- 廣西民族學院世族研究所（後改為廣西民族學院民族學人類學研究所）
80年代
- 廣西師範學院（今廣西師範大學）地方民族史研究所（由黃現璠創立）
- 南寧師範學院（今南寧師範大學）民族民間文學研究所（後改為民族民間文化研究所）
- 廣西藝術研究所（後改為廣西民族文化藝術研究院）
- 廣西藝術學院民族藝術研究所
- 廣西民族醫藥研究所
- 廣西少數民族古籍整理出版規劃辦公室
90年代
這些科研機構和學術團體主要從事研究壯學。廣西壯族自治區專門從事研究壯學的專家學者約有60多人，兼職從事研究壯學的專家學者及實際工作者約有400人。同時在北京的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央民族大學，雲南省、廣東省等與壯學有關的學術機構陸續建立起來，對全面推動壯族的研究發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世界壯學概況
對壯學有興趣的學者不僅僅限於中國，海外學者對壯學也有涉獵。
美國
以美國太平洋大學亞洲研究中心主任傑弗里·巴羅（Jeffrey Barlow）教授為代表，他的代表作是《The Zhuang: A Longitudinal Study of Their History and Their Culture 》（《壯族：歷史與文化的縱向研究》）一書。2006年12月18日他曾到廣西民族大學壯學研究中心作了題為《後現代主義視野中的壯族歷史與文化》的學術講座。在講座中，傑弗里·巴羅教授指出，後現代主義認為壯族不是一個真實存在的民族，而是共產黨創造出來的。這種觀點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冷戰觀點引起的仇恨和對壯族歷史與文化的誤讀兩個因素的影響。傑弗里·巴洛教授批駁了後現代主義的觀點，提出在壯族研究中現代主義必須和後現代主義作鬥爭。[12]
日本
一般認為以冢田誠之、松本光太郎等學者為代表。[13]但是，迄今為止，在日本尚未見到專論壯族史或廣西地方民族史的論著。一般都把含壯族在內的廣西諸民族的歷史,作為華南史或華南民族史領域的一環。由此而言，日本學者的有關壯族研究，大多是以漢族為參照系，將其視為漢學研究的附屬，只能算是漢族研究或現代漢學的一部分。至於冢田誠之、松本光太郎等學者的少數專門言及壯族的論著，同樣立足於漢化或同化的立場或視角展開論述，按嚴格的狹義上壯學定義，這種並非基於民族平等立場的研究，只能算是廣義上的壯族研究和壯學研究，而非壯學的內容。
澳大利亞
以澳大利亞墨爾本大學教授賀大衛（David Holm）為代表。他的代表作為《殺牛祭祖宗》、《招魂》。這兩本書是用漢、壯、英、國際音標「四對照」方法著作的，成書過程十分曲折。賀大衛教授在歷經10多年的實地採訪、收集資料的基礎上，結合《布洛陀經詩》內容寫成，分別於2003年和2004年在美國和泰國出版。 [14]
註釋
- ^ 覃乃昌:《20世紀的壯學研究》，廣西民族研究，2001第4期.
- ^ 廣西民族研究編輯部:《開拓壯學 真誠奉獻——紀念壯族著名教授黃現璠誕辰100周年》，廣西民族研究，1999年第4期.
- ^ 覃乃昌:《20世紀的壯學研究》，廣西民族研究，2001第4期.
- ^ 黃現璠:《河池縣少數民族情況調查報告·前言》、《羅城縣少數民族情況調查報告·前言》、《南丹縣少數民族情況調查報告·前言》，桂西壯族自治區文教局印，1953年.
- ^ 廣西民族研究編輯部:《開拓壯學 真誠奉獻——紀念壯族著名教授黃現璠誕辰100周年》，廣西民族研究，1999年第4期.
- ^ 黃現璠:《廣西僮族簡史》，廣西人民出版社，1957年.
- ^ 廣西大學教授徐君慧等人明確指出：「壯族是我國少數民族中人口最多、經濟文化發達、歷史悠久的民族，但在黃老之前，還沒有一部自己獨立的歷史著作。壯族有自己獨立的歷史著作，自黃老始。因而，黃老不僅是壯族人民的好兒子，也是中華民族的好兒子。」 引自徐君慧：《風範長存——紀念黃現璠先生誕辰100周年》，《廣西文史》1999年第2期.
- ^ 喬治·V·H·莫斯利：《中國南方邊境的鞏固》第88頁，美國：加利福尼亞大學出版社，1973年.
- ^ 例如黃現璠撰《儂智高起兵反宋是正義的戰爭》（載《廣西日報》1962年4月2日）《土司制度在桂西》（載《壯瑤史科學討論會論文集》第一集，1962年7月）、《壯族女將瓦氏領兵抗倭》（載《廣西壯族自治區歷史學會成立大會論文集》，1963年3月）；粟冠昌撰《關於壯族族源的探討》（載《民族研究》1958年第9期）、《關於壯族族源問題的商榷》（載《民族研究》1959年第9期）、《廣西土官民族成份初探》（載《民族團結》1963年第2、3期）；黃增慶撰《從出土文物看廣西僮族的古代社會》（載《廣西日報》1962年6月20日）、《廣西出土銅鼓初探》（載《考古》第11期，1964年）、《從考古資料看廣西壯族的由來及其在原始社會的生活情況》（載《廣西日報》1967年4月19日）；司馬驊、李干芬合撰《關於壯族瑤族歷史上幾個問題的不同意見》（載《廣西日報》1962年8月8日）；李干芬撰《江應樑對壯族奴隸社會的看法》（載《廣西日報》1962年7月25日）；周宗賢、李干芬合撰《關於壯、瑤族幾個歷史問題的討論》（載《歷史研究》1962年第5期）
- ^ 參見陳吉生：《試論中國民族學的八桂學派》，《廣西社會科學》第7-11期，2008年7-11月。
- ^ 參見覃乃昌:《20世紀的壯學研究》，廣西民族研究，2001第4期；陳吉生：《試論中國民族學的八桂學派》，《廣西社會科學》第7-11期，2008年7-11月.
- ^ （傑弗里·巴羅洛教授訪問廣西民大）[永久失效連結]
- ^ （日本的壮族史研究动态）. [2009-05-15]. （原始內容存檔於2008-07-09）.
- ^ [1] （頁面存檔備份，存於互聯網檔案館）、（賀大衛:被壯族文化這座寶藏深深吸引） （頁面存檔備份，存於互聯網檔案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