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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粹德国海军
Kriegsmarine
海军军徽
存在时期1935年3月16日—1946年[1]
国家或地区纳粹德国
种类海军
规模二战期间共约150万人[1]
直属德国国防军
参与战役西班牙内战
第二次世界大战
指挥官
著名指挥官埃里希·雷德尔
卡尔·邓尼茨
沃夫冈·吕茨
标识
海军军旗 (1938–1945)
海军军旗 (1935–1938)

纳粹德国海军（德语：Kriegsmarine，意为战争海军）是指1935年至1946年期间的德国海军。战争海军取代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德意志帝国海军和魏玛共和国的国家海军，为德国国防军中的海军力量。战争海军起源于一战后《凡尔赛条约》的严格限制，当时明文规定其吨位总数和禁止潜艇的研制，但在魏玛共和国的海军人员暗中推动下，与外国企业合作研究海军科技。其后阿道夫·希特勒上台废除《凡尔赛条约》和签订《英德海军协定》，德国海军开始大量建造新式船舰。在重建的过程里，德国海军曾研制一个特殊的舰种—装甲舰和执行大型造舰计划—Z计划。原本德国海军预计1945年为开战时间，计划建立一支能与头号假想敌—英国皇家海军匹敌的水面舰队，其中包括建造航空母舰。然而第二次世界大战在1939年爆发，德国海军在许多方面都尚未准备，便以一支有限力量的海军去攻击运载英国国内需求物资的商船，并消灭因分散护航而较弱的英国海军舰队。

起初德国海军战果颇多，击沉不少同盟国商船，但因为希特勒对水面舰队始终印象不佳，认为其建造缓慢且战果小；而潜艇部队建造速度快，还在法国陷落而取得西部港口后，对英国发动大规模的潜艇战中取得一系列丰硕的战果。德国海军随着战事的进行，开始将战力中心自水面舰移往潜艇部队的“吨位战”，而前者逐渐转为存在舰队的功能。德国海军的潜艇数量在战争爆发时是当时世界海军列强中最少者，但因为潜艇总司令卡尔·邓尼茨以狼群战术、先进的通信制度和战略规划而取得所有交战国潜艇部队里最大的战绩。到了1943年，德国潜艇在大西洋越来越力不从心，盟军不但破解了密码机和开发了多种先进反潜武器，如更先进的声呐、雷达、深水炸弹，还投入了大量护卫航空母舰和反潜战斗群进行护航；同年5月，德国潜艇因为损失过高而放弃了狼群战术，改以单舰巡弋的方式继续作战。战争末期，德国海军虽研制了先进的通气管式潜艇，如XXI级潜艇和XXIII级，并投入使用直到战争结束，但仍无法扭转战败的结果。

历史

一次大战后的新生

主条目：德意志帝国海军、国家海军和凡尔赛条约
 
“西里西亚号”和“石勒苏益格格-荷尔斯泰因号”战列舰，这两艘是极少在一战后得以残存下来的主力舰。

1900年代，德意志帝国皇帝威廉二世为与列强争霸、重新划分各国利益而展开“世界政策”，与海军部长阿尔弗雷德·冯·提尔皮茨一同积极建设海军，建立了一支世界上仅次于英国皇家海军的世界第二大海军。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德国被英国海上封锁，其主力舰队“公海舰队”因无法突破或在海战中击败英军，在主力舰队困于港中的情况下只能发动“无限制潜艇战”逼降英国。战争末期，德国海军港内的水兵发动武装叛乱，随后动乱迅速扩散至全国，最终爆发内战，皇帝退位、德国宣布投降[2]，成立了新的共和政府，通称“魏玛共和国”，而留在港内的“公海舰队”则遵从停战协定、被押往英国舰队港口——斯卡帕湾，等待其处置。

1919年4月16日，魏玛共和国成立了过渡性质的“临时国家海军”（Vorläufige Reichsmarine），首任司令为阿道夫·冯·特罗塔中将。此时的海军因为国内的革命动乱而几近分崩离析，在协约国讨论战后和约——《凡尔赛条约》时，德方人员甚至愿意完全放弃成立海军，以换取其他条件的让步，但因为北海和波罗的海还残存大量水雷，以及为遏止假想敌苏联的波罗的海舰队而拒绝[3]。特罗塔为了不让协约国瓜分其舰队，命令德军水兵于1919年6月21日自行将舰队凿沉，大部分的德军战列舰、战列巡洋舰就此沉没，协约国方面相当愤怒，令《凡尔赛条约》中对德国海军的限制更加严苛，后者人员只得保留15,000名人员，不得维持后备役人员，军官服役年限长达25年。船舰仅能保有6艘前无畏舰、6艘轻巡洋舰、12艘驱逐舰、12艘鱼雷艇，后来在1920年时协约国再给予2艘前无畏舰、2艘轻巡洋舰、4艘驱逐舰和4艘鱼雷艇作为预备舰船，此外便不得建造任何军舰，虽然超过服役年限者允许替换之，但限制战斗舰（服役年限20年）吨位不可超过10,000吨、不得装有口径超过11吋的舰炮，使其功能仅近乎重巡洋舰；而轻巡洋舰（服役年限20年）的替换则规定排水量6000吨，能配装的最大火炮口径仅有6吋；驱逐舰与鱼雷艇（服役年限15年）则分别为800与200吨[4]、不得建造军用飞机、潜艇、新的海岸炮台、出口用的弹药，还要拆除岸防工事、交出海图、舰船设计图纸、水文气象资料等等[5]。在随后多艘残存舰只被协约国充作战争赔偿带走后，德国海军仅剩下8艘拿骚级和赫尔戈兰级旧型“无畏舰”、32艘驱逐舰和鱼雷艇[4][5]。

德国海军的运作面临重重困难，不仅船只老旧，还长期摆脱不了一战末期的叛乱阴影，如由前帝国海军水手组成的“埃尔哈特”水兵旅虽在内战中协助镇压斯巴达克斯叛乱军有功，但几乎不受共和政府的制约。最终，海军有大量人员参加了1920年3月爆发、以推翻共和政府为目的“卡普政变”，包括特罗塔也因为支持政变而被解职[3]。为了彻底消灭所有反共和、保皇派和革命份子，海军进行了广泛的清洗，并于1921年纳入“国防部（德语：Reichswehrministerium）”管理之下。特罗塔被解职后，威廉·米歇里斯（英语：William Michaelis）少将短暂接替其职务。1920年9月15日，“海军指挥部”作为海军最高指挥机关成立，同时保罗·贝恩克也取代了米歇里斯成为新任海军总司令，逐渐稳定了局势。1921年3月31日，“临时国家海军”被改名为“国家海军”[6]。在贝恩克以及其继任者汉斯·曾克尔共八年的领导下，德国海军过了一段安稳平静的时期，其主要目标是保护近海航运、打击海盗和防止法国与波兰联手对付德国[6][7]，同时也尽可能规避条约的监视，与国际接轨、发展海军科技，包括明令禁止的潜艇。贝恩克任内完成了战后第一批赶上国际技术的新造舰，包括轻巡洋舰“埃姆登号（英语：German cruiser Emden）”、数艘“海鸥级（德语：Möwe (1926)）”和“狼级（德语：Raubtier-Klasse）”鱼雷艇[7]。1924年9月30日，贝恩克退休，曾克尔上将继任后基本承袭其路线，但在1928年底，国会议员注意到海军诸多违法挪用资金到民间企业的活动，其中最著名的是海军上校瓦尔特·罗曼动用报废军舰的资金去投资“菲比斯影业”、而后该公司倒闭的“罗曼事件”，此一风暴令海军幕后各种研究机关以及同意资助的海军高层人员一一被揪出，包括曾克尔上将和国防部长奥托·格斯勒也因此下台。

雷德尔时代与纳粹政权

主条目：埃里希·雷德尔、英德海军协定和Z计划
 
1934年4月，希特勒、国防部长沃尔纳·冯·布隆堡元帅以及雷德尔于“德意志号”装甲舰上。

新上任的海军总司令埃里希·雷德尔上将很快地控制了混乱的局面，他亲自前去会见政府成员，说服海军重建之必要性，政府态度因而从不满转为支持[8]。雷德尔还将同时期的研究多加了货船改装为伪装巡洋舰和将渔船改装为扫雷艇的计划，还规划了一个平民飞行训练计划，为往后要建立的海军航空兵做准备[8]。

1933年1月，纳粹党成为德国执政党，希特勒支持雷德尔重组海军舰队，并多次保证会极力避免与英国的战争以争取时间。1935年3月16日，希特勒正式宣布单方面废止《凡尔赛条约》，并将国家海军被改名为“战争海军”。英国对于德国重整军备的动作颇为担忧，为保持两国较不紧张的关系，于1935年6月18日与德国签订了《英德海军协定》，该协定缓和了英国国内对另一场海军军备竞赛的担忧，但德国受益更多：德国可以装备潜艇，并能建立规模为英国皇家海军35％总吨位的舰队[9]，其中战斗舰总排水量为18万[10]，这也限制了新建造的4艘战斗舰，每艘排水量皆不能超过45,000吨；而潜艇部队则为英国潜艇的45％[11]。当时英国对德国有压倒性的海上优势，即使后者急起直追估计也至少要至1942年才会到达吨位上限，且在德国释出善意后，英国海军的假想敌已转为法国海军[12]。然而早在《英德海军协定》签署前，德国就已详细地规划建造一支新舰队，1935年2月即开工建造第一艘新潜艇——“U-1（英语：German submarine U-1 (1935)）”于条约签完仅10天的6月29日就下水服役[9]。

1937年11月5日，希特勒召集军官宣布可能必须动用武力来解决一些领土问题，包括奥地利、捷克斯洛伐克和波兰。继德奥合并和慕尼黑会议后，希特勒于1938年9月开始要求海军作战部拟定对英国的战争，即是后来的“Z计划”，并于1939年1月27日被希特勒所批准执行，并给予优先于其他军备的资源。Z计划是以英国皇家海军为主、法国海军为副假想敌为对象，设计的6年大型水面舰队建造计划。意在英国尚未做好战争准备之前，建立起一支能与其匹敌的舰队，并以大规模的舰队进行战略性的部署作战。此计划规模非常庞大，若如期完成，德国海军将拥有能与皇家海军相搏的实力。

第二次世界大战

主条目：大西洋海战、地中海战役和轴心国在澳洲水域的军事活动

战争初期（1939年9月至1940年6月）

 
石勒苏益格格-荷尔斯泰因号对波兰格丁尼亚开火

1939年8月19日德国海军总司令埃里希·雷德尔对海军下达战争动员令，将所有海军舰艇进入至备战状态，雷德尔认为动员令不久即会解除，英法两国会妥协但泽的领土纷争，但在9月1日德国入侵波兰（其中战争海军参与了西盘半岛战役和炮轰但泽湾）后2天，两国对德宣战。当雷德尔听到宣战消息时，他说道：“现在，水面舰队能做的只有一件事，表现出他们懂得如何英勇赴死[13]。”在Z计划才刚起工的情况下，德国海军此时能出战的只有2艘战列巡洋舰、3艘装甲舰、2艘重巡洋舰、6艘轻巡洋舰和共34艘的驱逐舰和鱼雷艇，邓尼茨在日后说道：“早在战争爆发时，我们就被打败了，因为德国并没有在海上做好万全准备[13]。”德国最高统帅部迅速拟定了作战计划，雷德尔以早就派遣于海外的2艘装甲舰发起攻势，开始攻击盟军船只；而邓尼茨则赶紧派遣潜艇进入大西洋，德国官方宣布“无论是否悬挂中立国之旗帜都将会攻击”，此时潜艇数量少以及希特勒下令潜艇必须遵守《捕获法则》行事而难以有重大战绩，邓尼茨还是希望在英国启用护航制度前尽可能多击沉一些船只。英国认为德国已启用无限制潜艇战的作战模式，于是以护航制度来因应。英国在9月份被击沉了43艘船，但开始护航后就只被击沉1艘。由于英国已启用护航制度，邓尼茨想进行狼群战术来因应，但潜艇数量太少，因而在第一次的集结过程中被击沉3艘。9月30日，在邓尼茨的说服下，希特勒下令潜艇部队不必遵守《捕获法则》而使得潜艇的猎杀战果大有上升，但数量仍少。英国方面对护航制度存有歧见，一方认为它是一种防守而无实际成效，应额外组建猎杀潜艇的舰队；另一方又认为不该浪费护航兵力，导致其制度没有贯彻实施。德国水面舰队则在拉普拉塔河口海战中损失了斯比上将号，其后又有2艘轻巡洋舰被英军潜艇重创，于港中修补，雷德尔派遣了数艘伪装巡洋舰于海外攻击商船，其他舰只则留在军港中。

虽然陆上西线一直维持假战状态，但到了1940年因为一次大战英国曾利用挪威领海封锁德国舰队，以及希特勒担心其阻断瑞典铁矿砂的运输和维德孔·吉斯林的游说，德军于4月9日发动威瑟演习作战进攻挪威与丹麦，海军同陆空军协同作战，德国虽然最后成功占领各目标，但海军表现颇糟，损失了1艘重巡洋舰、2艘轻巡洋舰、10艘驱逐舰和4艘潜艇，同时也因为鱼雷性能问题导致潜艇攻击战果少、艇员士气低落。威瑟堡行动的结果对于德国海军战略拥有决定性的影响，使德国突破英国的海上封锁、获得了从日德兰至北角的所有港口。1940年5月，德军发起春季攻势占领法国，英国远征军撤退至本土，之后意大利对英法宣战。希特勒登陆英国的海狮计划因德国海军在挪威的损失、替登陆部队护航得交由空军，之后因为不列颠空战失败而无限期的推延，雷德尔因此而继续派遣军舰前往大西洋攻击商船。

水面舰队的陨落与“第一段美好时光”（1940年6月至1941年6月）

主条目：第一段美好时光

法国投降为德国攻击英国海上通航线带来了极为便利的条件，德国潜艇不必再从威廉港出发，耗费油料和一星期的航行时间才能进入大西洋[14]，能够从法国港口更有效的触及英国海上生命线，大西洋上的潜艇活动数量也因此增加了25％[14]。由于法国沦陷，德国即将进攻英国本土，皇家海军舰队多调回待命，海上护航兵力变得相当薄弱，在1940年6月和7月，每一支船团仅配有一艘军舰护航，而护航母与岸基飞机的反潜设备只能对付水下目标而不能对在水面攻击商船的潜艇，再加上英国因为担心受到空中德国军机的攻击而要求所有商船改以爱尔兰往苏格兰的北海峡航道航行[15]，导致航线拥挤，德国潜艇得以在1940年7月至12月于获得重大战果，艇长称其为“第一段美好时光”，光德国潜艇就击沉了278艘商船，共1,492,054总吨数的物资。大西洋运输物资的损失直到1940年9月2日美国的富兰克林·D·罗斯福总统透过《基地驱逐舰协定（英语：Destroyers for Bases Agreement）》提供了50艘驱逐舰给英国，情况才稍有改善。这段时间里虽然德国潜艇战果丰硕，但因为潜艇数量太少，难以发起狼群战术，虽然邓尼茨曾利用意大利的潜艇试图贯彻此战术，但因为人员训练和作战方式等问题而作罢[16]；同时也因为缺乏长程侦察机而无法充分利用这段时间获得更大的战果。

德国水面舰队于1940年10月派出数艘装甲舰、重巡洋舰和伪装巡洋舰由北海进入大西洋攻击商船，在海上大有斩获，迫使英国作好战斗以迎击。1941年5月18日，德国海军发起莱茵演习行动，企图组织舰队夺得北大西洋的制海权并以最近开始服役的俾斯麦号战列舰吸引英国的主力舰，使其他德舰得以攻击缺乏护航战列舰的商船。此计划曾遭舰队司令君特·力长斯（英语：Günther Lütjens）的反对，他指出将此作战延到两艘战列巡洋舰（指的是沙恩霍斯特号和格奈森瑙号，它们曾在4月上旬受创，进入布雷斯特翻修，而皇家海军又于此港外布下多处雷区，使得出勤时间一延再延）做好准备再进行[17]，但遭雷德尔驳回，他指出若是到夏季才开始执行将会失去天候和昼短夜长这两个有利条件[17]；更重要的是，希特勒已在准备巴巴罗萨作战，陆军和空军的需求将为最优先，若不在海上取得惊人胜利，难使希特勒继续支持海军舰队[17]。之后，在5月24日爆发了丹麦海峡海战，俾斯麦号和欧根亲王号击沉皇家海军的旧舰－胡德号战列巡洋舰、重创威尔士亲王号战列舰[18]，而在3天后，皇家海军派遣了大量军舰前往、搜索拦截俾斯麦号，并将其击沉。莱茵演习行动以德国海军的失败告终，使得希特勒对大型水面舰的兴致降至谷底，成了水面舰队和雷德尔的转捩点，也显示皇家海军已开始集结舰队反击。到了11月，皇家海军也消灭了所有在外巡弋的德国伪装巡洋舰。

新战场（1941年6月至1942年8月）

主条目：第二段美好时光、波罗的海战场 (第二次世界大战)、黑海战场 (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北极圈战场 (第二次世界大战)

德国潜艇部队的战绩于1940年10月达到最高峰，也开始使用狼群编队，但其后因为冬季的到来略有下降。英国则开始组织反击，重组了护航制度、将西航道司令部由普利茅斯改至利物浦[19]、更换指挥官和进行更严谨的海空军合作，英国透过政府密码研究协会，对德国潜艇的电文和通信进行拦截，判断其出没位置，并向海军部提供适合的航线与护航母艇资讯，此举大大改进了护航的效率。由于英军的反潜技术有了相当的经验，在1941年3月击沉了不少潜艇（英国每损失五艘商船就击沉一艘德国潜艇），其中还损失了3名王牌艇长。邓尼茨此时拥有的潜艇数量仍仅有27艘，他决定派遣它们前往更西边的航道，护航战列舰和岸基飞机所不及处。1941年5月，德国潜艇U-101被盟军所俘虏，并获得一台通信用的恩尼格玛密码机，同时也改善了测向仪技术、雷达系统。

另一方面，美国对德国潜艇态度越来越强硬，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于1939年10月2日发表《巴拿马宣言》，宣布大西洋西部海域为“泛美中立区”，阻止战火向美洲海岸蔓延[20]，不仅提供美国军舰保护该海域的船只，其后又有《驱逐舰协定》和《租借法案》、同意英国军舰于美国造船厂检修[21]。1941年4月，美国宣布将其安全区向东延长到距离西班牙仅740海里处，大西洋五分之四的区域都为美国海军的巡逻范围[20]。6月，美国还驻军于冰岛，也使得德国与美国海军的关系越来越紧张。1941年6月，英国破解了恩尼格玛密码，为反潜和护航作战提供了重要的帮助，但因为邓尼茨察觉到有异，下令将保密制度升级，英国的密码优势并未维持太久，反而被德国破解了英国海军部的密码。6月22日，希特勒进攻苏联，并调拨了相当的资源在对苏战争上，且要求邓尼茨不得攻击美国船舰以免其参战，英国则宣布将会支援苏联一切作战物资，并透过北冰洋航线送达。12月7日，日本攻击美国夏威夷的珍珠港基地，美国因此对日宣战，德国也在12月11日对美国宣战，战场范围因而扩大了。

邓尼茨在1942年年底只有90艘潜艇，他认为要对美国发起攻势，在最短时间内击沉大量物资（每月810,000吨[22]），以免其造船速度和反潜准备的增加导致大西洋海战德国失败。然而德国最高统帅部因为北非和马耳他战事告紧，一直要求邓尼茨挪出兵力前往地中海和直布罗陀海域，邓尼茨认为那是无谓的浪费[23]。他策划了以美国船只为主要目标的击鼓行动，由于美国没有使用护航制度而不使用狼群战术。美国因为太平洋战争而调移了许多原本可用来攻击潜艇的军舰，《租借法案》也转移不少驱逐舰给了英国，使得美国本土海域缺乏防御，美国海军总司令恩斯特·金恩上将认为在护航船舰不足的情况下建立护航船团没有意义，只有在拥有必要资源时才组建[24]。德国潜艇于1942年1月至8月在美国东岸大有斩获，并称其为“第二段美好时光”。

美国东海岸负责反潜作战的大西洋舰队所组建出的反潜艇队也多为不适合此作战的船只且缺乏训练，而从美国陆军航空军征调用来作为反潜机的B-17和B-24也因为陆海军指挥权和从轰炸机转为反潜机不适应而有各个问题[24]。德国潜艇则因为每天截获许多盟军商船所发出的无线电讯号而大肆攻击船团，美国则在反潜作战上缺乏搜索与追击的实战经验，海空力量也没有协同，深水炸弹等武器性能也低落。一直到5月，美国海军才开始了护航制度并对反潜制度加以改进。邓尼茨因为美国东海岸防御能力逐渐增强，他开始将潜艇派到防御松散的墨西哥湾和北大西洋等其他海域以维持吨位战计算所需达到的每月击沉数。1942年夏，越来越多德国潜艇下水服役，邓尼茨因而恢复启用狼群战术。

转捩点（1942年8月至1943年11月）

 
在挪威的提尔皮茨号

德国战略上因为援苏船队的存在[注 1]与英国多次派出突击队登陆挪威进行破坏行动，使希特勒认为其试图在斯堪地拉维亚半岛登陆反攻，他对此说道：“挪威是这场战争的‘命运之地’”，要求“每一艘可动用的船舰都要部署于挪威。”，希特勒尤其要求从位在法国的主力舰穿越英吉利海峡，协防挪威，海军作战部便拟定赛博勒司行动（英语：Operation Cerberus），成功移防了3艘主力舰和6艘驱逐舰，此外还向邓尼茨征调潜艇。邓尼茨认为此举使得大西洋海战原本就已显不够的潜艇兵力更加不足[26][注 2]，但仍派遣了20艘潜艇。同时，主力舰转往挪威也象征了德国海军放弃了远洋作战[28]。1942年，驻防挪威的德国海军舰队有5艘主力舰和10艘潜艇，其中对盟军战略部署最大的就是提尔皮茨号战斗舰。

1942年3月14日，希特勒下令将北极船团定为与俄国战役相关的重要战略目标，要求将其彻底阻绝。但运往摩尔曼斯克港口的船团仅受到德国在挪威的海空军零星攻击，主要是德国燃料短缺，严重限制了舰队的作战能力，1942年4月德国海军仅能获得月需求量10％的燃料[29]，但潜艇因为使用柴油而未受影响，成了该地区真正的攻击主力。1942年12月31日，在挪威北海爆发了巴伦支海海战，错失歼灭援苏北极船队的机会，希特勒对此结果十分不满，也成了德国水面舰命运的转捩点，下令拆毁所有含驱逐舰的舰队和取消水面舰的建造，将舰上的火炮、装甲与官兵用以加强大西洋长城的防御设施，雷德尔抗辩无效后就自己请辞了[注 3]，而邓尼茨则被任命为新的海军总司令。邓尼茨虽为潜艇指挥官但了解舰队存在之价值，他说服了希特勒保留了水面舰队（但停止了建造），改将海军资源都投入潜艇中。在1943年发生的北角海战中，皇家海军击沉了沙恩霍斯特号，之后大多数德国水面舰退至港口作为存在舰队，牵制皇家海军的部署。而提尔皮茨号战斗舰不断地穿梭于挪威的峡湾中，盟军认为其对援苏商船运输造成非常大的威胁，持续以各种行动试图瘫痪或击沉它，最后在1944年的问答集行动（英语：Operation Catechism）中成功击沉，从此德国水面舰队也无对盟军实际的影响力了。

 
盟军的反潜机投下深水炸弹攻击潜艇

和水面舰队驻于挪威的情况相比，大西洋海战逐渐进入白热化阶段，双方投入之兵力甚多，邓尼茨取得了希特勒的信任加速生产潜艇，1943年的狼群规模越来越大。德国海军参谋本部认为在1943年同盟国可建造10,800,000吨的新船（实际上是12,384,000吨）[31]，因此平均每月都应要击沉总计900,000吨的船只。在2月最后10天击沉了28艘船（183,650吨）、3月的前10天共击沉41艘船（229,949吨）、后10天又击沉了44艘船（282,009吨）[31]。在德国潜艇大有斩获的同时，同盟国也在进步，包括改良超远程飞机和使用新式反潜装备、“利式”探照灯、刺猬炮和新型深水炸弹等，德军用来躲避盟军的雷达装置和密码机也遭破解，盟国护航船只开始大量出现护卫航空母舰，也开始从英国本土轰炸德国潜艇制造厂，反潜人员的技术也逐渐进步，潜艇更是无法应付飞机这种“不对称”的战斗兵种，盟军巨大的生产力也令护航母艇大量增加，也开始组建了“支援群”，专配于护航船团对潜艇采取攻击。

德国潜艇的损失开始增加，2月有14艘被击沉、3月13艘、4月12艘，但到5月22日该月的损失就有31艘[31]。到了5月底，邓尼茨认为吨位战已经宣告失败，盟军已获得战略主导权，但他还是派出潜艇于海上游猎（单艇巡弋），9月和10月，德国潜艇仅击沉了9艘船，但却损失26艘潜艇。邓尼茨在记事本上写道：“很显然，潜艇除了对敌人的牵制作战外已毫无作为。”但他还是持续生产潜艇。邓尼茨打算使用新式潜艇继续与盟军作战，他和军备部长阿尔伯特·斯佩尔将潜艇制造厂规模扩增，把每一个零件在各个不同地方生产再送到同一处组装，大大增加了效率和抵抗盟军对船厂的轰炸[32]。

衰落至战争结束（1943年11月至1945年5月）

 
1945年，希特勒于元首地堡接见邓尼茨

1944年，纳粹德国节节败退，苏联红军从东部直捣德国本土，同时盟军也在法国开辟了第二战场，德国海军虽然派遣潜艇拦截登陆船只却战果极小，己方还损失多艘潜艇。东部则是海军水面舰以炮火支援，帮助陆军逐渐撤退。德国东普鲁士的平民怕落入红军手中将被报复，海军组织起所有力量进行撤退，展开汉尼拔行动，成功抢救了200万平民与30万士兵。到了战争最后阶段，邓尼茨还计划动用所有潜艇进行攻势，但仍无法挽回局面，在战争最后5周内共有83艘潜艇被击沉[33]。海军还曾组织了小规模的步兵师到前线与陆军并肩作战[34]，在1945年战争最后几个月，约有5万名海军士兵参加了东线的战役[35]。

1945年4月30日，希特勒自杀身亡，根据其“最终遗嘱（英语：Politisches Testament Adolf Hitlers）”，邓尼茨被指定为其继承人，任国家元首“联邦大总统”和武装部队总司令。在当时混乱的战况，邓尼茨先是在海军学院所在的弗伦斯堡组成新政府，继续组织海军全力运送波罗的海和东普鲁士的难民至西方，并于5月1日任命了汉斯-格奥尔格·冯·弗里德堡为新任海军总司令。邓尼茨命令代表海军的弗里德堡和最高统帅部的约德尔于法国兰斯签署投降协定，之后十六天，“弗伦斯堡政府”暂时保留了挪威、丹麦、部分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和巴伐利亚一带的自主权。5月23日，末任海军总司令弗里德堡服毒自杀身亡。德国海军则到1946年才正式解散[1]。

战后

 

德国海军并未随着1945年5月战争结束而直接停止运作，人员于原职位上作业，之后再逐渐转送至战俘营，并清算死硬派的纳粹份子与战争罪犯，除了潜艇被英军凿沉外，大多数的德国军舰被盟军瓜分，仅留下少数几艘扫雷舰。1945年8月1日，同盟国占领军政府允许德国以“德国扫雷管制部（英语：German Mine Sweeping Administration）”的形式重建其海军，聘请了27,000名的前海军人员进行欧洲水域内的除雷工作[36]，直到1951年6月才解散此单位[37]。1956年，西德加入北约组织，一个新的海军组织诞生：联邦海军（德语：Bundesmarine）。有些如埃里希·托普（英语：Erich Topp）和奥托·克瑞奇米尔等前战争海军指挥官继续为联邦海军服务；战后不久东德的人民海军也跟着成立。1990年两德统一后，海军改名为德国海军。

雷德尔和邓尼茨则于纽伦堡审判中被起诉；英国海军坚决反对起诉两人，根据纽伦堡历史学家约翰·图萨斯（John Tusas）的报告，“英国海军认为德国海军进行的是一场合法公正的战争……他们明白关于海军战争的法律是非常不严谨的，执行起来会有机可乘……[38]”。英国法学家汉佛雷·瓦多克（英语：Humphrey Waldock）认为：“审判德国海军会面临法律难题”，图萨斯还因此总结指控德国海军的证据是“不可靠和虚弱的”[38]。美国海军高层也有其同感，因为他们自己也在战争中对日本发起了无限制潜艇战，且不会营救落水者，有时甚至还会攻击其救生艇上的船员[38]。然而因为受到苏联和法国政府的坚持，以及其在纳粹德国重要的政治地位，两人仍被起诉。雷德尔因为在战争爆发之初已有高级职位（海军总司令），对以海军帮助希特勒的战争行动有其责任，三项主要罪名：“发起侵略战争”、“制订侵略计划”和“犯有战争罪行”皆起诉（危害人类罪没有起诉），但仅有制订侵略计划判决有罪（威瑟堡行动）。虽然此判决引起部分争议，雷德尔最后被判决终身监禁，然而在判决时的1946年他已有70岁高龄，故因而减刑并在1955年9月获释[38]。对邓尼茨的审判中，第一条的“发起侵略战争”由于战争爆发之初邓尼茨仅为上校军衔而无罪；第二条的“制订侵略计划”虽然邓尼茨作为海军军官仅是听命行事，但陪审团仍判决其有罪[38]；第三条的“犯有战争罪行”案例主要集中于拉克尼亚命令，指控邓尼茨于1942年12月发布该命令，要求艇长不营救落水者，并暗示杀死幸存者。然而邓尼茨辩护律师提出多项证据作证绝无此事，且证人之言词有其漏洞，美国的太平洋总司令切斯特·威廉·尼米兹上将也给予相关资讯，纽伦堡法庭的美国大法官弗朗西斯·贝弗利·比德尔宣称：“德国人发起的潜艇战争比美国的还要公正”[38]，并不支持邓尼茨在这项罪行上有罪，但法国与苏联法官坚持其有罪，最后宣判有罪，判处10年监禁（纽伦堡法庭中被判有罪者最短的刑期）[注 4]。

组织与后勤

最高指挥部

主条目：海军总司令部 (德国国防军)
 
位于柏林蒂尔加滕兰德韦尔运河（英语：Landwehr Canal）畔的“贝壳大厦（英语：Shell-Haus）”，自1934年起作为德国海军总司令部所在地，然而战争期间因为柏林屡受盟军空袭而多次迁移。

1935年3月16日，希特勒片面宣布《凡尔赛条约》无效，正式恢复征兵制（德语：Aufrüstung der Wehrmacht）。5月21日，“国家防卫军”改名为“国防军”，同时“国家海军”也易名为“战争海军”。1936年1月16日，德国海军将最高指挥机关由“海军总部”改为“海军总司令部”，由“海军总司令”（Oberbefehlshaber der Marine）为最高负责人，该单位统筹海军包括指挥、管理、训练在内的所有业务，后来随着战争的演进，迅速发展成了拥有9个主要部门和超过50个子部门的复杂组织[40]。1937年，德国海军成立“海军战争指挥部”，其作用相当于其他国家的海军总参谋部，其部长为海军总司令兼任。1938年2月4日，希特勒透过一连串的政治清洗去除了国防军中的保守势力，并自任武装部队总司令，还另外成立了“国防军最高统帅部”，作为其咨询机构，并在名义上统领陆海空三军各总司令部。

“海军总司令部”存在期间共曾于1939年10月和1944年5月进行过两次重大改组[41]，前者主要是将原先负责分配预算、调度辅助船舰及商船队的“海军总办公室”（Allgemeine Marineamt）废除，由“海军战争指挥部”取代其功能[40]。后者则为将“海军司令部办公室”改立为“军需部”（Quartiermeisteramt）取代之，“海军战争指挥部”部长也改由其参谋长担任[42]。自纳粹党上台起，德国海军一直由埃里希·雷德尔担任总司令，直到1943年1月30日的巴伦支海海战失利，雷德尔在希特勒厉声指责海军的无能后请辞获准，后者选择战果辉煌的潜艇部队司令——卡尔·邓尼茨接任新司令。1945年4月30日，希特勒自杀，并任命邓尼茨为其继任者，后者则在5月1日任命汉斯-格奥尔格·冯·弗里德堡为新任海军总司令，但该人于5月23日服毒自杀。“海军战争指挥部”则在1944年5月1日转由参谋长兼任部长，由威廉·迈塞尔中将职掌至战争结束。

战区与舰队司令部

主条目：海军军区 (德国)、海军战区司令部、海军集群司令部和舰队司令部 (德国国防军)
 
德国海军主要使用基地与战区指挥范围示意图。

1939年11月，德国海军于基尔成立了第一个战略级别的司令部——“海军东方集群司令部”，负责波罗的海方面的一切作战，后又于1939年8月在威廉港成立了负责北海和大西洋的“海军西方集群司令部”。1940年8月，海军又因德军攻陷法国，其势力范围从挪威北部延伸至西班牙，故又设置了新的“海军北方集群司令部”，统辖荷兰、丹麦、北海和挪威沿海，废除了“海军东方集群司令部”。“海军西方集群司令部”也从威廉港迁至法国占领区的巴黎，筹划大西洋沿岸和英吉利海峡的一切行动，尔后权责范围又增加了西地中海。1941年，德军攻占巴尔干半岛以及东线战争后，海军的控制领域也增加了地中海东部与黑海，便于该年6月在保加利亚首都索非亚成立“海军南方集群司令部”指挥。战争期间，海军主要透过北、西、南三方集群司令部来控制各地战事，随着德军战事失利、控制范围收缩，海军集群陆续被降为编制级别较低的单位，并由相应的“海防司令”负责沿海的安全，如“海军西方集群司令部”即下辖子单位：“海峡司令部”、“大西洋沿岸司令部”、“法国东南司令部”和“意大利司令部”[43]。

“舰队司令部”方面，首先于1936年10月1日建立了“装甲舰司令”与“侦查部队司令”两职位令特定舰种置于个人管控之下，前者包括战列舰和装甲舰，后者包括轻巡洋舰以下的作战列舰艇，其下属军舰均有各自的“司令”，如1939年11月建立的“驱逐舰司令”、“鱼雷艇司令”、“扫雷艇司令”等等，直到1940年7月31日才废除“装甲舰司令”。1937年7月，海军为因应武装干涉西班牙内战而设置了“西班牙部队司令”[44]。1939年秋，德国海军新建立了“巡洋舰司令”，负责管辖所有的巡洋舰，1940年8月1日，原“侦查部队司令”下辖单位全转往此。1941年10月15日，“巡洋舰司令”被撤销，改名为“北方海域司令部”，为“海军北方集群司令部”的前身，脱离了“舰队司令部”的指挥，“驱逐舰司令”、“鱼雷艇司令”则纷纷独立为“舰队司令部”直属单位[45]。1941年6月，在“俾斯麦号”战列舰沉没后，德国海军建立了“战列舰司令”，后来指挥了“塞伯勒斯行动（英语：Operation Cerberus）”，并于1942年5月成了挪威战区的海军部队总指挥部，1942年6月3日，“战列舰司令”重新改名回“巡洋舰司令”，1943年2月又改组为“战斗群司令（德语：Kampfgruppe (Kriegsmarine)）”，直到1944年10月22日这个单位才被撤销[46]。

基地和造船厂

 
德军在挪威建设的“潜艇碉堡”——“朵拉一号（英语：Dora 1）”，以防止受到盟军轰炸机的空袭。

一次大战时期德国海军的主要军港为基尔和威廉港，战争结束后，协约国大肆搜刮所有可供作赔偿的物资，威廉港是仅存的唯一一座可正常作业的基地，但包含起重机、浮动干坞和多种重型造船机具也均被拆去，而基尔则是海军工厂被协约国勒令解散，降为仅能修船的三等基地[47][48]。

在德国军事扩张极盛时，占领区共有长达18,000公里的海岸线要防守，为满足各区船舰之需求而在本土和占领国上增设各式新据点，规模由大到小分别为拥有全般建造船舰、修复能力的“战争海军工厂”（Kriegsmarine-Werften）、作业效率高与储存大型装备的“战争海军武器库”（Kriegsmarine-Arsenale）、仅有部分海军装备和修复能力的“海军武器与修复厂”（Marineausrüstungs und Reparaturbetriebe，MAUREB）、仅有部分海军装备和补给能力的“海军武器与补给处”（Marineausrüstungs und Versorgungsstellen）和仅储放部分海军装备的“海军武器处”（Marineausrüstungsstelle，MAST）[49]。战前德军只有基尔和威廉港两大军港具备完善的军用设施，随后在占领国也跟着接收或于当地建立起军用船坞，但由于熟练工人必须从本国转移过来，反使后者港内工作效率下降[49]。

战略储备

部队

水面舰

海防部队

潜艇

 
U-36（VII级）
主条目：U-潜艇

德国潜艇曾在一战取得辉煌战绩，然而在《凡尔赛条约》禁止建造潜艇和协约国监管后，德国各大船厂虽有世界领先的潜艇技术却苦无客户，这时日本与阿根廷联系了德国数个造船厂，希望购买设计图与转授技术以建立本国潜艇部队。这两个规模庞大的生意使得德国串连了各大造船厂和企业，并由克虏伯发起，联合成立了一家空壳公司—船舶建设工程局（英语：NV Ingenieurskantoor voor Scheepsbouw）[50]，其总部设于荷兰海牙，以躲避凡尔赛条约的监督，除了为整合各造船厂技术和资源、联合接订单外，也使德国与国际潜艇技术接轨而不至于落后，但到了1925年，船舶建设工程局经营不善，在面临倒闭的情况下，德国海军私下与其公司人员联系。德国海军也透过一个名为“结算咨询公司”的空壳企业加入了船舶建设工程局的投资，并在之后注资了100万马克，成为该公司最大股东，还额外许诺每年补贴12万马克[50]，德国军方要求该公司为将来德国重建潜艇部队时，能以新技术与设计予以支援；因此，原本为国内造船业而存在的船舶建设工程局转型为德国海军专门的研究机构[50]。

德军战争期间主要使用的有II级、VII级和IX级潜艇，另外还有数量不多的I级、X级（布雷用）、XIV级（补给用）、XXI级和XXIII级。II型潜艇是由一战的UB型潜艇改良而来，原设计目的为训练舰，但在大战爆发潜艇数量不够时也被赋予作战任务。VII级潜艇为整场战争中德国潜艇部队的主力，尤其是VII级C型自1941年后的生产一直没停过[51]。IX级潜艇为I级潜艇改良而来，适合远洋长期作战，作战范围可到太平洋，每艘IX级B型击沉吨位数都达到了10万吨[51]。另外在战争后期，德国开发了绝气推进的XVII级潜艇（英语：German Type XVII submarine），还有通气呼吸管和新型引擎的XXI级和XXIII级，以往潜艇水下航速都不过10节，但XXI级和XVII级则分别为17节和25节[52]，且可以以12节到14节航速潜航10小时[52]，能有效对抗盟军的海上巡逻机。战后它们成为现代潜艇设计的原型，特别是苏联的W级潜艇[53]。德国在整场战争中投入了1162艘各种类型的潜艇、以各种形式沉没者共有785艘，还有156艘向盟军投降[54][55]。水面舰艇共击沉246艘潜艇、岸基飞机击沉245艘、舰载机击沉43艘[54]、飞机和船舰合作击沉50艘、盟军潜艇也击沉了21艘[54]。共有32,000名潜艇人员阵亡[56]。德国在战争期间还有开发出数种袖珍潜艇，其中有像黑人型袖珍潜艇（德语：Neger (Torpedo)）者，制造了200多艘于战争中使用。战争里德国潜艇除了执行攻击商船的任务外，也会担任运输和与日本交换物资的船只工作。另外还有曾研究能够发射V-2火箭的火箭潜艇（英语：Rocket U-boat）计划，但没有完成。

航空兵

 
最终未能完成的德军航空母舰——齐柏林伯爵号（摄于1938年）。

一次大战时期，帝国海军拥有相当丰富的空中兵力运用经验，但多集中发展飞艇部队，直到战争末期才转而使用固定翼飞机，战争结束时，德国海军已拥有1478多架飞机、在北海、地中海、黑海、波罗的海和英吉利海峡有着32水上机航空站和17座机场，飞机全部被迫上交给协约国所销毁，而诸如基尔霍登瑙（德语：Holtenau）、威廉港和北德沿海的主要航空站设施反倒都基本完好地保存了下来。战后，新生的海军身受《凡尔赛条约》的限制，不得制造军用飞行器，但海军将领在一次大战的检讨中认知到，空中武力无论对地面战还是海战都有令作战效率大为增加的价值，故认定了发展海军航空兵的必要性[57]，并于瓦尔内明德开设“空中运动有限责任公司”（Aerosport GmbH）此类民用航空俱乐部作为掩护。1925年，海军建立了民用飞机公司——“色维纳”（Severa），并在隔年再购入了位在特拉弗明德的飞机制造商——“卡帕尔制造厂（德语：Caspar-Werke）”，作为发展与测试水上飞机的基地[58][59]。

然而海军航空兵的建设遭遇到的最大障碍是与空军间的冲突，在德国空军未正式成军前，海军即极力反对空军独立为国防军的第三军种，并声称只有在满足陆海两军的飞机需求后才可考虑此一方案，海军总司令雷德尔也基于飞机协同海军操作的困难，要求建立一个完全从属于海军、能够包办所有外海作战的空中武力组织[57]，此举也因此得罪纳粹党要人、同时也是后来空军总司令的赫尔曼·戈林，在该人的授意下，空军将包揽德国所有军用飞行器的研发与生产工作。1935年3月，德国正式突破条约限制，宣布空军成立，而为了与海军协同作战，空军也当即采购了153架供海军使用的飞机。1936年，德国海军已有8个海军用的侦查、通用和战斗机中队[60][59]。海军后因《Z计划》而预计建造2艘“齐柏林伯爵级”航空母舰，然而由于缺乏相关的经验，有不少技术和设计皆从引自日本海军。由于水面舰的建造计划问题不断，使许多舰载机的生产改装计划皆胎死腹中。随着战争进程，德军计划将其他船只改装成航空母舰，包括希佩尔海军上将级重巡洋舰“塞德利茨号”[61]、客轮“欧洲号（英语：SS Europa (1928)）”[62]、“格奈森瑙号（德语：Gneisenau (1935)）”[63]、“波斯坦号（德语：Potsdam (1935)）”[64]、从法国缴获的轻巡洋舰“迪格拉塞号（英语：De Grasse (C 610)）”[65]，以及其他商船改装的水上机母舰[66]。最后只有齐柏林伯爵号进行过下水仪式，但还是仅完成85％且无配置舰载机。

空投鱼雷是海军航空兵重要的反舰武器，1934年海军就曾以“挪威人式”F5鱼雷为基础开发过450毫米的新型航空鱼雷，但因为海空两军欠缺沟通与合作而开发进度极慢，直到1940年底，新型的5a式鱼雷（英语：List of World War II torpedoes of Germany）才进入生产阶段，海军而后又向意大利军购入F5W和F5i航空鱼雷，1942年时又在向日本购进了70枚航空鱼雷，却发现日军的航空鱼雷水准甚至低于F5W，其品质只够用来装备给鱼雷快艇使用。直至1941年底，德军才以LTF5b鱼雷作为标准投以量产使用，其成果也颇令海军满意，二战中共有58艘商船、合计333,135总吨被航空鱼雷击沉，另有18艘、合计146,673总吨的商船受损[60]。

两栖与地面部队

 
1941年7月，于黑海港都康斯坦察的德军“平底登陆艇（英语：Siebel ferry）”。

德国海军的陆上战斗单位主要为“海军步兵”（Marine-Infanterie）与“海军炮兵”（Marine-Artillerie），与帝国时代多达三个“海军营”（Seebataillone）的大编制不同， 国防军时代仅留一个加强连规模的登陆战专职单位，即1938年3月以驻守于斯维内明德的225名沿岸守备队组成的“海军突击连（德语：Marinestoßtruppkompanie）”，这支部队曾参加过1939年波兰战役中的西盘半岛之战，而后又转战挪威与法国。1941年，“海军突击连”升级为“531海军炮兵营”（Marine-Artillerie-Abteilung 531），也参与了东线的战事[67][68]。

德军抢滩登陆的主力是受过短期登陆作战训练的单位[67]，但战间期中并无在两栖作战教范与实行能力上有过什么重大发展，以二次大战中德军规模最大的登陆战——挪威战役来说，德军之所以能登陆成功完全仰赖奇袭与挪威国防能力的贫弱，几乎没有使用任何特种登陆装备。西方战役后，德国才正式开始准备从海上登陆英国本土的相关作业，并于三个月内调集2,000艘的平底登陆艇和170艘运输舰，包括可运输三辆中型坦克的“海军驳船（德语：Marinefährprahm）”。尽管后来登英行动流产，德国海军依旧多次展现出其优秀的登陆战能力，如1941年时因情报外泄而与强大的英国海军冲突仍能登陆克里特岛、同年9月“巴巴罗萨作战”期间与空军协同以“海军平底登陆舰”占领波罗的海沿岸岛屿；1942年，为攻取苏联南方的油田，德国海军再以该舰和“平底登陆艇（英语：Siebel ferry）”将大量士兵自克里米亚半岛通过刻赤海峡运至北高加索；1943年，意大利倒戈后，德国海军也克服了英军的海上优势、与“空降猎兵”协同并成功控制了原义军占领的爱琴海和亚德里亚海上的岛屿；在两栖撤退的行动上亦表现不俗，如1943年8月时成功以低伤亡撤走西西里岛上的德国守军，同年年底也横越刻赤海峡撤走了45万名德军士兵[69]。

随着海军的预备役部队人数日增，多余的兵员就被编成了地面单位，除了较少作步兵的正规训练外，基本上跟一般的陆军步兵师没有什么差别，其中人数最多的就是海军炮兵，负责沿岸的防守及维持占领区治安的任务，起初这还算是轻松惬意的工作，但盟军的空中轰炸力度日益增强，也因此出现伤亡[70]。到了战争末期，德国军事上饱受失败，许多海军兵员必须上岸以临时编制的模式加入前线战斗，之后又因为已经没有几艘军舰可以使用，甚至连隐蔽性佳的潜艇生存都成问题，于是海军便将多余的人力全部送上岸，水兵纷纷整编为“海军步兵师”（Marine-Infanterie Division）、海军炮兵也加入地面炮战等等，许多技术熟练的舰员就这样一波波损失在败局已定的战斗中。然而德国海军官兵都曾经历过基础的步兵训练，透过几天重新熟悉后表现也不俗，例如U-333（英语：German submarine U-333）潜艇的彼得-埃里希·克雷莫（英语：Peter-Erich Cremer）上尉率领了“海军自行反坦克炮营”（Marine-Panzervernichtungsbataillon）前往汉堡一带作战，摧毁了大量的英军与加拿大军的坦克，据1945年4月25日《国防军报》统计多达24辆[71][70][72]。战争末期德国海军共建制了5个“海军步兵师”：第1海军步兵师（德语：1. Marine-Infanterie-Division (Wehrmacht)）、第2（德语：2. Marine-Infanterie-Division (Wehrmacht)）、第3、第11、第16海军步兵师，其他还有“斯维内明德要塞师”等等[73]

人员

1939年战争爆发前夕，德国海军约有50,000人，1940年约有250,000人，1941年约为404,000人，1942年约580,000人，1943年约780,000人，1944年约810,000人，1945年约700,000人，整场二战中共有约1,500,000人在德国海军中服役，其中有65,029人阵亡、105,256人失踪、21,002人受伤、150人逃兵，总伤亡人数达191,287人[74][75]。

征召、训练与教育

 
米尔维克海军军官学校（英语：Naval Academy at Mürwik），为1910年配合帝国时代的海军扩张政策所建立，其建筑素有“海上红色城堡”之称，在基尔帝国海军学院（德语：Marineakademie und -schule (Kiel)）于一战后被协约国强迫关闭后，米尔维克海军军官学校便成了德国海军最重要的军官初级教育基地。

1935年德国宣布重整军备后，恢复了征兵制，全国17到23岁的德国男子都要服役三年。其中，德国海军的征募要求相当严格，应征者必须有德国国籍、无犯罪纪录、以良好成绩完成学业、身体强健（除非有特殊原因，不然戴眼镜者基本上无法加入海军）以及在“国家劳役团”中完成义务劳动[76]，若为水手、渔民、金属工业或其他领域的专业技工更被优先考虑[77]。

应征者除了附上个人资料、政治信仰、教育程度外，还要求血统证明。通过基本审查后还要经过6个月的技术实习才能正式入伍，并获得一份军人通行证。招募进入海军所得最高军衔是高级士官长，并要求他们签订至少12年的服役合约，而希望晋升军官者更要服役长达25年[78]。

基本军事训练完成后，候补军官还有105天的航海训练、14个月的巡洋舰航海训练、1年的海军学院学习课程、6个月的专业技能训练和1年的舰上实战训练。战前德国海军每年招募13,000人入伍，其中只有33％能通过严格的潜艇艇员资格审查，而这其中又只有60％的人最后能进入潜艇部队中。到了1942年，海军每年征召42,000人，但潜艇部队一直有所缺额，后来还从其他军种中转调人员，经过短期训练后进入服役。潜艇部队训练起于1933年的基尔反潜学院，使用第一训练舰队的II级潜艇进行操作，还要教授潜艇构造、技术、推进系统等课题，后来训练舰队持续扩编，直到战争结束时共有4个训练舰队[78]。

勋奖

德国海军各部官兵的“骑士铁十字勋章”颁授情况[79]
骑士铁十字勋章 更高阶级者
海军总司令部与参谋部 18 3（橡叶）
战斗舰与巡洋舰部队 44 5（橡叶）
驱逐舰与鱼雷艇部队 44 9（橡叶）
扫雷艇部队 37 4（橡叶）
沿海安全部队 9 1（橡叶）
小型战斗集团 6 -
海岸炮兵与防空炮兵 14 3（橡叶）
海军贸易船队 1 -
潜艇部队 145 28（钻石、宝剑、橡叶）

德国海军的勋奖制度分作两大类，一为海军特有的殊遇，二为陆海空三军种通用的奖励。

在三军通用奖励中位阶最常见的是希特勒承袭一次大战后传统设置的“铁十字勋章”，然而其供不应求，需创建更高级别者，故又另立“骑士铁十字勋章”系统为德军最高阶的军事勋奖，德国海军共有318人获颁“骑士铁十字勋章”，占各军种总获得人数7361人中的4％[80]，在“骑士铁十字勋章”系统中最高级别的是“钻石金橡叶佩宝剑骑士铁十字勋章”（仅空军一人获得），第二高者为“钻石橡叶佩宝剑骑士铁十字勋章”，全德军共有27人获得此荣誉，德国海军占了其中两名，是各军种中最少的，获得者——沃夫冈·吕茨和阿尔布雷希特·布兰迪，也都是潜艇艇长。除了“铁十字勋章”外，德军还立了“德意志十字勋章”、“战功十字章”、“重伤章”等等授予包括海军在内的三军官兵。第一种颁授给德国海军的正式战争勋章为“西班牙十字勋章”，表扬参加过西班牙内战的官兵。

一般来说，海军人员获得的三军通用勋奖章都与其他军种别无二致，仅有“德意志十字章”和“纳尔维克盾章”形式上有明显的不同。前者用于鼓励战斗中有勇敢作为者，其蓝色基底有别其他军种，后者则是国防军的第一种战役纪念盾章，为1940年挪威战役中船只被击沉的水手上岸同陆空军一起打了艰辛的“纳尔维克战役”后获得，此章分成银色和金色两种款式，前者颁给陆空军，后者仅颁给海军，还有映衬海军的深蓝色底布，该章共有3661名海军人员获得，后者其中有2672名原驱逐舰水兵[81]。

政治观

 
1943年11月，邓尼茨接见“希特勒海事青年团”的水手们。

希特勒曾说过“我有一支反动的陆军、国家社会主义的空军和正派的海军。”在评论7月20日密谋集团时亦曾表示“这些罪犯（密谋份子）里没有一个属于海军，如今已经没有雷契普特希（英语：Max Reichpietsch）了！[82][注 5]”

武器系统

舰炮

防空武器

反潜武器

一次大战期间，反潜战对德国海军的重要性极其渺小，仅用过舰炮击沉两艘协约国潜艇，使其欠缺重视反潜战的传统。战后，海军受到《凡尔赛条约》对潜艇的限制而主力发展水面舰队，也在1920年代受到英军声称高效率的“ASDIC”水下侦搜系统的宣传影响，对反潜战相当轻视、相关武器上的发展极为落后、甚至被视一种军官仕途难以晋升的兵科。

鱼雷

 
G7a鱼雷

第一次世界大战战败后，由于“船舶建设工程局”引进国外技术，使德国的鱼雷科技并未停止发展，于30年代初迅速发展了两种供为水面舰和潜艇两用的533毫米“G7系列”鱼雷，并于1934年正式交付海军，皆长7.163米，装有280公斤高爆炸药，一为“G7a（英语：G7a torpedo）”鱼雷（又作“T-I”）采用空气压缩式推进，并有44节6000米、40节7500米以及30节12500米三种规格[83]。然而这种鱼雷的受制于引擎设计上的缺陷而非常不稳定，也因为仰赖压缩空气推进而会产生气泡，容易让敌人发现后规避[84]。第二种是电动机驱动的“G7e（英语：G7e torpedo）”鱼雷（又作“T-II”），这种鱼雷在射程与航速上略低于G7a型（5公里和30节），且维护麻烦，每三到四天就要充电一次，但其优势是制造成本低，且没有G7a型有的泡沫航迹，隐匿性较佳。

1939年末，由于一系列的鱼雷“失灵”事故，德国海军爆发了所谓的“鱼雷危机（德语：Torpedokrise）”，严重影响了作战和官兵的士气。首先出现的是战例是9月17日当天，“U-39（英语：German submarine U-39 (1938)）”潜艇发现了英国海军的“皇家方舟号”航空母舰，随后在其不注意的情况下发射三发鱼雷进行攻击，但因为磁性问题而全部过早引爆，更招致英军反击，“U-39”因此被击沉[85]。邓尼茨对鱼雷表现写道：“历史上从来没有一支军队投入战斗时带上的是如此窝囊的武器[86]”

奥斯卡·库梅兹和技术专家调查其失灵原因，后来发现磁引信的失灵可能是因为挪威地区地球磁场的关系[87]或挪威铁矿造成的、航行异常的问题则是因为控制鱼雷鳍片的阀门受到潜艇潜浮的压力变化所致[87]。

邓尼茨后来命令所有鱼雷换下磁引信，改用触发引信。而其拥有的下沉问题，导致对吃水浅的敌船无法造成伤害，包括潜艇天敌—驱逐舰。邓尼茨后来命令潜艇部队在北纬62度以北作战的潜艇要混用磁引信和触发引信[88]，舰首4个鱼雷发射管有3枚是触发引信、1枚磁引信[88]，攻击吃水深船舰只使用触发引信、攻击吃水浅者则使用2枚鱼雷[88]，两种各一，为避免磁引信鱼雷提早爆炸引爆触发引信鱼雷，要相隔8秒再射第2枚。然而触发引信也有问题存在，直到1940年6月鱼雷问题才全被解决[87]，但引爆威力被大幅减小，以往1枚鱼雷所能造成的伤害变得需要2枚才能完成[88]，加速了潜艇部队鱼雷的消耗量。

水雷

 
S艇使用的水雷。

一次大战时期，德国的水雷就以可靠和创新为人所知，战争结束后，德国海军于1920年建立了水雷的发展与运用研究小组，1931年完成了空中布雷的试验，战前更成功开发出原产于英国的国产磁性水雷。事实上，德军的磁性水雷在战争初期对英国来说是项出乎预料的状况，但

水雷是二次大战中仅次于鱼雷击沉最多船只的海军武器，但海军列强国家中仅有德国与苏联两国因为一战时施以频繁密集的水雷战经验，而做好了相关的对应准备。 德国在二次大战期间的水雷技术领先世界，开发出种类齐全、性能先进的各式水雷，依使用环境和投放方式分类有下述各种：水面舰使用的标准EM型水雷、用于浅水区的FM型水雷、攻击潜艇的UM型反潜水雷、可以遥控的RM型水雷、以潜艇布设的SM型水雷、TM型水雷和飞机投放的LM、BM型水雷。


整场二次大战中德军共投下了223,000枚水雷，颇有收效，共炸毁了英军281艘军舰和296艘商船。与其相比，英军也才投放26,376枚水雷、意大利海军54,457枚、苏联海军共只有40,000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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脚注

  1. ^ a 实际上透过北冰洋而转送至苏联手中的物资仅占全部的25％，另外70％是经由美国航运转送至波斯湾港口，再经由铁路送达苏联，其他还有少数来自美国西岸运送至海参威的路线[25]。
  2. ^ a 邓尼茨亦认为盟军不会在挪威登陆，他说道：“对英美来说，只要它们的船只被击沉的愈多，大西洋就愈需要保护，也就愈没有力量登陆挪威……因此，潜艇在大西洋取得的成绩愈大，敌人就愈不敢发动登陆行动。……海军作战部不同意我的意见，我只得把总共二十艘潜艇撤到挪威海域去。对此，我在1942年5月3日再次写道：“海军作战部认为对付敌人的登陆行动，若在敌人正在登陆时击沉敌船，那么，由潜艇来完成这种任务是最有利的。 [26]”，英国海军历史学家S.W.Roskill上校也对协防挪威导致德国潜艇兵力分散论点表示赞同[27]。
  3. ^ a ，雷德尔对希特勒说：拆毁舰队仅能获得8800名官兵（占海军全体官兵14%）、125800吨的高级钢（占第三帝国的月需求量5%）和装设15个岸防炮台（第一批装设要一年才会完成），是非常不切实际且危险的想法，认为这样敌人就能获得一次重大的战略性胜利[30]。
  4. ^ a 邓尼茨在法庭上说道：“德国在海上战争中的所有行径终于被证明是毫无瑕疵的。每一个德国水兵都可以抬头挺胸，感到自豪。……与这一场维护海军声誉之战所赢得的胜利相比，我个人的命运无足轻重。[39]”
  5. ^ 雷契普特希（英语：Max Reichpietsch）是一战时期德国海军的一名水手，于战争末期在军中散播反战运动和煽动叛变，后被枪决。

注脚

  1. ^ 1.0 1.1 1.2 Beim-Zeugmeister，Articles on Kriegsmarine
  2. ^ 丛丕（2010年），第68-71页
  3. ^ 3.0 3.1 Heßling，Auseinandersetzung Bau Panzerschiff A
  4. ^ 4.0 4.1 Humble（2005年），第28页
  5. ^ 5.0 5.1 丛丕（2010年），第74页
  6. ^ 6.0 6.1 FeldGrau，rk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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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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