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學
陶學是指研究陶淵明以及是其詩文閱讀、鑒賞、評估的學問。對於陶淵明的研究最早可以由顏延之所作的《陶征士诔》算起,至今已經有一千五百多餘年的歷史。
![](http://images.weserv.nl/?url=//upload.wikimedia.org/wikipedia/commons/thumb/9/98/Tao_Qian.jpg/250px-Tao_Qian.jpg)
歷史
在古代,對於陶淵明的贊賞、注釋、評論陶淵明的學者眾多。在南北朝的時候,鍾嶸的《詩品》、蕭統所編的《陶淵明集》、陽休之重編的《陶淵明集》為學者後來的研究打下了基礎:8。在隋唐五代拓展深入,初唐、中唐時期,陶淵明的詩史地位尚沒有大量提升,但文人開始推許他的氣韻、藝術等,地位開始增加:34。在宋代達到第一個高潮,學者開始對陶淵明制作年譜,當時詩話、筆記論及陶淵明的達70多種:60。在元朝,基於當時的歷史背景有所沈寂,文學批評理論大多沿襲宋人,較少新見:122。於明代有所復蘇後,於清代研究達到第二個高峰。在清代,學者關於陶淵明的著作達百種以上,涉及生平、思想、時代、藝術、作品等問題,較前人深入:197。[1]:緒論頁9
對於陶淵明的研究由19世紀末開始現代化。在1898年至1928年,大量西方的文學理論引進了中國,對於陶學的研究有所影響,學者如王國維、粱啟超等開始以西方的美學思想以觀察陶詩,魯迅、胡適等都對於陶淵明有所研究。在1928年至1949年,近代的科學思想和文化理念在中國進一步發展,使對於陶淵明的研究進一步深化。在這時期,朱自清對於陶淵明的年譜進行了辨証和總結、陳寅恪提出了陶氏的思想是「新自然說」。在五、六十年代,陶學界產生了兩次較大規模的爭論,包括是對於張芝(李長之)《陶淵明傳論》的爭議,以及是陶氏究竟是現實主義詩人,還是反現實主義詩人的爭論。後者的爭議得到了廣大的研究者爭論,《光明日報》《文學遺產》編輯部一共收到論文251篇,約124萬字。在文化大革命結束後,此期以研究觀點和表現方式多樣化為主要特徵,也是陶淵明研究最昌盛的時期。在1978年至1999年間,一共有論文約1150篇,著作及注本21種。但在此時期,陶學重覆研究的問題嚴重,「只講成績,不講缺點」現象較為普遍。[2]
名號
名稱出典
學界對於他的名號來自何人有所不同。一說指陶淵明的名稱和諸葛亮有所關係。「元亮」取自於諸葛亮的「亮」,即「始於亮」之意,「淵明」指的是「淵源於孔明」,表達了到諸葛亮的嚮往。明代朱同認為:「士有當世不相知異世而相慕者......陶淵明慕諸葛孔明名曰元亮,字曰淵明,所謂異世相慕者也。」。而「潛」則暗含「潛龍」的意思,取自於諸葛亮「臥龍」一號[3]。一說指他的名稱出自於《詩經·小雅·正月》:「鱼在于沼,亦匪克乐。潜在伏矣,亦孔之昭。」,《毛诗郑笺》解釋指:「池鱼之所,而非能乐其潜伏于渊又不足以逃。甚昭昭易见也。以喻时贤在朝廷,道不行,无所乐退而穷处,又无所止施也認為。」,在鄭玄所作《毛诗郑笺》中明確有提及「潛」和「淵明」的字句。[4]第三說認為他的名字出典於《周易》「潜龙勿用,阳气潜藏」、「或跃在渊,乾道乃革」。[5]
姓名爭議
名 | 字 | 小名 | 更名 | 更时 | ||||||||
来源 | 潜 | 渊明 | 元亮 | 渊明 | 元亮 | 深明 | 潜 | 渊明 | 潜改渊明 | 渊明改潜 | 元嘉 | 入宋 |
沈約《宋書·隐逸传》 蕭統《陶淵明传》或说 佚名《莲社高賢传》 李延壽《南史·隱逸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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蕭統說 《宋書》或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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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书·陶潜传》 | ||||||||||||
《南史》或说 | ||||||||||||
叶梦得 | ||||||||||||
晁公武《郡斋读书志》 | ||||||||||||
吴仁杰《陶靖节先生年谱》 | ||||||||||||
熊人霖《陶渊明集序》 | ||||||||||||
梁启超《陶淵明論略》 | ||||||||||||
古直《陶靖节年谱》 |
學者對於他的本名為何,又或者是中年有所更改,見解有所不同。陶淵明的名號在他身後不久已經有不同的說法。在《陶淵明集》中,《孟府君傳》、《祭程氏妹文》皆自名的「淵明」,而顏延之《陶征士誄》也是稱之為「淵明」。至沈約寫作宋書的時候,開治出現兩說並錄的說法,即「陶潛,字淵明,或云淵明字元亮」,同時代的蕭統說法和之相反,即「陶淵明,字元亮,或云潜字元亮」,說法有所不一。[1]:2最早認為陶淵明有所更名的是黃庭堅,在他的《宿舊彭澤懷陶令》中認為「歲晚以字行,更始號元亮」,認為是因為仰慕诸葛亮、耻屈身异代的緣故 。除了梁启超、古直、袁行需外,多数学者都認為陶潛有改名,但對於改什麼名字有所分歧。叶梦得主張陶淵明由「潜改渊明」,並以字行(即「淵明」)依從黃庭堅之說诗。王鸣盛、杨希阂、朱自清都依從此說。[4]
關於更名的時間,一說認為因為晋恭帝让国玺书引用了 《周易》「或跃在渊」 的說話,對於換朝心懷悲憤,因此放棄了「淵明」,而在入宋的時候改名作陶潛。[5]一說認為按《辛丑》 诗末两句「养真衡茅下,始以善自名」,應是隆安五年(401年)前後更名,原因是因為晉宋間的改名習俗,以及是面對於桓玄的迫仕,對於晉室滅亡的自責和自愧,因而更名。[4]
生平
對於陶淵明的生平,除了是陶淵明自身的作品之外,最早相關的文章則只有四篇,包括是南朝宋顏延之所作的《陶征士诔》、 梁沈约在陶渊明逝世后60年所作的《宋书·隐逸传》、梁萧统在陶渊明逝世后约一百年所作的《陶渊明传》、佚名所作的《莲社高賢传》。後代有關於陶淵明生平的歷史記載,除了按陶淵明自身作品考證之外,都不出這四文的範圍。再加上當時的戰爭和社會的不穩定,以及晉宋著重門第和出身的背景,雖然他的生平並不複雜,在上述的原因下,他的資料並不多。在卒年方面,以上三篇資料都稱卒於元嘉四年(427年),沒有爭議。但在以上的三篇資料中,部份的資料是有所衝突的。生年方面,《宋書》、蕭統都作63歲,按卒年倒推,即生於兴宁三年(365年)。此說的支持者是最多的,宋代王質、吳仁杰,清代的陶澍,當代朱自清、王孟白、李華、唐梅先等等,都支持此說。李文初指在解放以來,幾乎所有關於陶淵明的的正式出版物都依沈約63歲說。但顏延之《陶征士诔》有兩個版本,一說指「春秋若干」,一說是「春秋六十有三」,出現了不確定的因素。若然是顏延之作為他的朋友也不清楚他的歲數,時代更加後的描述可信也是成疑的。因此,針對於生年學者有不同的見解,並為他作不同的年譜。[6][7]:1-3
最早作陶淵明年譜的是李燾,他作有《陶潛新傳》和《詩譜》三卷,但今已不存。目前最早可見的是王質所作的《栗里譜》,於南宋淳熙十年(1183年)所作。之後在依然有不少學者為陶淵明作譜,包括吳仁杰所作《陶靖節先生年譜》、張縯作《吳譜辨證》、清代顧易有《柳村陶譜》、丁晏有《晋陶靖节年谱》、陶澍有《靖節先生年譜考異》、楊希閔有《晉陶征士年譜》。在民國年間,梁啟超、古直、傅東華、逯钦立都在為陶淵明作譜,在解放後也有不少學者為他作譜,包括有李辰東、潘重規、楊勇、吳雲等等。在日本,村上嘉實,一海知義、大矢根文次郎、都留春雄、岡村繁、南史一等等學者都有為他作譜。[7]:1-3
以生年的主張分類,第一派主張陶淵明76歲卒,有張縯、袁行霈支持。張縯認為陶淵明在《游斜川》序中指:「辛丑正月五日」,此詩是辛丑年(341年)的作品,而诗中又指「开岁倏五十,吾生行归休。」, 由此可以推算生年應該是永和八年(352年)。但此說因為《游斜川》有「开岁倏五日」的另一個版本,未可足實。第二派認為陶淵明52歲卒。最早提出的是清代的吳汝綸,他在《古诗钞》中认定陶渊明生于太元元年(376年)。当代古直在《陶靖节年谱》引用大量陶渊明诗文支持了此說。逯钦立最初在《陶渊明年谱稿》也支持這种观点,但後來也改為支持傳統63歲說。梁啟超認為陶淵明是56歲卒,在他所作的《陶淵明論略》中提出論據八條,以支持此說。李文初指,此說「在今天殊受冷落」。龔斌指,此說是除了六十三歲之說以外,影響最大的一說[8]:55。朱自清指,除了當中所提出的第三証成理之外,其他理由都不能支持56歲說。第四說認為陶淵明59歲卒,於太和四年(369年)生,支持者有鄧安生、龔斌。[6]各家所主張之生平詳見下表:
說法 | 62歲說 | 52歲說 | 56歲說 | 59歲說 | 76歲說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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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處 | 吳仁杰《陶靖節先生年譜》[9]:11-26 | 古直《陶靖节年谱》[9]:175-213 | 梁啟超《陶淵明年譜》[9]:137-167 | 龔斌《陶淵明年譜考辨》[8] | 袁行霈《陶淵明年譜滙考》[7] | |
生平 | 出生 | 興寧三年(365年) | 376年 | 372年 | 369年 | 352年 |
家人過世 | 沒有記述 | 387年(12歲)(認為是父親) | 383年(12歲)(認為是父親) | 380年(12歲)(認為是父親) | 363年(12歲)(認為是庶母) | |
開始游宦 | 沒有記述 | 395年(20歲) | 沒有記述 | 388年(20歲) | 371年(19歲) | |
任祭酒 | 太元十八年(393年,29歲) | 沒有記述 | 不認同陶氏曾任祭酒 | 396年(28歲) | 380年(28歲) | |
喪妻 | 太元十九年(394年,30歲)(只說明是家人) | 沒有記述 | 391年(20歲) | 393年(30歲) | 381年(29歲) | |
任鎮軍參軍 | 隆安四年(400年,36歲) | 404年(31歲)(認為從劉裕) | 398年(27歲)(認為從劉牢之) | 404年(36歲)(認為從劉裕) | 403年(52歲)(認為從劉裕) | |
入桓玄幕 | 沒有記述 | 399年(24歲) | 404年(33歲) | 394年(31歲) | 398年(47歲) | |
母親過世 | 隆安五年(401年,37歲) | 401年(26歲) | 401年(30歲) | 401年(33歲) | 401年(50歲) | |
任彭澤令 歸隱,作《歸去來辭》 |
元興三年(404年,40歲) | 405年(30歲) | 405年(34歲) | 405年(37歲) | 405年(54歲) | |
作《歸園田居》 | 義熙二年(406年,42歲) | 406年(31歲) | 沒有記述 | 406年(38歲) | 406年(55歲) | |
家中遇火 | 義熙四年(408年,44歲) | 408年(34岁) | 408年(37歲) | 408年(40歲) | 408年(57歲) | |
作《五柳先生傳》 | 沒有記述 | 沒有記述 | 沒有記述 | 395年(27歲) | 415年(64歲)前後 | |
作《飲酒》 | 元興二年(403年,39歲) | 418年(39歲) | 411年(40歲)前後 | 416年(48歲) | 417年(66歲) | |
王弘见陶渊明 | 元熙元年(419年,55歲) | 419年(40歲) | 418年(47歲) | 418年(50歲) | 418年(67歲)或稍後一、二年 | |
和顏延之相聚 | 永初三年(422年,58歲) | 424年(49歲) | 415-416年(44-45歲) | 424年(56歲) | 424年(73歲) | |
作《自祭文》,卒 | 元嘉四年(427年) |
思想
哲學思想
關於陶淵明的思想是儒家、道家,又或者是佛家,在宋朝開始成為了學者討論的問題。大致來說,在清末之前,認為陶淵明是屬於儒家的佔大多數。在宋代,南宋儒學家陸九淵指:「李白、杜甫、陶淵明,皆有志於吾道」,認為陶淵明的思想是屬於儒家。真德秀指,「以余觀之,淵明之學,正是經術中來,故形之於詩,有不可掩。」,附和了陸九淵說法。羅大經認為陶氏對於「《六經》、孔孟之書,固已探其微矣」。也有學者認為陶淵明的思想是屬於道家,如朱熹認為「靖節見趣,多是老子」,「淵明所悅者老、莊,然辭卻簡古」。汪藻認為,「《歸去來》托然超然,《莊》、《騷》不能過矣」。認為陶淵明的思想歸於佛家的文人也有,如施德操、葛立方等,但總的而言,認為陶潛是佛家和道家的人數較少。[1]:67-68
在元代,學者依然探討他的哲學思想。宋九嘉認為陶潛終是佛門保持距離,不入佛門之中,「壯哉抵柱頹波裏,唯有淵明挽不來」。張雨贊許了他雖然有應慧遠之招,但終歸不入佛門的決定。吳師道指出以陶氏的《始作鎮軍參軍經曲阿作》中「被褐欣自得,屢空常晏如」一句,認為當中的「空」並非先人所指的《莊子》中的「空」,而是儒家中「空匱」的「空」,同意了真德秀的說法,認為是儒家思想。胡長儒他所作的《題李待詔虎溪三笑圖》中認為「元亮纘孔業」,認可陶淵明抱有儒家思想。[1]:126-127
在明代同樣是主張傾向為儒家的為多數,主張他是屬於儒家的有安磐、歸有光、蔡道憲等。安磐依據陶詩中的「先師遺訓」、「朝與仁義生」等句,主張「漢、魏以來,知遵孔子而有志聖賢之學者,淵明也」,認為陶潛熟知孔子的聖賢之學。歸有光認為陶氏「非獨不困於窮,而直以窮為娛」,「信乎古之善處窮者」,認為他的品德和顏回相同。宋濂認為,陶潛「出言制行,不求甚異於俗,而動乎道,蓋和而節,質而文,風雅之亞也。」,認為他發揚了先秦儒家《詩經》中的文學觀。都穆認為他創作上「蓋真得於道也,非常人能蹈其軌轍也」,認為他創作上合於儒家之道。但也有文人認為他不是屬於儒家,郎瑛則結合了《飲酒·第五》分析,認為陶氏的學問「自性理中來」,認為他的學問是屬於理學。趙台鼎從《歸去來辭》以分析,認為從「悟已往之不諫,知來者之可追。實迷途其未遠,覺今是而昨非。」一句中,從「悟」、「知」、「識」、「覺」的一些字眼中可見,他是屬於佛家思想。屠隆以佛教以論述他在中國詩史中的地位,認為《詩經》是如來袓師、《古詩十九首》是大乘菩薩,而陶淵明則是深山野衲。[1]:158-161
在清代,多數學者都認為他的思想是屬於儒家,沈德潛指,他和廣泛徵引《老子》、《莊子》的晉代詩人不同,專好引用《論語》,指漢代之後,宋朝之前,正宗的孔門弟子只有陶氏一人。劉熙載指,「阮步兵出於《莊 》,陶淵明則大要出於《論語》,指他的作品「則亦孔子賢、齊之志也」,受儒家思想的影響很深。潘德輿指,陶潛的道德思想、觀察事物的方法,都依從的儒家《六經》。厲志明確指陶氏思想和道家無關:「陶公學問和老、莊不同,老、莊廢禮,廢仁義、廢讀書;陶公言禮服,言『朝與仁義生』,言『游好在《六經》』,『上賴古人書』,『詩書敦宿好』,確是聖賢之學。」。也有學者認為陶氏思想和道教有關 ,方東樹認為陶氏和主張「文以載道」的學者不同,行為過於放肆,「其失在縱浪大化,有放肆意」,和儒家思想不同。也有文人主張陶淵明的思想是佛家。查初白認為,淵明的思想和佛門相通,指他「精於釋理,但不入社耳」。方熊評價《形影神》詩的時候也指:「公於禪理似達」(陶淵明似乎通達於禪理)。[1]:201-202
政治思想
在南北朝至晚唐五代,文人大多都認為陶淵明是忠於晉室,沒有異議。[1]:65 顏延之《陶征士诔》中以「有晋徵士陶渊明」以描述陶氏,表明他是晋朝遗民、不认可刘宋。[10]沈約認為陶氏「恥復屈身後代」,李延壽《南史》延續了這個說法。李善在《文選注》、劉良在《五臣文選注》看法也相同。顏真卿更是對其《詠陶淵明詩》中對於他忠於晉室的思想大力鼓吹,可謂是唐人的普遍看法。[1]:25
在治平年間(1064年至1067年),虎丘僧思悅是第一個提出異議的人,他指出陶氏所作的詩中,只有九首以甲子紀年,而都是在晉安帝時的作品,對於他是否忠於晉室有所疑問。他的疑問得到了曾季狸、晁補之的同意,都認為陶淵明不存在忠於晉室的說法。對於此說法,謝枋得提出了異議,認為他以甲子紀年的原因只是因為他估計桓玄篡位之後,即使晉朝依然是持續,但是天下權勢依然歸於劉裕,認為竊國是遲早的事,「蓋之末流必至於此,忠之至,義之盡也」,認為思悅和曾季狸的說法不對。宋代的蘇軾、秦觀、惠洪、韓駒、黃庭堅、吳仁杰、葛立方等都不同意思悅的說法,認為陶氏是忠於晉室的。吳仁杰指出,陶氏雖然只以甲子稱晉代時的作品,但是在他的作品中也沒有使用南朝宋的年號,可見他是忠於晉室。黃庭堅在他的作品中將陶氏和諸葛亮相比,指他有和諸葛亮一樣復國的抱負。葛立方認為,陶淵明不出仕,只是單純因為恥事二姓的緣故。[1]:65-66
在金元時期,對於前人討論以甲子紀年的問題,大多寧可信其有,不可信其無,如阿魯威「信甲子題詩五柳,算庚寅合賦三秋」,鄧文原「詩中甲子春秋邦,籬下黃花兩露枝」等等。基於當時的政治背景,大多文人都認為他是晉於晉室,如陳繹曾認為「陶淵明心存忠義,心處閑逸」,劉因「廟堂袞袞宋完勛,爭信東籬有忠臣」等等。姚燧認為「陶淵明既仕矣,則其心為不忘君,知其不可.......正得孔子燔肉不至微罪行之遺意」,認為他無論出仕與否,都和晉室有所關係。吳澄更加認為他是實踐儒家綱常的典範,「充其志節,異時詎肯忍於二姓哉?.......先生一身而三綱舉無愧焉」。[1]:124-126
在明代,張燧為他忠於晉室提出新的理由,認為他在《責子篇》中刻意描寫自己的子女粗於文墨,是為了不讓他的兒子出仕宋室。黃之煥一反鍾嶸所指陶淵明是「隱逸之宗」的說法,認為單純以「隱逸」以描述陶潛是過於片面的作法,認為他「憂時念亂,思扶晉衰」,認可他反對宋室、積極用世的品德。許學夷則和黃之渙一說相反,認為陶氏除了在《擬古》和《述酒》的兩篇「中有悼國傷時之語」,其他作品只是描述了日常生活,認為討論陶淵明的時候應該從詩人和實際作品出發,不應該討論他政治思想。[1]:160-161
在清代,學者依然對於陶潛詩中以「年號」和「甲子」紀年有所爭論。何焯不同意《文選六臣注》中所言「入宋所作者但題甲子而已」的說法,指這和實際不符。黃丕烈針對於何焯的評論,指他正誤參半,單以文章來說,《祭程氏妹文》、《祭從弟敬遠文》等等確是以甲子記年,合六臣注的說法。但以詩來論,則是晉時以甲子紀年,入宋則不以甲子紀年,指「自來辨此者,都未明晰」。錢大昕則對於何焯持而不取,指《隋志》記《陶淵明集》有九卷,但至當時已經所餘不多,而何焯所參照的詩賦數量和晉、唐代人所見的數量有異,因此自然應該相信《宋書》的說法(入宋所作者但題甲子而已)。陶澍認為《文選》的說法是因為《陶淵明集》在當時可能有目錄,沈約《宋書》指陶公詩文都有紀年的說法也可能來自於目錄中的記年。[1]:202-204
參考
- ^ 1.00 1.01 1.02 1.03 1.04 1.05 1.06 1.07 1.08 1.09 1.10 1.11 鍾優民. 陶學發展史. 長春: 吉林教育出版社. 2000. ISBN 7538341331.
- ^ 吳云. 「陶學」百年. 文學遺產. 2000, (3): 108-116.
- ^ 譚積仁. 陶渊明名字新考. 九江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 2016, (1): 4-8.
- ^ 4.0 4.1 4.2 范志新. 陶淵明名字考辨. 文學遺產. 2009, (1): 122-124.
- ^ 5.0 5.1 范子燁. 陶渊明何以更名. 文學遺產. 2009, (2): 76.
- ^ 6.0 6.1 謝久娟. 陶渊明生年研究综述. 扬州教育学院学报. 2006, 24 (2): 9-13.
- ^ 7.0 7.1 7.2 袁行霈. 陶淵明年譜匯考. 中國典籍與文化論叢. 1997: 1-120.
- ^ 8.0 8.1 龔斌. 盧山文化研究叢書 陶淵明年譜考辨. 南昌: 江西人民出版社. 2018.
- ^ 9.0 9.1 9.2 許逸民. 年譜叢刊 陶淵明年譜. 北京: 中華書局. 1986.
- ^ 鄧小軍. 陶淵明政治品節的見證——顏延之《陶徵士誄并序》箋證. 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 2005, (05): 87-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