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學

陶學是指研究陶淵明以及是其詩文閱讀、鑒賞、評估的學問。對於陶淵明的研究最早可以由顏延之所作的《陶徵士誄》算起，至今已經有一千五百多餘年的歷史。

《晚笑堂畫傳》收錄之陶淵明畫像

歷史

在古代，對於陶淵明的贊賞、註釋、評論陶淵明的學者眾多。在南北朝的時候，鍾嶸的《詩品》、蕭統所編的《陶淵明集》、陽休之重編的《陶淵明集》為學者後來的研究打下了基礎。在隋唐五代拓展深入，初唐、中唐時期，陶淵明的詩史地位尚沒有大量提升，但文人開始推許他的氣韻、藝術等，地位開始增加。在宋代達到第一個高潮，學者開始對陶淵明製作年譜，當時詩話、筆記論及陶淵明的達70多種。在元朝，基於當時的歷史背景有所沈寂，文學批評理論大多沿襲宋人，較少新見。於明代有所復蘇後，於清代研究達到第二個高峰。在清代，學者關於陶淵明的著作達百種以上，涉及生平、思想、時代、藝術、作品等問題，較前人深入。

對於陶淵明的研究由19世紀末開始現代化。在1898年至1928年，大量西方的文學理論引進了中國，對於陶學的研究有所影響，學者如王國維、粱啟超等開始以西方的美學思想以觀察陶詩，魯迅、胡適等都對於陶淵明有所研究。在1928年至1949年，近代的科學思想和文化理念在中國進一步發展，使對於陶淵明的研究進一步深化。在這時期，朱自清對於陶淵明的年譜進行了辨証和總結、陳寅恪提出了陶氏的思想是「新自然說」。在五、六十年代，陶學界產生了兩次較大規模的爭論，包括是對於張芝（李長之）《陶淵明傳論》的爭議，以及是陶氏究竟是現實主義詩人，還是反現實主義詩人的爭論。後者的爭議得到了廣大的研究者爭論，《光明日報》《文學遺產》編輯部一共收到論文251篇，約124萬字。在文化大革命結束後，此期以研究觀點和表現方式多樣化為主要特徵，也是陶淵明研究最昌盛的時期。在1978年至1999年間，一共有論文約1150篇，著作及注本21種。但在此時期，陶學重覆研究的問題嚴重，「只講成績，不講缺點」現象較為普遍。

名號

名稱出典

學界對於他的名號來自何人有所不同。一說指陶淵明的名稱和諸葛亮有所關係。「元亮」取自於諸葛亮的「亮」，即「始於亮」之意，「淵明」指的是「淵源於孔明」，表達了到諸葛亮的嚮往。明代朱同認為：「士有當世不相知異世而相慕者......陶淵明慕諸葛孔明名曰元亮，字曰淵明，所謂異世相慕者也。」。而「潛」則暗含「潛龍」的意思，取自於諸葛亮「臥龍」一號。一說指他的名稱出自於《詩經·小雅·正月》：「魚在於沼，亦匪克樂。潛在伏矣，亦孔之昭。」，《毛詩鄭箋》解釋指：「池魚之所，而非能樂其潛伏於淵又不足以逃。甚昭昭易見也。以喻時賢在朝廷，道不行，無所樂退而窮處，又無所止施也認為。」，在鄭玄所作《毛詩鄭箋》中明確有提及「潛」和「淵明」的字句。第三說認為他的名字出典於《周易》「潛龍勿用，陽氣潛藏」、「或躍在淵，乾道乃革」。

姓名爭議

名

字

小名

更名

更時

來源

潛

淵明

元亮

淵明

元亮

深明

潛

淵明

潛改淵明

淵明改潛

元嘉

入宋

沈約《宋書·隱逸傳》 蕭統《陶淵明傳》或說 佚名《蓮社高賢傳》 李延壽《南史·隱逸傳》

蕭統說 《宋書》或說

《晉書·陶潛傳》

《南史》或說

葉夢得

晁公武《郡齋讀書志》

吳仁傑《陶靖節先生年譜》

熊人霖《陶淵明集序》

梁啓超《陶淵明論略》

古直《陶靖節年譜》

學者對於他的本名為何，又或者是中年有所更改，見解有所不同。陶淵明的名號在他身後不久已經有不同的說法。在《陶淵明集》中，《孟府君傳》、《祭程氏妹文》皆自名的「淵明」，而顏延之《陶徵士誄》也是稱之為「淵明」。至沈約寫作宋書的時候，開治出現兩說並錄的說法，即「陶潛，字淵明，或雲淵明字元亮」，同時代的蕭統說法和之相反，即「陶淵明，字元亮，或雲潛字元亮」，說法有所不一。最早認為陶淵明有所更名的是黃庭堅，在他的《宿舊彭澤懷陶令》中認為「歲晚以字行，更始號元亮」，認為是因為仰慕諸葛亮、恥屈身異代的緣故 。除了梁啓超、古直、袁行需外，多數學者都認為陶潛有改名，但對於改什麼名字有所分歧。葉夢得主張陶淵明由「潛改淵明」，並以字行（即「淵明」）依從黃庭堅之說詩。王鳴盛、楊希閡、朱自清都依從此說。

關於更名的時間，一說認為因為晉恭帝讓國璽書引用了 《周易》「或躍在淵」 的說話，對於換朝心懷悲憤，因此放棄了「淵明」，而在入宋的時候改名作陶潛。一說認為按《辛丑》 詩末兩句「養真衡茅下，始以善自名」，應是隆安五年（401年）前後更名，原因是因為晉宋間的改名習俗，以及是面對於桓玄的迫仕，對於晉室滅亡的自責和自愧，因而更名。

生平

對於陶淵明的生平，除了是陶淵明自身的作品之外，最早相關的文章則只有四篇，包括是南朝宋顏延之所作的《陶徵士誄》、 梁沈約在陶淵明逝世後60年所作的《宋書·隱逸傳》、梁蕭統在陶淵明逝世後約一百年所作的《陶淵明傳》、佚名所作的《蓮社高賢傳》。後代有關於陶淵明生平的歷史記載，除了按陶淵明自身作品考證之外，都不出這四文的範圍。再加上當時的戰爭和社會的不穩定，以及晉宋着重門第和出身的背景，雖然他的生平並不複雜，在上述的原因下，他的資料並不多。在卒年方面，以上三篇資料都稱卒於元嘉四年（427年），沒有爭議。但在以上的三篇資料中，部份的資料是有所衝突的。生年方面，《宋書》、蕭統都作63歲，按卒年倒推，即生於興寧三年（365年）。此說的支持者是最多的，宋代王質、吳仁傑，清代的陶澍，當代朱自清、王孟白、李華、唐梅先等等，都支持此說。李文初指在解放以來，幾乎所有關於陶淵明的的正式出版物都依沈約63歲說。但顏延之《陶徵士誄》有兩個版本，一說指「春秋若干」，一說是「春秋六十有三」，出現了不確定的因素。若然是顏延之作為他的朋友也不清楚他的歲數，時代更加後的描述可信也是成疑的。因此，針對於生年學者有不同的見解，並為他作不同的年譜。

最早作陶淵明年譜的是李燾，他作有《陶潛新傳》和《詩譜》三卷，但今已不存。目前最早可見的是王質所作的《栗里譜》，於南宋淳熙十年（1183年）所作。之後在依然有不少學者為陶淵明作譜，包括吳仁傑所作《陶靖節先生年譜》、張縯作《吳譜辨證》、清代顧易有《柳村陶譜》、丁晏有《晉陶靖節年譜》、陶澍有《靖節先生年譜考異》、楊希閔有《晉陶徵士年譜》。在民國年間，梁啟超、古直、傅東華、逯欽立都在為陶淵明作譜，在解放後也有不少學者為他作譜，包括有李辰東、潘重規、楊勇、吳雲等等。在日本，村上嘉實，一海知義、大矢根文次郎、都留春雄、岡村繁、南史一等等學者都有為他作譜。

以生年的主張分類，第一派主張陶淵明76歲卒，有張縯、袁行霈支持。張縯認為陶淵明在《游斜川》序中指：「辛丑正月五日」，此詩是辛丑年（341年）的作品，而詩中又指「開歲倏五十，吾生行歸休。」， 由此可以推算生年應該是永和八年（352年）。但此說因為《游斜川》有「開歲倏五日」的另一個版本，未可足實。第二派認為陶淵明52歲卒。最早提出的是清代的吳汝綸，他在《古詩鈔》中認定陶淵明生於太元元年（376年）。當代古直在《陶靖節年譜》引用大量陶淵明詩文支持了此說。逯欽立最初在《陶淵明年譜稿》也支持這種觀點，但後來也改為支持傳統63歲說。梁啟超認為陶淵明是56歲卒，在他所作的《陶淵明論略》中提出論據八條，以支持此說。李文初指，此說「在今天殊受冷落」。龔斌指，此說是除了六十三歲之說以外，影響最大的一說。朱自清指，除了當中所提出的第三証成理之外，其他理由都不能支持56歲說。第四說認為陶淵明59歲卒，於太和四年（369年）生，支持者有鄧安生、龔斌。各家所主張之生平詳見下表：

說法		62歲說	52歲說	56歲說	59歲說	76歲說
出處		吳仁傑《陶靖節先生年譜》	古直《陶靖節年譜》	梁啟超《陶淵明年譜》	龔斌《陶淵明年譜考辨》	袁行霈《陶淵明年譜滙考》
生平	出生	興寧三年（365年）	376年	372年	369年	352年
	家人過世	沒有記述	387年（12歲）（認為是父親）	383年（12歲）（認為是父親）	380年（12歲）（認為是父親）	363年（12歲）（認為是庶母）
	開始遊宦	沒有記述	395年（20歲）	沒有記述	388年（20歲）	371年（19歲）
	任祭酒	太元十八年（393年，29歲）	沒有記述	不認同陶氏曾任祭酒	396年（28歲）	380年（28歲）
	喪妻	太元十九年（394年，30歲）（只說明是家人）	沒有記述	391年（20歲）	393年（30歲）	381年（29歲）
	任鎮軍參軍	隆安四年（400年，36歲）	404年（31歲）（認為從劉裕）	398年（27歲）（認為從劉牢之）	404年（36歲）（認為從劉裕）	403年（52歲）（認為從劉裕）
	入桓玄幕	沒有記述	399年（24歲）	404年（33歲）	394年（31歲）	398年（47歲）
	母親過世	隆安五年（401年，37歲）	401年（26歲）	401年（30歲）	401年（33歲）	401年（50歲）
	任彭澤令 歸隱，作《歸去來辭》	元興三年（404年，40歲）	405年（30歲）	405年（34歲）	405年（37歲）	405年（54歲）
	作《歸園田居》	義熙二年（406年，42歲）	406年（31歲）	沒有記述	406年（38歲）	406年（55歲）
	家中遇火	義熙四年（408年，44歲）	408年（34歲）	408年（37歲）	408年（40歲）	408年（57歲）
	作《五柳先生傳》	沒有記述	沒有記述	沒有記述	395年（27歲）	415年（64歲）前後
	作《飲酒》	元興二年（403年，39歲）	418年（39歲）	411年（40歲）前後	416年（48歲）	417年（66歲）
	王弘見陶淵明	元熙元年（419年，55歲）	419年（40歲）	418年（47歲）	418年（50歲）	418年（67歲）或稍後一、二年
	和顏延之相聚	永初三年（422年，58歲）	424年（49歲）	415-416年（44-45歲）	424年（56歲）	424年（73歲）
	作《自祭文》，卒	元嘉四年（427年）

思想

哲學思想

關於陶淵明的思想是儒家、道家，又或者是佛家，在宋朝開始成為了學者討論的問題。大致來說，在清末之前，認為陶淵明是屬於儒家的佔大多數。在宋代，南宋儒學家陸九淵指：「李白、杜甫、陶淵明，皆有志於吾道」，認為陶淵明的思想是屬於儒家。真德秀指，「以余觀之，淵明之學，正是經術中來，故形之於詩，有不可掩。」，附和了陸九淵說法。羅大經認為陶氏對於「《六經》、孔孟之書，固已探其微矣」。也有學者認為陶淵明的思想是屬於道家，如朱熹認為「靖節見趣，多是老子」，「淵明所悅者老、莊，然辭卻簡古」。汪藻認為，「《歸去來》托然超然，《莊》、《騷》不能過矣」。認為陶淵明的思想歸於佛家的文人也有，如施德操、葛立方等，但總的而言，認為陶潛是佛家和道家的人數較少。

在元代，學者依然探討他的哲學思想。宋九嘉認為陶潛終是佛門保持距離，不入佛門之中，「壯哉抵柱頹波裏，唯有淵明挽不來」。張雨贊許了他雖然有應慧遠之招，但終歸不入佛門的決定。吳師道指出以陶氏的《始作鎮軍參軍經曲阿作》中「被褐欣自得，屢空常晏如」一句，認為當中的「空」並非先人所指的《莊子》中的「空」，而是儒家中「空匱」的「空」，同意了真德秀的說法，認為是儒家思想。胡長儒他所作的《題李待詔虎溪三笑圖》中認為「元亮纘孔業」，認可陶淵明抱有儒家思想。

在明代同樣是主張傾向為儒家的為多數，主張他是屬於儒家的有安磐、歸有光、蔡道憲等。安磐依據陶詩中的「先師遺訓」、「朝與仁義生」等句，主張「漢、魏以來，知遵孔子而有志聖賢之學者，淵明也」，認為陶潛熟知孔子的聖賢之學。歸有光認為陶氏「非獨不困於窮，而直以窮為娛」，「信乎古之善處窮者」，認為他的品德和顏回相同。宋濂認為，陶潛「出言制行，不求甚異於俗，而動乎道，蓋和而節，質而文，風雅之亞也。」，認為他發揚了先秦儒家《詩經》中的文學觀。都穆認為他創作上「蓋真得於道也，非常人能蹈其軌轍也」，認為他創作上合於儒家之道。但也有文人認為他不是屬於儒家，郎瑛則結合了《飲酒·第五》分析，認為陶氏的學問「自性理中來」，認為他的學問是屬於理學。趙台鼎從《歸去來辭》以分析，認為從「悟已往之不諫，知來者之可追。實迷途其未遠，覺今是而昨非。」一句中，從「悟」、「知」、「識」、「覺」的一些字眼中可見，他是屬於佛家思想。屠隆以佛教以論述他在中國詩史中的地位，認為《詩經》是如來袓師、《古詩十九首》是大乘菩薩，而陶淵明則是深山野衲。

在清代，多數學者都認為他的思想是屬於儒家，沈德潛指，他和廣泛徵引《老子》、《莊子》的晉代詩人不同，專好引用《論語》，指漢代之後，宋朝之前，正宗的孔門弟子只有陶氏一人。劉熙載指，「阮步兵出於《莊 》，陶淵明則大要出於《論語》，指他的作品「則亦孔子賢、齊之志也」，受儒家思想的影響很深。潘德輿指，陶潛的道德思想、觀察事物的方法，都依從的儒家《六經》。厲志明確指陶氏思想和道家無關：「陶公學問和老、莊不同，老、莊廢禮，廢仁義、廢讀書；陶公言禮服，言『朝與仁義生』，言『游好在《六經》』，『上賴古人書』，『詩書敦宿好』，確是聖賢之學。」。也有學者認為陶氏思想和道教有關 ，方東樹認為陶氏和主張「文以載道」的學者不同，行為過於放肆，「其失在縱浪大化，有放肆意」，和儒家思想不同。也有文人主張陶淵明的思想是佛家。查初白認為，淵明的思想和佛門相通，指他「精於釋理，但不入社耳」。方熊評價《形影神》詩的時候也指：「公於禪理似達」（陶淵明似乎通達於禪理）。

政治思想

在南北朝至晚唐五代，文人大多都認為陶淵明是忠於晉室，沒有異議。 顏延之《陶徵士誄》中以「有晉徵士陶淵明」以描述陶氏，表明他是晉朝遺民、不認可劉宋。沈約認為陶氏「恥復屈身後代」，李延壽《南史》延續了這個說法。李善在《文選注》、劉良在《五臣文選注》看法也相同。顏真卿更是對其《詠陶淵明詩》中對於他忠於晉室的思想大力鼓吹，可謂是唐人的普遍看法。

在治平年間（1064年至1067年），虎丘僧思悅是第一個提出異議的人，他指出陶氏所作的詩中，只有九首以甲子紀年，而都是在晉安帝時的作品，對於他是否忠於晉室有所疑問。他的疑問得到了曾季狸、晁補之的同意，都認為陶淵明不存在忠於晉室的說法。對於此說法，謝枋得提出了異議，認為他以甲子紀年的原因只是因為他估計桓玄篡位之後，即使晉朝依然是持續，但是天下權勢依然歸於劉裕，認為竊國是遲早的事，「蓋之末流必至於此，忠之至，義之盡也」，認為思悅和曾季狸的說法不對。宋代的蘇軾、秦觀、惠洪、韓駒、黃庭堅、吳仁傑、葛立方等都不同意思悅的說法，認為陶氏是忠於晉室的。吳仁傑指出，陶氏雖然只以甲子稱晉代時的作品，但是在他的作品中也沒有使用南朝宋的年號，可見他是忠於晉室。黃庭堅在他的作品中將陶氏和諸葛亮相比，指他有和諸葛亮一樣復國的抱負。葛立方認為，陶淵明不出仕，只是單純因為恥事二姓的緣故。

在金元時期，對於前人討論以甲子紀年的問題，大多寧可信其有，不可信其無，如阿魯威「信甲子題詩五柳，算庚寅合賦三秋」，鄧文原「詩中甲子春秋邦，籬下黃花兩露枝」等等。基於當時的政治背景，大多文人都認為他是晉於晉室，如陳繹曾認為「陶淵明心存忠義，心處閑逸」，劉因「廟堂袞袞宋完勛，爭信東籬有忠臣」等等。姚燧認為「陶淵明既仕矣，則其心為不忘君，知其不可.......正得孔子燔肉不至微罪行之遺意」，認為他無論出仕與否，都和晉室有所關係。吳澄更加認為他是實踐儒家綱常的典範，「充其志節，異時詎肯忍於二姓哉？.......先生一身而三綱舉無愧焉」。

在明代，張燧為他忠於晉室提出新的理由，認為他在《責子篇》中刻意描寫自己的子女粗於文墨，是為了不讓他的兒子出仕宋室。黃之煥一反鍾嶸所指陶淵明是「隱逸之宗」的說法，認為單純以「隱逸」以描述陶潛是過於片面的作法，認為他「憂時念亂，思扶晉衰」，認可他反對宋室、積極用世的品德。許學夷則和黃之渙一說相反，認為陶氏除了在《擬古》和《述酒》的兩篇「中有悼國傷時之語」，其他作品只是描述了日常生活，認為討論陶淵明的時候應該從詩人和實際作品出發，不應該討論他政治思想。

在清代，學者依然對於陶潛詩中以「年號」和「甲子」紀年有所爭論。何焯不同意《文選六臣注》中所言「入宋所作者但題甲子而已」的說法，指這和實際不符。黃丕烈針對於何焯的評論，指他正誤參半，單以文章來說，《祭程氏妹文》、《祭從弟敬遠文》等等確是以甲子記年，合六臣注的說法。但以詩來論，則是晉時以甲子紀年，入宋則不以甲子紀年，指「自來辨此者，都未明晰」。錢大昕則對於何焯持而不取，指《隋志》記《陶淵明集》有九卷，但至當時已經所餘不多，而何焯所參照的詩賦數量和晉、唐代人所見的數量有異，因此自然應該相信《宋書》的說法（入宋所作者但題甲子而已）。陶澍認為《文選》的說法是因為《陶淵明集》在當時可能有目錄，沈約《宋書》指陶公詩文都有紀年的說法也可能來自於目錄中的記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