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学

陶学是指研究陶渊明以及是其诗文阅读、鉴赏、评估的学问。对于陶渊明的研究最早可以由颜延之所作的《陶征士诔》算起，至今已经有一千五百多余年的历史。

《晚笑堂画传》收录之陶渊明画像

历史

在古代，对于陶渊明的赞赏、注释、评论陶渊明的学者众多。在南北朝的时候，锺嵘的《诗品》、萧统所编的《陶渊明集》、阳休之重编的《陶渊明集》为学者后来的研究打下了基础。在隋唐五代拓展深入，初唐、中唐时期，陶渊明的诗史地位尚没有大量提升，但文人开始推许他的气韵、艺术等，地位开始增加。在宋代达到第一个高潮，学者开始对陶渊明制作年谱，当时诗话、笔记论及陶渊明的达70多种。在元朝，基于当时的历史背景有所沈寂，文学批评理论大多沿袭宋人，较少新见。于明代有所复苏后，于清代研究达到第二个高峰。在清代，学者关于陶渊明的著作达百种以上，涉及生平、思想、时代、艺术、作品等问题，较前人深入。

对于陶渊明的研究由19世纪末开始现代化。在1898年至1928年，大量西方的文学理论引进了中国，对于陶学的研究有所影响，学者如王国维、粱启超等开始以西方的美学思想以观察陶诗，鲁迅、胡适等都对于陶渊明有所研究。在1928年至1949年，近代的科学思想和文化理念在中国进一步发展，使对于陶渊明的研究进一步深化。在这时期，朱自清对于陶渊明的年谱进行了辨证和总结、陈寅恪提出了陶氏的思想是“新自然说”。在五、六十年代，陶学界产生了两次较大规模的争论，包括是对于张芝（李长之）《陶渊明传论》的争议，以及是陶氏究竟是现实主义诗人，还是反现实主义诗人的争论。后者的争议得到了广大的研究者争论，《光明日报》《文学遗产》编辑部一共收到论文251篇，约124万字。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此期以研究观点和表现方式多样化为主要特征，也是陶渊明研究最昌盛的时期。在1978年至1999年间，一共有论文约1150篇，著作及注本21种。但在此时期，陶学重复研究的问题严重，“只讲成绩，不讲缺点”现象较为普遍。

名号

名称出典

学界对于他的名号来自何人有所不同。一说指陶渊明的名称和诸葛亮有所关系。“元亮”取自于诸葛亮的“亮”，即“始于亮”之意，“渊明”指的是“渊源于孔明”，表达了到诸葛亮的向往。明代朱同认为：“士有当世不相知异世而相慕者......陶渊明慕诸葛孔明名曰元亮，字曰渊明，所谓异世相慕者也。”。而“潜”则暗含“潜龙”的意思，取自于诸葛亮“卧龙”一号。一说指他的名称出自于《诗经·小雅·正月》：“鱼在于沼，亦匪克乐。潜在伏矣，亦孔之昭。”，《毛诗郑笺》解释指：“池鱼之所，而非能乐其潜伏于渊又不足以逃。甚昭昭易见也。以喻时贤在朝廷，道不行，无所乐退而穷处，又无所止施也认为。”，在郑玄所作《毛诗郑笺》中明确有提及“潜”和“渊明”的字句。第三说认为他的名字出典于《周易》“潜龙勿用，阳气潜藏”、“或跃在渊，乾道乃革”。

姓名争议

名

字

小名

更名

更时

来源

潜

渊明

元亮

渊明

元亮

深明

潜

渊明

潜改渊明

渊明改潜

元嘉

入宋

沈约《宋书·隐逸传》 萧统《陶渊明传》或说 佚名《莲社高贤传》 李延寿《南史·隐逸传》

萧统说 《宋书》或说

《晋书·陶潜传》

《南史》或说

叶梦得

晁公武《郡斋读书志》

吴仁杰《陶靖节先生年谱》

熊人霖《陶渊明集序》

梁启超《陶渊明论略》

古直《陶靖节年谱》

学者对于他的本名为何，又或者是中年有所更改，见解有所不同。陶渊明的名号在他身后不久已经有不同的说法。在《陶渊明集》中，《孟府君传》、《祭程氏妹文》皆自名的“渊明”，而颜延之《陶征士诔》也是称之为“渊明”。至沈约写作宋书的时候，开治出现两说并录的说法，即“陶潜，字渊明，或云渊明字元亮”，同时代的萧统说法和之相反，即“陶渊明，字元亮，或云潜字元亮”，说法有所不一。最早认为陶渊明有所更名的是黄庭坚，在他的《宿旧彭泽怀陶令》中认为“岁晚以字行，更始号元亮”，认为是因为仰慕诸葛亮、耻屈身异代的缘故 。除了梁启超、古直、袁行需外，多数学者都认为陶潜有改名，但对于改什么名字有所分歧。叶梦得主张陶渊明由“潜改渊明”，并以字行（即“渊明”）依从黄庭坚之说诗。王鸣盛、杨希阂、朱自清都依从此说。

关于更名的时间，一说认为因为晋恭帝让国玺书引用了 《周易》“或跃在渊” 的说话，对于换朝心怀悲愤，因此放弃了“渊明”，而在入宋的时候改名作陶潜。一说认为按《辛丑》 诗末两句“养真衡茅下，始以善自名”，应是隆安五年（401年）前后更名，原因是因为晋宋间的改名习俗，以及是面对于桓玄的迫仕，对于晋室灭亡的自责和自愧，因而更名。

生平

对于陶渊明的生平，除了是陶渊明自身的作品之外，最早相关的文章则只有四篇，包括是南朝宋颜延之所作的《陶征士诔》、 梁沈约在陶渊明逝世后60年所作的《宋书·隐逸传》、梁萧统在陶渊明逝世后约一百年所作的《陶渊明传》、佚名所作的《莲社高贤传》。后代有关于陶渊明生平的历史记载，除了按陶渊明自身作品考证之外，都不出这四文的范围。再加上当时的战争和社会的不稳定，以及晋宋着重门第和出身的背景，虽然他的生平并不复杂，在上述的原因下，他的资料并不多。在卒年方面，以上三篇资料都称卒于元嘉四年（427年），没有争议。但在以上的三篇资料中，部分的资料是有所冲突的。生年方面，《宋书》、萧统都作63岁，按卒年倒推，即生于兴宁三年（365年）。此说的支持者是最多的，宋代王质、吴仁杰，清代的陶澍，当代朱自清、王孟白、李华、唐梅先等等，都支持此说。李文初指在解放以来，几乎所有关于陶渊明的的正式出版物都依沈约63岁说。但颜延之《陶征士诔》有两个版本，一说指“春秋若干”，一说是“春秋六十有三”，出现了不确定的因素。若然是颜延之作为他的朋友也不清楚他的岁数，时代更加后的描述可信也是成疑的。因此，针对于生年学者有不同的见解，并为他作不同的年谱。

最早作陶渊明年谱的是李焘，他作有《陶潜新传》和《诗谱》三卷，但今已不存。目前最早可见的是王质所作的《栗里谱》，于南宋淳熙十年（1183年）所作。之后在依然有不少学者为陶渊明作谱，包括吴仁杰所作《陶靖节先生年谱》、张𬙂作《吴谱辨证》、清代顾易有《柳村陶谱》、丁晏有《晋陶靖节年谱》、陶澍有《靖节先生年谱考异》、杨希闵有《晋陶征士年谱》。在民国年间，梁启超、古直、傅东华、逯钦立都在为陶渊明作谱，在解放后也有不少学者为他作谱，包括有李辰东、潘重规、杨勇、吴云等等。在日本，村上嘉实，一海知义、大矢根文次郎、都留春雄、冈村繁、南史一等等学者都有为他作谱。

以生年的主张分类，第一派主张陶渊明76岁卒，有张𬙂、袁行霈支持。张𬙂认为陶渊明在《游斜川》序中指：“辛丑正月五日”，此诗是辛丑年（341年）的作品，而诗中又指“开岁倏五十，吾生行归休。”， 由此可以推算生年应该是永和八年（352年）。但此说因为《游斜川》有“开岁倏五日”的另一个版本，未可足实。第二派认为陶渊明52岁卒。最早提出的是清代的吴汝纶，他在《古诗钞》中认定陶渊明生于太元元年（376年）。当代古直在《陶靖节年谱》引用大量陶渊明诗文支持了此说。逯钦立最初在《陶渊明年谱稿》也支持这种观点，但后来也改为支持传统63岁说。梁启超认为陶渊明是56岁卒，在他所作的《陶渊明论略》中提出论据八条，以支持此说。李文初指，此说“在今天殊受冷落”。龚斌指，此说是除了六十三岁之说以外，影响最大的一说。朱自清指，除了当中所提出的第三证成理之外，其他理由都不能支持56岁说。第四说认为陶渊明59岁卒，于太和四年（369年）生，支持者有邓安生、龚斌。各家所主张之生平详见下表：

说法		62岁说	52岁说	56岁说	59岁说	76岁说
出处		吴仁杰《陶靖节先生年谱》	古直《陶靖节年谱》	梁启超《陶渊明年谱》	龚斌《陶渊明年谱考辨》	袁行霈《陶渊明年谱汇考》
生平	出生	兴宁三年（365年）	376年	372年	369年	352年
	家人过世	没有记述	387年（12岁）（认为是父亲）	383年（12岁）（认为是父亲）	380年（12岁）（认为是父亲）	363年（12岁）（认为是庶母）
	开始游宦	没有记述	395年（20岁）	没有记述	388年（20岁）	371年（19岁）
	任祭酒	太元十八年（393年，29岁）	没有记述	不认同陶氏曾任祭酒	396年（28岁）	380年（28岁）
	丧妻	太元十九年（394年，30岁）（只说明是家人）	没有记述	391年（20岁）	393年（30岁）	381年（29岁）
	任镇军参军	隆安四年（400年，36岁）	404年（31岁）（认为从刘裕）	398年（27岁）（认为从刘牢之）	404年（36岁）（认为从刘裕）	403年（52岁）（认为从刘裕）
	入桓玄幕	没有记述	399年（24岁）	404年（33岁）	394年（31岁）	398年（47岁）
	母亲过世	隆安五年（401年，37岁）	401年（26岁）	401年（30岁）	401年（33岁）	401年（50岁）
	任彭泽令 归隐，作《归去来辞》	元兴三年（404年，40岁）	405年（30岁）	405年（34岁）	405年（37岁）	405年（54岁）
	作《归园田居》	义熙二年（406年，42岁）	406年（31岁）	没有记述	406年（38岁）	406年（55岁）
	家中遇火	义熙四年（408年，44岁）	408年（34岁）	408年（37岁）	408年（40岁）	408年（57岁）
	作《五柳先生传》	没有记述	没有记述	没有记述	395年（27岁）	415年（64岁）前后
	作《饮酒》	元兴二年（403年，39岁）	418年（39岁）	411年（40岁）前后	416年（48岁）	417年（66岁）
	王弘见陶渊明	元熙元年（419年，55岁）	419年（40岁）	418年（47岁）	418年（50岁）	418年（67岁）或稍后一、二年
	和颜延之相聚	永初三年（422年，58岁）	424年（49岁）	415-416年（44-45岁）	424年（56岁）	424年（73岁）
	作《自祭文》，卒	元嘉四年（427年）

思想

哲学思想

关于陶渊明的思想是儒家、道家，又或者是佛家，在宋朝开始成为了学者讨论的问题。大致来说，在清末之前，认为陶渊明是属于儒家的占大多数。在宋代，南宋儒学家陆九渊指：“李白、杜甫、陶渊明，皆有志于吾道”，认为陶渊明的思想是属于儒家。真德秀指，“以余观之，渊明之学，正是经术中来，故形之于诗，有不可掩。”，附和了陆九渊说法。罗大经认为陶氏对于“《六经》、孔孟之书，固已探其微矣”。也有学者认为陶渊明的思想是属于道家，如朱熹认为“靖节见趣，多是老子”，“渊明所悦者老、庄，然辞却简古”。汪藻认为，“《归去来》托然超然，《庄》、《骚》不能过矣”。认为陶渊明的思想归于佛家的文人也有，如施德操、葛立方等，但总的而言，认为陶潜是佛家和道家的人数较少。

在元代，学者依然探讨他的哲学思想。宋九嘉认为陶潜终是佛门保持距离，不入佛门之中，“壮哉抵柱颓波里，唯有渊明挽不来”。张雨赞许了他虽然有应慧远之招，但终归不入佛门的决定。吴师道指出以陶氏的《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作》中“被褐欣自得，屡空常晏如”一句，认为当中的“空”并非先人所指的《庄子》中的“空”，而是儒家中“空匮”的“空”，同意了真德秀的说法，认为是儒家思想。胡长儒他所作的《题李待诏虎溪三笑图》中认为“元亮缵孔业”，认可陶渊明抱有儒家思想。

在明代同样是主张倾向为儒家的为多数，主张他是属于儒家的有安磐、归有光、蔡道宪等。安磐依据陶诗中的“先师遗训”、“朝与仁义生”等句，主张“汉、魏以来，知遵孔子而有志圣贤之学者，渊明也”，认为陶潜熟知孔子的圣贤之学。归有光认为陶氏“非独不困于穷，而直以穷为娱”，“信乎古之善处穷者”，认为他的品德和颜回相同。宋濂认为，陶潜“出言制行，不求甚异于俗，而动乎道，盖和而节，质而文，风雅之亚也。”，认为他发扬了先秦儒家《诗经》中的文学观。都穆认为他创作上“盖真得于道也，非常人能蹈其轨辙也”，认为他创作上合于儒家之道。但也有文人认为他不是属于儒家，郎瑛则结合了《饮酒·第五》分析，认为陶氏的学问“自性理中来”，认为他的学问是属于理学。赵台鼎从《归去来辞》以分析，认为从“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实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一句中，从“悟”、“知”、“识”、“觉”的一些字眼中可见，他是属于佛家思想。屠隆以佛教以论述他在中国诗史中的地位，认为《诗经》是如来袓师、《古诗十九首》是大乘菩萨，而陶渊明则是深山野衲。

在清代，多数学者都认为他的思想是属于儒家，沈德潜指，他和广泛征引《老子》、《庄子》的晋代诗人不同，专好引用《论语》，指汉代之后，宋朝之前，正宗的孔门弟子只有陶氏一人。刘熙载指，“阮步兵出于《庄 》，陶渊明则大要出于《论语》，指他的作品“则亦孔子贤、齐之志也”，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很深。潘德舆指，陶潜的道德思想、观察事物的方法，都依从的儒家《六经》。厉志明确指陶氏思想和道家无关：“陶公学问和老、庄不同，老、庄废礼，废仁义、废读书；陶公言礼服，言‘朝与仁义生’，言‘游好在《六经》’，‘上赖古人书’，‘诗书敦宿好’，确是圣贤之学。”。也有学者认为陶氏思想和道教有关 ，方东树认为陶氏和主张“文以载道”的学者不同，行为过于放肆，“其失在纵浪大化，有放肆意”，和儒家思想不同。也有文人主张陶渊明的思想是佛家。查初白认为，渊明的思想和佛门相通，指他“精于释理，但不入社耳”。方熊评价《形影神》诗的时候也指：“公于禅理似达”（陶渊明似乎通达于禅理）。

政治思想

在南北朝至晚唐五代，文人大多都认为陶渊明是忠于晋室，没有异议。 颜延之《陶征士诔》中以“有晋征士陶渊明”以描述陶氏，表明他是晋朝遗民、不认可刘宋。沈约认为陶氏“耻复屈身后代”，李延寿《南史》延续了这个说法。李善在《文选注》、刘良在《五臣文选注》看法也相同。颜真卿更是对其《咏陶渊明诗》中对于他忠于晋室的思想大力鼓吹，可谓是唐人的普遍看法。

在治平年间（1064年至1067年），虎丘僧思悦是第一个提出异议的人，他指出陶氏所作的诗中，只有九首以甲子纪年，而都是在晋安帝时的作品，对于他是否忠于晋室有所疑问。他的疑问得到了曾季狸、晁补之的同意，都认为陶渊明不存在忠于晋室的说法。对于此说法，谢枋得提出了异议，认为他以甲子纪年的原因只是因为他估计桓玄篡位之后，即使晋朝依然是持续，但是天下权势依然归于刘裕，认为窃国是迟早的事，“盖之末流必至于此，忠之至，义之尽也”，认为思悦和曾季狸的说法不对。宋代的苏轼、秦观、惠洪、韩驹、黄庭坚、吴仁杰、葛立方等都不同意思悦的说法，认为陶氏是忠于晋室的。吴仁杰指出，陶氏虽然只以甲子称晋代时的作品，但是在他的作品中也没有使用南朝宋的年号，可见他是忠于晋室。黄庭坚在他的作品中将陶氏和诸葛亮相比，指他有和诸葛亮一样复国的抱负。葛立方认为，陶渊明不出仕，只是单纯因为耻事二姓的缘故。

在金元时期，对于前人讨论以甲子纪年的问题，大多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如阿鲁威“信甲子题诗五柳，算庚寅合赋三秋”，邓文原“诗中甲子春秋邦，篱下黄花两露枝”等等。基于当时的政治背景，大多文人都认为他是晋于晋室，如陈绎曾认为“陶渊明心存忠义，心处闲逸”，刘因“庙堂衮衮宋完勋，争信东篱有忠臣”等等。姚燧认为“陶渊明既仕矣，则其心为不忘君，知其不可.......正得孔子燔肉不至微罪行之遗意”，认为他无论出仕与否，都和晋室有所关系。吴澄更加认为他是实践儒家纲常的典范，“充其志节，异时讵肯忍于二姓哉？.......先生一身而三纲举无愧焉”。

在明代，张燧为他忠于晋室提出新的理由，认为他在《责子篇》中刻意描写自己的子女粗于文墨，是为了不让他的儿子出仕宋室。黄之焕一反锺嵘所指陶渊明是“隐逸之宗”的说法，认为单纯以“隐逸”以描述陶潜是过于片面的作法，认为他“忧时念乱，思扶晋衰”，认可他反对宋室、积极用世的品德。许学夷则和黄之涣一说相反，认为陶氏除了在《拟古》和《述酒》的两篇“中有悼国伤时之语”，其他作品只是描述了日常生活，认为讨论陶渊明的时候应该从诗人和实际作品出发，不应该讨论他政治思想。

在清代，学者依然对于陶潜诗中以“年号”和“甲子”纪年有所争论。何焯不同意《文选六臣注》中所言“入宋所作者但题甲子而已”的说法，指这和实际不符。黄丕烈针对于何焯的评论，指他正误参半，单以文章来说，《祭程氏妹文》、《祭从弟敬远文》等等确是以甲子记年，合六臣注的说法。但以诗来论，则是晋时以甲子纪年，入宋则不以甲子纪年，指“自来辨此者，都未明晰”。钱大昕则对于何焯持而不取，指《隋志》记《陶渊明集》有九卷，但至当时已经所余不多，而何焯所参照的诗赋数量和晋、唐代人所见的数量有异，因此自然应该相信《宋书》的说法（入宋所作者但题甲子而已）。陶澍认为《文选》的说法是因为《陶渊明集》在当时可能有目录，沈约《宋书》指陶公诗文都有纪年的说法也可能来自于目录中的记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