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江淮水災

1931年江淮水災指該年夏季在中國長江淮河流域發生的洪水。6—8月江淮流域降雨日數多達35—50天,其間大雨暴雨不斷,造成大範圍的水災[1]。最嚴重是8月26日凌晨5時許[2][3]江蘇高郵裏運河大堤決堤。全國共15萬人淹死。如包含病死、餓死的總死亡數字,有案可查的為422,499人[4],官方報告考慮漏報情形而估計有200萬人[5]。災民5311—6000萬人不等,受災區域達16省672縣。農田災至1932年春退水,造成饑荒蝗災霍亂,「水中屍骸積久腐壞,一經烈日之薰蒸......高郵邵伯泰縣東台泰興等處,霍亂流行」。[6]在1931年冬天「農民均棲息於水中」[6],「秋收絕望,來年也無力耕種」。[7]165萬人逃荒[7]。飢荒以安徽北部最嚴重。[8]包含病死、餓死的總死亡數字,以安徽省、河南省死人最多。[4]

1931年江淮水災後漢口市政府門前
1931年8月,大水後等待國際紅十字會救濟的難民

時任中華民國國民政府主席蔣介石在洪水時忙於第三次江西剿共,先在7月23日通電《告全國同胞一致安內攘外》,9月1日再通電《呼籲弭亂救災》指「天然災授,非人力所能捍禦」、「中正惟有一素志,全力剿赤,不計其他」。[9][10][11]賑災實際由上海租界青幫大亨杜月笙在背後向上海工商界打關係、募款、並在上海發起戲曲義演、賽馬募捐,其募款和個人捐款累計53萬元,佔國民政府水災救濟委員會所募的20.3%,「為水災做出的貢獻無人能出其右」。[2]1931年正值黃金十年,留下很多水災歷史照片[12]

汛情

降雨

華中地區1930年冬季大雪,1931年從春季開始就下大雨。4月,湘江贛江上游月降雨量在300mm以上,是常年同期的1.5至2倍。6月下旬至7月的梅雨期間,雨帶長期維持在江、淮流域,其中6月底至7月上旬洞庭湖水系與唐白河流域均發生大暴雨;7月下旬長江下游及湘西澧水流域、沅江流域均出現大強度暴雨[1]。華中7月就發生了7次颱風(一年平均兩次),長江沿岸4個氣象站7月的降雨量為600mm,西藏高原的融雪使長江水量更大。淮河流域7月雨量亦是同期的2-3.5倍[13]。8月上旬梅雨季結束後雨帶北移,黃淮之間、漢江下游以及川西又出現強降雨。

洪水

1931年長江汛期開始較早。4月23日湘江長沙站錄得全年最大洪峰12500立方米/秒,4月26日贛江外洲站出現全年最高水位23.38米。4月中旬至5月,長江中下游水位迅速上漲,至6月漲勢方才平緩。7月5日後長江幹流水位再次迅速上漲。8月初中下游洪水與川水、漢江洪水遭遇,8月19日漢口錄得最高水位28.28米,水位超警戒1.98米,比漢口江灘高平均1.8米,流量59900立方米/秒。洪峰9月到達下游,南京於9月15日達到最高水位9.29米,超警戒0.79米。漢口以下各站水位在大範圍降雨結束後緩慢退落,水位超警戒時長達到2-3個月[1]

7-8月,淮河干支流先後出現最大洪水,幹流洪水歷時長達4個月。8月9日,中渡錄得最大流量16200立方米/秒[13]

災情

1931年8月10日上海《申報》報道:「5月至8月(註:至8月9日),蘇皖魯豫諸省發生特大洪災,江蘇16縣受災面積17,424平方公里,受災戶數410750戶,受災人口1,035,551人,遷移人口38,200人,死之908人,財產損失24,871,118元。」

長江以北的淮河同時發生水災,導致京杭大運河高郵湖附近的堤防崩潰,8月26日凌晨約有20萬人在睡夢中淹死。[14]

湖南

1931年洞庭湖水系的發生多次災害性洪水,其中沅水、澧水流域和洞庭湖濱湖地區受災最為嚴重。全省有61個縣、636萬人受災,5.4萬人死亡。[1]

湖北

1931年7月下旬至8月上旬,長江幹流、漢江東荊河先後漫堤、決口88處,江漢平原約500萬畝(約3000平方公里)農田被淹,漢江下游的鍾祥荊門潛江天門沔陽和長江沿岸的松滋公安江陵監利受災嚴重。武漢市區內水深數尺至丈余,完全未被水淹的區域僅0.5平方公里,市區浸在水中的時間長達3個月。全省有57個縣、826萬人受災,6.5萬人死亡。[1]

後續

1932年:澇災、饑荒

 
德國報章拍得的水災難民

江蘇泰州城淹水4米,城裏半年才退盡了洪水;而里下河平原(江蘇中部平原)到第二年春天才退盡了洪水。

1932年4月23日《申報》載:「江淮雲漢諸區,經洪水浩劫後,孑遺之民,無以為生,入春以來,又遭久旱,蔓青不發,即高阜之地,潦退較早,種者,亦必待至6月方能收穫;種者至9、10月,始有收割,在此數月間饑饉殆不可免。安徽江蘇湖北等省荒情共同,地方元氣既傷,人民生機幾絕,邇值春荒,於是餓殍遍野。因去歲禾穀被水漂沒,無可食,乃剝取樹皮,磨成粗粉,摻以水藻根、樹葉等物,蒸而食之,雖難下咽,聊勝枵腹。各河溪沼,凡生產水藻之處,均有主管者晝夜看守,不許他人偷采。水藻上市,每斤售至二百文之多。暮春之時,以樹皮、水藻採食殆盡,災民乃聯群結隊,紛往田間,剝取大麥苗,回家煮食,因缺乏滋養性,食後麵皮無不浮腫。屍骸遍野,無人掩埋,加以天氣亢旱不雨,以至時疫流行。窮鄉僻壤之所,衛生毫不設備,一旦染疫,速於瓜蔓,一人得病,傳染一家,死者無棺盛殮,往往棄屍田野,種種慘情,目不忍睹。棺木出售一空,大小木店概改制棺木。」[15]

1932年5月—:霍亂

1932年5月爆發霍亂。[16]

1932年6月2日《大公報》報道:「蝗患,則更形劇烈。至霍亂症傳播更廣,據國民政府衛生署公佈之材料及其他有關報道,受疫者多達30餘市縣,佔全國各省疫區之首者計:上海、南京……泰縣東台淮陰淮安阜寧鹽城南通高郵宿遷銅山沭陽等。上年水災最重之高郵邵伯兩縣,受疫亦最慘烈。江蘇水災以江北為最慘,延至次年(註:1932年)春間,水猶未退,農民均棲息於水中,寒暑侵凌,濕氣內蘊,加以水中屍骸積久腐壞,一經烈日之薰蒸,疫癘隨之發生。高郵、邵伯、泰縣、東台、泰興等處,霍亂流行,傳染甚速,尤以高郵、邵伯為最慘,救治稍一俄延,甚至全家斃命。南京下關、徐州(銅山)亦發生虎疫,患之者數小時即行斃命。他如無錫,7月半月中染虎疫者一千八百餘人,死者約六七百人。」[6]

1932年10月20日《申報》報道:「由於1928年至1930年的酷旱,1931年的大水,餓殍盈途,引起了一場全國性的以霍亂症為主的大瘟疫,這是本年災情的重要特點。上海、南京皆甚猖獗,江西尤烈。隴海線沿路俱有疫,潼關最重,蔓延東西,西安一帶同受傳染,豫西近亦波及。天津擾攘月余,今仍未退,而平綏路之包頭綏遠,皆成疫區焉。然此僅著名都會有人注意之地而已,一般內地城鄉,雖有疫亦不聞於全國。即概累計算,今夏全國死於虎疫之人民,已將以數十萬計。據國民政府衛生署公佈至7月底止,山西之霍亂疫區達25縣;據該省當局統計,最嚴重者有16縣,僅次於江蘇,佔全國各省之第二位。5月淮陰、淮安一帶,忽發現一類害蟲,長約一英寸,體軟,有腹足多對,色分青褐,晝伏土中,夜出齧食秋禾及麥葉麥穗,農田秋禾及二麥遭蟲傷害者,日益擴大,江蘇繼上年大水之後,本年轉為亢旱,徐海10餘縣及蘇南無錫、常州一帶,數月不雨,農田乾裂,禾苗枯萎;蘇北害蟲叢生;霍亂更形猖獗,全境被疫之縣鎮居全國首位,災民多達210餘萬人。江蘇系上年被水最重的省分之一,至本年春間,蘇北大批災民仍露宿山崗,無家可歸。迨水退之後,又復亢旱不雨,災禍連結。山東南部江蘇北部8月間發生蝗蝻,遍野皆是。秋禾樹苗均為食盡,農產物已無收望。津浦列車行經蘇魯,竟為蝗飛滿所阻,其災情之兇猛就可想見了,死者達千人。徐海十二縣,亢旱成災,豆類枯萎,江北不雨,已屆三月,刻下江北淮陰、淮安、漣水、泗陽、沐陽、宿遷各縣,天晴亢旱,晚麥仍未播種,鄉農極盼霓。江北運河逐漸乾涸,水運益形不便,而火警頻傳,日必數起。江南一帶,如無錫亦兩月不雨,天時亢旱,農田龜裂,常州、南通等屬同被乾旱。因水旱相繼,天時不正,致使蟲害叢生。」

高郵湖堤防崩潰

成因

高郵市委副書記倪文才的專書考證,有三大直接原因,加上政府管治失當等遠因。[17]

  1. 淮河流域連續降雨,高郵湖水暴漲。六七月間遭遇三次大暴雨:6月17-23日,在淮河上游,雨量200毫米以上;7月3-12日,在淮南及高郵湖一帶,雨量400毫米以上;7月18-25日,仍在淮南及高郵湖一帶,雨量300毫米以上。致使高郵湖、大運河水位暴漲,據運河高郵御碼頭水位:7月25日8.3米,8月1日9.06米,8月15日9.46米(正常年份為5-6米)。
  2. 大風。水借風勢,風助水力。8月2日開壩前及26日破堤前,都突然颳起西南風或西北風,26日凌晨高郵湖面西北風達6.3級,發生湖嘯,推波助瀾,湖水扑打運堤,運堤不堪承受。
  3. 運堤失修,春修夏防嚴重疏忽。治運經費按規定年計40萬元(當時貨幣,下同),而層層截留,上繳很少,雖幾經整頓,到大水前的1930年僅收到8.1萬元,而且不少並未用在水利上。

其它如水政腐敗、體制弊端、人員瀆職等也有直接影響,而南京國民政府當時主要精力、財力用於打第三次江西剿共戰爭(發生於同年7-9月,與水災同期),被倪文才批評未能全力組織抗災。[17]

修堤

高郵湖缺堤泱及泰州美南長老會駐江蘇泰州傳教站首席牧師何伯葵(Thomas Harnsberger)給上海華洋義賑會寫了報告,建議堵住高郵決口,不然下游水患不得解決。[18][19][20][21]華洋義賑會董事局同意,1932年2月何伯葵作為義賑會委派的災後復建的總監,帶着40萬銀元到高郵,工作到該年深秋才離開。[22]佛教徒林隱居士大力資助。由水利工程博士兼國民黨大老王叔相督導。[23]。王叔相召集了15000名工人,純手工(沒機器)把堤建起來了。[24]

救援、美國參與

美國機師查爾斯·林德伯格在1931年創歷史經阿拉斯加路線橫跨太平洋飛行(註:此前皆經夏威夷路線)[25],9月抵達亞洲的漢口,期間航空攝影測量到「很多湖」,稍後才知道是水災,發回災區照片令南京國民政府重視事件。因為他飛機能在水上降落,他自願駕飛機運送救災物資,其中他帶着幾箱醫療物資到達江蘇興化縣,災民誤以為他帶來了糧食,由此他的飛機被一群飢民劃着舢舨包圍,他不得不向天鳴槍。[26][20]

死亡統計

全國

  • 淹死金陵大學農業經濟教授、美國人卜凱在水災後的1932年考察報告指有15萬。1933年官方報告14萬。[27]
  • 「睡夢中(床上)淹死」:1931年8月30日《漢口先驅報》(Hankow Herald)報道在漢口約2,000人在睡夢中被淹死。[28]2006年高郵市委副書記倪文才在專書指在高郵19,300人在睡夢中淹死。[29]
  • 有案可查的死亡數:最廣為引用的說法是422,499人,出自清史學家、中國人民大學校長李文海的《中國近代十大災荒》(1994年)。[4]高級工程師駱承政提供了水利部的兩個說法。一,34.5萬人死,出自《中國歷史大洪水調查資料匯編》(2006年)。[30]二,約40.0萬人死,出自《中國大洪水—災害性洪水述要》(1996年)。[31]
  • 考慮到漏報而估計的死亡數:1933年官方報告估計200萬人[5]。西方比較誇張的估計為370萬人。[32][33][34]
  • 受災人口。史學家5,311萬(李文海等 1994,第230-231頁),另一估計為5,000-6,000萬(Courtney 2018,第198頁. 該頁腳註10)。1933年官方報告2,500萬人。[27]高級工程師駱承政提供了水利部的兩個說法。一,4800萬人,出自《中國歷史大洪水調查資料匯編》(2006年);二,5,127萬人,出自《中國大洪水—災害性洪水述要》(1996年)

各省

因飢荒死亡,最多為安徽北部和河南。水災淹死,以江蘇最多。兩者合算總非正常死亡數字,為安徽江蘇河南李文海等 1994,第230-231頁

  • 僅安徽一省就死亡112288人,災民960餘萬人[35]
  • 長江流域的泄洪區的死亡人數達14.5萬人,受災人口2850萬人。[36]

評論

在重建高郵湖堤壩出了大力的美南長老會傳教士何伯葵,其孫Steve Harnsberger在2007年寫道「1931年這場水災死的人比2004年印度洋海嘯多15倍,但幾乎沒人對此事留下隻言片語。歷史只記得當年的其他災難—中國忙着打第一次國共內戰[a]、日本忙着侵略東北、世界忙着大蕭條。」[37]

紀念

賑災傳教士何伯葵死後,其孫Steve Harnsberger在2005年12月30日高郵市文游台文物單位內開設「水鑒館」,[38]作為「高郵1931年特大洪水及運堤修復展覽」圖片展的展廳,CCTV-9紀錄頻道有專題片報導。在75周年,2006年8月26日上午9時半,高郵市水務局在高郵湖畔立石碑揭碑儀式,石碑向何伯葵牧師、水利專家王叔相和執行航空攝影測量任務的查爾斯·林德伯格夫婦致意。[18][39]

2016年8月25日[40]高郵市檔案館獲收藏家朱軍華捐贈民國老報紙,「1931年裏下河特大水災老報展」開展。2017年8月25-26日,置於一樓大廳。[41]

相關條目

中華民國部分重大單次洪澇災害

中國歷史上部分重大單次洪澇災害:

其它相關

註釋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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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 ^ 張運運. 高邮市举办“勿忘历史,兴我水利”专题老报展. 檔案與建設. 2016, (9): 94. 8月25日,由高郵市紀委、市委宣傳部、揚州市收藏協會、高郵市水利局和檔案局共同主辦的「勿忘歷史,興我水利--1931年裏下河特大水災老報展」在高郵市檔案館開展,高郵市人大常委會主任張秋紅、市委副書記張新鋼等領導出席開展儀式.//本次報展展出的藏品主要由高郵市著名收藏家朱軍華提供,記載了高郵20世紀最嚴重的自然災害--1931年裏下河地區7萬多人死於水災。報展全方位還原了1931年高郵特大水災的成因、運河決堤的任以及國民政府的腐敗. 
  41. ^ 居曉波、李生 (編). 1931年里下河特大水灾老报展. 高邮年鉴2017年. 高郵市地方志年鑑編纂委員會. 2007年12月: 333-334. [失效連結]
  42. ^ 75年河南水灾:滔天人祸令十万人葬身鱼腹. 鳳凰網. 2008-08-10. (原始內容存檔於2020-03-30) (中文). 
  43. ^ 河南75·8溃坝:世界最惨垮坝惨剧. 中國網. [2016-10]. (原始內容存檔於2017-01-31) (中文). 

參考書目

官方報告(網上免費)
  • 賑災報告書(關於委員會組織、糧食發放、難民營、農田複墾、衛生防疫)
  • 水利工程報告(關於河堤潰決災情及重建工程)
官方贊助的調查
  • Buck, John Lossing. The 1931 flood in China : an economic survey by the Department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s, College of Agriculture and Forestry, the University of Nanking, in cooperation with the National Flood Relief Commission.. Nanking: University of Nanking. 1932. 
學術專著

外部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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