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江淮水災
1931年江淮水災指該年夏季在中國長江、淮河流域發生的洪水。6—8月江淮流域降雨日數多達35—50天,其間大雨暴雨不斷,造成大範圍的水災[1]。最嚴重是8月26日凌晨5時許[2][3]江蘇高郵裏運河大堤決堤。全國共15萬人淹死。如包含病死、餓死的總死亡數字,有案可查的為422,499人[4],官方報告考慮漏報情形而估計有200萬人[5]。災民5311—6000萬人不等,受災區域達16省672縣。農田澇災至1932年春退水,造成饑荒、蝗災、霍亂,「水中屍骸積久腐壞,一經烈日之薰蒸......高郵、邵伯、泰縣、東台、泰興等處,霍亂流行」。[6]在1931年冬天「農民均棲息於水中」[6],「秋收絕望,來年也無力耕種」。[7]165萬人逃荒[7]。飢荒以安徽北部最嚴重。[8]包含病死、餓死的總死亡數字,以安徽省、河南省死人最多。[4]
時任中華民國國民政府主席蔣介石在洪水時忙於第三次江西剿共,先在7月23日通電《告全國同胞一致安內攘外》,9月1日再通電《呼籲弭亂救災》指「天然災授,非人力所能捍禦」、「中正惟有一素志,全力剿赤,不計其他」。[9][10][11]賑災實際由上海租界青幫大亨杜月笙在背後向上海工商界打關係、募款、並在上海發起戲曲義演、賽馬募捐,其募款和個人捐款累計53萬元,佔國民政府水災救濟委員會所募的20.3%,「為水災做出的貢獻無人能出其右」。[2]1931年正值黃金十年,留下很多水災歷史照片。[12]
汛情
降雨
華中地區1930年冬季大雪,1931年從春季開始就下大雨。4月,湘江、贛江上游月降雨量在300mm以上,是常年同期的1.5至2倍。6月下旬至7月的梅雨期間,雨帶長期維持在江、淮流域,其中6月底至7月上旬洞庭湖水系與唐白河流域均發生大暴雨;7月下旬長江下游及湘西澧水流域、沅江流域均出現大強度暴雨[1]。華中7月就發生了7次颱風(一年平均兩次),長江沿岸4個氣象站7月的降雨量為600mm,西藏高原的融雪使長江水量更大。淮河流域7月雨量亦是同期的2-3.5倍[13]。8月上旬梅雨季結束後雨帶北移,黃淮之間、漢江下游以及川西又出現強降雨。
洪水
1931年長江汛期開始較早。4月23日湘江長沙站錄得全年最大洪峰12500立方米/秒,4月26日贛江外洲站出現全年最高水位23.38米。4月中旬至5月,長江中下游水位迅速上漲,至6月漲勢方才平緩。7月5日後長江幹流水位再次迅速上漲。8月初中下游洪水與川水、漢江洪水遭遇,8月19日漢口錄得最高水位28.28米,水位超警戒1.98米,比漢口江灘高平均1.8米,流量59900立方米/秒。洪峰9月到達下游,南京於9月15日達到最高水位9.29米,超警戒0.79米。漢口以下各站水位在大範圍降雨結束後緩慢退落,水位超警戒時長達到2-3個月[1]。
7-8月,淮河干支流先後出現最大洪水,幹流洪水歷時長達4個月。8月9日,中渡錄得最大流量16200立方米/秒[13]。
災情
1931年8月10日上海《申報》報道:「5月至8月(註:至8月9日),蘇皖魯豫諸省發生特大洪災,江蘇16縣受災面積17,424平方公里,受災戶數410750戶,受災人口1,035,551人,遷移人口38,200人,死之908人,財產損失24,871,118元。」
長江以北的淮河同時發生水災,導致京杭大運河在高郵湖附近的堤防崩潰,8月26日凌晨約有20萬人在睡夢中淹死。[14]
湖南
1931年洞庭湖水系的湘、資、沅、澧發生多次災害性洪水,其中沅水、澧水流域和洞庭湖濱湖地區受災最為嚴重。全省有61個縣、636萬人受災,5.4萬人死亡。[1]
湖北
1931年7月下旬至8月上旬,長江幹流、漢江和東荊河先後漫堤、決口88處,江漢平原約500萬畝(約3000平方公里)農田被淹,漢江下游的鍾祥、荊門、潛江、天門、沔陽和長江沿岸的松滋、公安、江陵、監利受災嚴重。武漢市區內水深數尺至丈余,完全未被水淹的區域僅0.5平方公里,市區浸在水中的時間長達3個月。全省有57個縣、826萬人受災,6.5萬人死亡。[1]
後續
1932年:澇災、饑荒
江蘇泰州城淹水4米,城裡半年才退盡了洪水;而里下河平原(江蘇中部平原)到第二年春天才退盡了洪水。
1932年4月23日《申報》載:「江淮雲漢諸區,經洪水浩劫後,孑遺之民,無以為生,入春以來,又遭久旱,蔓青不發,即高阜之地,潦退較早,種麥者,亦必待至6月方能收穫;種稻者至9、10月,始有收割,在此數月間饑饉殆不可免。安徽、江蘇、湖北等省荒情共同,地方元氣既傷,人民生機幾絕,邇值春荒,於是餓殍遍野。因去歲禾穀被水漂沒,無粟可食,乃剝取樹皮,磨成粗粉,摻以水藻、草根、樹葉等物,蒸而食之,雖難下咽,聊勝枵腹。各河溪沼,凡生產水藻之處,均有主管者晝夜看守,不許他人偷采。水藻上市,每斤售至二百文之多。暮春之時,以樹皮、水藻採食殆盡,災民乃聯群結隊,紛往田間,剝取大麥苗,回家煮食,因缺乏滋養性,食後麵皮無不浮腫。屍骸遍野,無人掩埋,加以天氣亢旱不雨,以至時疫流行。窮鄉僻壤之所,衛生毫不設備,一旦染疫,速於瓜蔓,一人得病,傳染一家,死者無棺盛殮,往往棄屍田野,種種慘情,目不忍睹。棺木出售一空,大小木店概改制棺木。」[15]
1932年5月—:霍亂
1932年5月爆發霍亂。[16]
1932年6月2日《大公報》報道:「蝗患,則更形劇烈。至霍亂症傳播更廣,據國民政府衛生署公布之材料及其他有關報道,受疫者多達30餘市縣,占全國各省疫區之首者計:上海、南京……泰縣、東台、淮陰、淮安、阜寧、鹽城、南通、高郵、宿遷、銅山、沭陽等。上年水災最重之高郵、邵伯兩縣,受疫亦最慘烈。江蘇水災以江北為最慘,延至次年(註:1932年)春間,水猶未退,農民均棲息於水中,寒暑侵凌,濕氣內蘊,加以水中屍骸積久腐壞,一經烈日之薰蒸,疫癘隨之發生。高郵、邵伯、泰縣、東台、泰興等處,霍亂流行,傳染甚速,尤以高郵、邵伯為最慘,救治稍一俄延,甚至全家斃命。南京下關、徐州(銅山)亦發生虎疫,患之者數小時即行斃命。他如無錫,7月半月中染虎疫者一千八百餘人,死者約六七百人。」[6]
1932年10月20日《申報》報道:「由於1928年至1930年的酷旱,1931年的大水,餓殍盈途,引起了一場全國性的以霍亂症為主的大瘟疫,這是本年災情的重要特點。上海、南京皆甚猖獗,江西尤烈。隴海線沿路俱有疫,潼關最重,蔓延東西,西安一帶同受傳染,豫西近亦波及。天津擾攘月余,今仍未退,而平綏路之包頭、綏遠,皆成疫區焉。然此僅著名都會有人注意之地而已,一般內地城鄉,雖有疫亦不聞於全國。即概累計算,今夏全國死於虎疫之人民,已將以數十萬計。據國民政府衛生署公布至7月底止,山西之霍亂疫區達25縣;據該省當局統計,最嚴重者有16縣,僅次於江蘇,占全國各省之第二位。5月淮陰、淮安一帶,忽發現一類害蟲,長約一英寸,體軟,有腹足多對,色分青褐,晝伏土中,夜出齧食秋禾及麥葉麥穗,農田秋禾及二麥遭蟲傷害者,日益擴大,江蘇繼上年大水之後,本年轉為亢旱,徐海10餘縣及蘇南無錫、常州一帶,數月不雨,農田乾裂,禾苗枯萎;蘇北害蟲叢生;霍亂更形猖獗,全境被疫之縣鎮居全國首位,災民多達210餘萬人。江蘇系上年被水最重的省分之一,至本年春間,蘇北大批災民仍露宿山崗,無家可歸。迨水退之後,又復亢旱不雨,災禍連結。山東南部江蘇北部8月間發生蝗蝻,遍野皆是。秋禾樹苗均為食盡,農產物已無收望。津浦列車行經蘇魯,竟為蝗飛滿所阻,其災情之兇猛就可想見了,死者達千人。徐海十二縣,亢旱成災,豆類枯萎,江北不雨,已屆三月,刻下江北淮陰、淮安、漣水、泗陽、沐陽、宿遷各縣,天晴亢旱,晚麥仍未播種,鄉農極盼霓。江北運河逐漸乾涸,水運益形不便,而火警頻傳,日必數起。江南一帶,如無錫亦兩月不雨,天時亢旱,農田龜裂,常州、南通等屬同被乾旱。因水旱相繼,天時不正,致使蟲害叢生。」
高郵湖堤防崩潰
成因
據高郵市委副書記倪文才的專書考證,有三大直接原因,加上政府管治失當等遠因。[17]
- 淮河流域連續降雨,高郵湖水暴漲。六七月間遭遇三次大暴雨:6月17-23日,在淮河上游,雨量200毫米以上;7月3-12日,在淮南及高郵湖一帶,雨量400毫米以上;7月18-25日,仍在淮南及高郵湖一帶,雨量300毫米以上。致使高郵湖、大運河水位暴漲,據運河高郵御碼頭水位:7月25日8.3米,8月1日9.06米,8月15日9.46米(正常年份為5-6米)。
- 大風。水借風勢,風助水力。8月2日開壩前及26日破堤前,都突然颳起西南風或西北風,26日凌晨高郵湖面西北風達6.3級,發生湖嘯,推波助瀾,湖水扑打運堤,運堤不堪承受。
- 運堤失修,春修夏防嚴重疏忽。治運經費按規定年計40萬元(當時貨幣,下同),而層層截留,上繳很少,雖幾經整頓,到大水前的1930年僅收到8.1萬元,而且不少並未用在水利上。
其它如水政腐敗、體制弊端、人員瀆職等也有直接影響,而南京國民政府當時主要精力、財力用於打第三次江西剿共戰爭(發生於同年7-9月,與水災同期),被倪文才批評未能全力組織抗災。[17]
修堤
高郵湖缺堤泱及泰州,美南長老會駐江蘇泰州傳教站首席牧師何伯葵(Thomas Harnsberger)給上海華洋義賑會寫了報告,建議堵住高郵決口,不然下游水患不得解決。[18][19][20][21]華洋義賑會董事局同意,1932年2月何伯葵作為義賑會委派的災後復建的總監,帶著40萬銀元到高郵,工作到該年深秋才離開。[22]佛教徒林隱居士大力資助。由水利工程博士兼國民黨大老王叔相督導。[23]。王叔相召集了15000名工人,純手工(沒機器)把堤建起來了。[24]
救援、美國參與
美國機師查爾斯·林德伯格在1931年創歷史經阿拉斯加路線橫跨太平洋飛行(註:此前皆經夏威夷路線)[25],9月抵達亞洲的漢口,期間航空攝影測量到「很多湖」,稍後才知道是水災,發回災區照片令南京國民政府重視事件。因為他飛機能在水上降落,他自願駕飛機運送救災物資,其中他帶著幾箱醫療物資到達江蘇興化縣,災民誤以為他帶來了糧食,由此他的飛機被一群飢民劃著舢舨包圍,他不得不向天鳴槍。[26][20]
死亡統計
全國
- 淹死:金陵大學農業經濟教授、美國人卜凱在水災後的1932年考察報告指有15萬。1933年官方報告14萬。[27]
- 「睡夢中(床上)淹死」:1931年8月30日《漢口先驅報》(Hankow Herald)報道在漢口約2,000人在睡夢中被淹死。[28]2006年高郵市委副書記倪文才在專書指在高郵19,300人在睡夢中淹死。[29]
- 有案可查的死亡數:最廣為引用的說法是422,499人,出自清史學家、中國人民大學校長李文海的《中國近代十大災荒》(1994年)。[4]高級工程師駱承政提供了水利部的兩個說法。一,34.5萬人死,出自《中國歷史大洪水調查資料彙編》(2006年)。[30]二,約40.0萬人死,出自《中國大洪水—災害性洪水述要》(1996年)。[31]
- 受災人口。史學家5,311萬(李文海等 1994,第230-231頁),另一估計為5,000-6,000萬(Courtney 2018,第198頁. 該頁腳註10)。1933年官方報告2,500萬人。[27]高級工程師駱承政提供了水利部的兩個說法。一,4800萬人,出自《中國歷史大洪水調查資料彙編》(2006年);二,5,127萬人,出自《中國大洪水—災害性洪水述要》(1996年)
各省
因飢荒死亡,最多為安徽北部和河南。水災淹死,以江蘇最多。兩者合算總非正常死亡數字,為安徽、江蘇、河南。李文海等 1994,第230-231頁
評論
在重建高郵湖堤壩出了大力的美南長老會傳教士何伯葵,其孫Steve Harnsberger在2007年寫道「1931年這場水災死的人比2004年印度洋海嘯多15倍,但幾乎沒人對此事留下隻言片語。歷史只記得當年的其他災難—中國忙著打第一次國共內戰[a]、日本忙著侵略東北、世界忙著大蕭條。」[37]
紀念
賑災傳教士何伯葵死後,其孫Steve Harnsberger在2005年12月30日高郵市文游台文物單位內開設「水鑒館」,[38]作為「高郵1931年特大洪水及運堤修復展覽」圖片展的展廳,CCTV-9紀錄頻道有專題片報導。在75周年,2006年8月26日上午9時半,高郵市水務局在高郵湖畔立石碑揭碑儀式,石碑向何伯葵牧師、水利專家王叔相和執行航空攝影測量任務的查爾斯·林德伯格夫婦致意。[18][39]
2016年8月25日[40],高郵市檔案館獲收藏家朱軍華捐贈民國老報紙,「1931年裡下河特大水災老報展」開展。2017年8月25-26日,置於一樓大廳。[41]
相關條目
中華民國部分重大單次洪澇災害
- 1939年天津水災,因連續暴雨加上日軍扒開河堤等因素,天津遭受嚴重水災,天津市區百分之八十的地區被洪水所淹。
- 1938年花園口決堤,民國時代另一次水災。國民革命軍阻止日軍西進鄭州而戰略人為缺堤。
- 1935年長江洪水
- 1921年江淮大水
中國歷史上部分重大單次洪澇災害:
- 1975年8月文革期間河南「75·8」水庫潰壩,連帶瘟疫與飢荒24萬死。2005年該事件被美國《探索頻道》評為世界歷史上最重大的人為技術災難第一名[42][43]。
- 1954年長江洪水,長江中下游、淮河流域,湘、鄂、贛、皖、蘇5省有123個縣市受災,農田受淹4755萬畝,受災人口1888萬人,死亡3萬餘人,京廣鐵路近100天不能通車。
- 1887年黃河決口,河南鄭州下汛十堡(今惠濟區花園口鎮石橋村)發生黃河決口,致使200多萬(一說93萬;一說最保守估計150萬;一說700萬)人罹難。
- 1410年黃河泛濫,明成祖永樂八年的開封水災,致使1.4萬戶人口罹難。
- 其它相關
注釋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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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江淮大水災,洞庭湖一片汪洋,正值洪水滔天之際,國民政府卻集中兵力發動對工農紅軍和革命根據地的軍事「圍剿」,蔣介石在漢口發表通電,「呼籲弭亂救災」,聲稱此次大水災純屬「天然災祲,非人力所能抵禦」,宣布「中正唯一素志,全力剿赤,不計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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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1931 flood killed 15 times the number of people lost in the Indonesian tsunamis of December 2004, and yet scarcely a word has been written of it. History focused instead on other disasters that year. China’s attention was on a civil war between the Communists and Nationalists; the Japanese were invading in the North, while the world was deep into the Great Depre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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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張運運. 高邮市举办“勿忘历史,兴我水利”专题老报展. 檔案與建設. 2016, (9): 94.
8月25日,由高郵市紀委、市委宣傳部、揚州市收藏協會、高郵市水利局和檔案局共同主辦的「勿忘歷史,興我水利--1931年裡下河特大水災老報展」在高郵市檔案館開展,高郵市人大常委會主任張秋紅、市委副書記張新鋼等領導出席開展儀式.//本次報展展出的藏品主要由高郵市著名收藏家朱軍華提供,記載了高郵20世紀最嚴重的自然災害--1931年裡下河地區7萬多人死於水災。報展全方位還原了1931年高郵特大水災的成因、運河決堤的任以及國民政府的腐敗.
- ^ 居曉波、李生 (編). 1931年里下河特大水灾老报展. 高邮年鉴2017年. 高郵市地方志年鑑編纂委員會. 2007年12月: 333-334.[失效連結]
- ^ 75年河南水灾:滔天人祸令十万人葬身鱼腹. 鳳凰網. 2008-08-10. (原始內容存檔於2020-03-30) (中文).
- ^ 河南75·8溃坝:世界最惨垮坝惨剧. 中國網. [2016-10]. (原始內容存檔於2017-01-31) (中文).
- 陳昌春. 《可怕的科学:愤怒的河流》—可怕的黄河?中外洪水伤亡传闻考证. 科學網博客. 2013-01-23. (原始內容存檔於2020-03-27).(註:作者陳昌春是南京信息工程大學地理與遙感學院副教授,主攻水文)
參考書目
- 官方報告(網上免費)
- 賑災報告書(關於委員會組織、糧食發放、難民營、農田複墾、衛生防疫)
- 英文版:Republic of China Report of the National Flood Relief Commission 1931-1932. Shanghai: The Comacrib Press. 1933. (原始內容存檔於2006-11-14) (英語). 存於網際網路檔案館.
- 中文版1-6章:國民政府水災委員會報告書(part 1). 國家圖書館臺灣華文電子書庫. 1933 (中文(繁體)).
- 中文版6-7章:國民政府水災委員會報告書(part 2) (PDF). 國家圖書館臺灣華文電子書庫. 1933 [2020-05-18]. (原始內容存檔 (PDF)於2022-09-09) (中文(繁體)).
- 水利工程報告(關於河堤潰決災情及重建工程)
- 国民政府救済水災委員会工振報告. 日本國立國會圖書館Digital collection. 1933年12月 [2020-05-18]. (原始內容存檔於2020-10-03) (日語).
- 官方贊助的調查
-
- Buck, John Lossing. The 1931 flood in China : an economic survey by the Department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s, College of Agriculture and Forestry, the University of Nanking, in cooperation with the National Flood Relief Commission.. Nanking: University of Nanking. 1932.
- 學術專著
- Courtney, Chris. The Nature of Disaster in China The 1931 Yangzi River Floo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8 [2020-05-18]. (原始內容存檔於2020-08-29).
- 李文海; 程歗; 劉仰東; 夏明方. 中国近代十大灾荒.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4年12月.
外部連結
- 照片
- 「高郵1931年特大洪水及運堤修復展覽」圖片展
- 曾經滄海-靈魂相遇. 烟花三月下扬州5:高邮1931年特大洪水及运堤修复展览. 新浪博客. 2013-04-14 [2020-05-05]. (原始內容存檔於2020-05-05).
- NanjingYCChen. 有些地方,是注定要被淹的. 微信公眾號「雅築Azuremyst」原創稿件. 2018-08-30 [2020-05-05]. (原始內容存檔於2020-05-05).
- 其他
- 從1931年江淮大水看民國時期水災與社會風險
- 1931年江淮異常梅雨(頁面存檔備份,存於網際網路檔案館)
- 南京受災情況:1931年国民政府首都南京如何应对大水灾?. 搜狐號「澎湃新聞」. 2016-07-09 [2020-05-15]. (原始內容存檔於2020-05-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