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
34°12′25″N 113°49′44″E / 34.207°N 113.829°E
中国 | |||||||||||||||||||||||||||||||||||||||||||||||||||||
繁体字 | 中國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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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化字 | 中国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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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观念指位于天下正中的国家[1][2][3][4][5]。原指包括河南省及附近的黄河中下游流域地区[6]。历代王朝政权透过与周边各政权的交流与征战,中国的疆域版图几经扩张与缩减,目前扩及黑龙江流域、塞北、西域、青藏高原及南海诸岛等地。现今,国际上广泛承认代表“中国”的政权是中华人民共和国[a]。
华夏是人类的文明摇篮之一。 新石器时期,中原地区开始出现聚落组织[12];公元前27世纪左右出现方国,方国制度以共主为首;前20世纪开始,古代中国进入世袭的封建阶段;公元前2世纪,秦灭六国,完成中国第一次大一统。[13]此后两千年来,中国的政治制度以半传统的夏代为基础的世袭君主制运作,此后经多次扩大,破裂,重组,朝代更迭,经过数次统一与分裂交替进行。直到1911年辛亥革命后建立中华民国,中国的政体从君主制转为共和制。1945年第二次国共内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逐渐控制中国的大部分领土;1949年10月1日,由中国共产党执政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中国国民党执政的中华民国政府则在该年底撤退至台湾,形成两岸分治的现状[14]。在联合国系统内,中华民国政府曾长期拥有“中国”代表权,直到1971年联合国大会2758号决议通过后,被中华人民共和国取代。
中国经济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中在世界上占有重要地位,其周期通常与王朝的兴衰更替对应。中国经济史可分为几个阶段:第一阶段为远古至西晋末年,其中以三国孙吴时转变较大;第二阶段为东晋至北宋末年,其中以唐安史之乱划分为前后;第三阶段为南宋建立至鸦片战争[15]。自明清以来,由于保守的对外政策,实行海禁,以及受重农抑商思想和对于工业的轻视,中国工业化程度发展较慢。而西方国家在19世纪工业革命后的工业成品,无论在数量和质量上,相较于当时中国纯手工业经济出产的商品,占有压倒性优势,而同时期的西方由于工业革命的影响,工业化水平大幅提高,以工业为基础的经济也快速发展,致使中国经济落后于西方。1978年改革开放施行后,中国经济发展迅速,对世界经济的影响也日渐显著[16]。
中国文化历经上千年的历史演变,是各区域、各民族古代文化长期相互交流、借鉴、融合的结果。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中国形成了多元一体的中华文化格局[17]。作为其主体的汉文化对日本、朝鲜和东南亚有深远影响,形成汉字文化圈。中国传统艺术形式有国乐、相声、戏曲、书法、国画、文学、陶瓷艺术、雕刻等,传统娱乐活动有象棋、围棋、麻将、中国武术等。茶、酒、菜和筷子等为中国的特色饮食文化,春节(阴历新年)、元宵、清明、端午、七夕、中秋、重阳、冬至等为中国传统节日。中国传统上是一个儒学国家,以夏历为历法,以五伦为道德准则。春秋时期孔子“有教无类,因材施教”开始办私塾培养人才,汉朝时采用察举推选政府官员,隋朝起实行科举在平民中选拔人才。此外,中国历朝历代都设有史官,因此保存有十分详尽的历史资料,如《二十四史》、《资治通鉴》等。古代中国在科学领域上也有丰厚的成就。
名称
“中国”一词目前最早见于公元前11世纪商周之际,此前则难以考证。在殷墟甲骨文中已有“四方风”、“西或(西面的国家)”、“东或(东面的国家)”等词汇,殷人则自称“中商”[18]。西周初年的何尊中周成王提到“余其宅兹中国”,意为“我要到中国(殷商故地)去定居”;铭文中的“国”字正写作“或”,这反映出其“中国”一词可能是从殷人那里继承过来的。《尚书·梓材》:“皇天既付中国民越厥疆土于先王;肆王惟德用,和怿先后迷民,用怿先王受命”(公元前1042年,周公旦语卫康叔),这个“中国”指的是“居天下之中”的邦国(“国”作“国家”解[注 1][20]); 商、周的华夏人认为,在天子居住的都城以外,依次有侯、甸、采、卫等卫戍;再之外则为蛮、夷、戎、狄,“居天地之偏”,称为四夷[注 2][21][22][23]。最早的实物资料是何尊上的铭文(公元前1038年,周成王语何),原文为“隹珷王既克大邑商,𠟭廷告于天,曰:余𠀠宅𢆶中或,自之辥民”,释读为“唯武王既克大邑商,则廷告于天,曰:余其宅兹中国,自兹乂民。”这个“中或(中国)”指的是以洛阳盆地为中心的中原地区(此处“国”作“地域”解[注 3])。春秋战国时期,中国主要指诸夏列邦之全体[27] [注 4]。
汉代延续了先秦时期的天下观念[29],并且出现了中外之分、敌我区隔这样与现代相似的用法[30]。魏、晋、宋、齐、梁、陈皆称呼自己为中国,而以吴、蜀、北朝为“贼”、“虏”、“伪”等。北朝及隋唐亦自称中国[31][32]。五代十国时期,中原政权自称中国,其他政权大多受封、朝贡[33][34][35]。宋代时,欧阳修将十国政权列为世家,彭汝砺视五代十国是分裂的中国[36]。在辽宋和金宋的南北对峙时期[37],“中国”一词的政治意义再次凸显:辽[38][39]与北宋、金[40]与南宋都自称中国,都不承认对方为中国。古代“中国”是否为专有名词存在争议。[41][42][43]然而清代前已陆续有各朝代于其国家律法、对外条约和外交事务中,以“中国”一词行文或发言自称。
对外官方交往中,已知最早使用“中国”的是西汉,比如汉使陆贾对南越王赵佗说:“中国之人以亿计,地方万里,居天下之膏腴,人众车轝,万物殷富,政由一家,自天地剖泮未始有也。”唐太宗赐薛延陀国书有:“中国礼义,未始灭人国,以颉利暴残,伐而取之,非贪其地与人也。”元世祖赐高丽国书有:“中国之姓虽更,外邦之贵不阙。”给日本国书有:“日本密迩高丽,开国以来,时通中国,至于朕躬,而无一乘之使以通和好。”明太祖赐日本国书有:“朕本中国之旧家,耻前王辱,兴师振旅,扫荡胡番。”万历皇帝给丰臣秀吉的诏书称:“咨尔丰臣平秀吉,崛起海邦,知尊中国。”清朝自入主中原以来即以中国自称。1689年,清朝与俄国签订的《尼布楚条约》中,将“中国”译成拉丁文,作为现代国家概念的名称使用[44][注 5]。第一次鸦片战争后签订《南京条约》,这是汉文的“中国”首次在条约中作为现代国家概念使用。1909年,受到西方国际法的冲击,清朝颁布中国第一部成文国籍法,明确地以现代法律形式自称为“中国”,首次在法律上赋予了现代国籍法和“中国国籍”的意义。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后,通称“中国”,从此“中国”成为国际法现代主权国家正式名称[45]。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也通称“中国”。
“中国”的同(近)义词有“华”、“夏”、“中华”、“神州”、“中土”、“唐山”等[46]。梵文对中国的称呼为Cina,其语源来自中国史上第一个统一帝国“秦”,意思为“秦地”;希伯来文为Sininm,粟特文为Cynstn,拉丁文为Thin,希腊文为Sinai、Tzinitza,阿拉伯文为Cyn、Sin、Thin[47],汉译真丹、震旦、脂那等[48]。南宋以后,意大利语为Kathay、法语为Cathay,即汉语契丹,明以后为Cina、Chine,惟俄语仍称契丹[47]。英文对中国的称呼为China,古日语对中国的称呼有诸越[注 6]、伽罗[注 7][49]、唐土[注 8]、西土[50]、吴国等。
历史
上古史
中国历史如果从文字出现的商朝算起约有三千五百年(信史)[51];从经过二重证据法证明的夏朝算起约有四千二百年;从三皇五帝的传说时代算起约有四千六百年;从盘古、伏羲、女娲等不确定的神话时代算起约有五千年(传统[来源请求]意义上的长度);从标志着人类文明萌芽的新石器时代磁山文化算起约有一万年;从人类开始脱离原始生活的旧石器时代蓝田猿人文化(非智人)算起约有八十万年的历史。
中华文明起源于黄河文明和长江文明[52]。中国旧石器时代早期文化有蓝田人文化、元谋人文化、巫山人以及郧县人文化等,中期则以北方的北京人和南方的长阳人、观音洞文化为代表,晚期有山顶洞人、柳江人、资阳人等[53]。中石器时代有下川文化等。新石器时代有裴李岗文化、磁山文化、仰韶文化、龙山文化等[54]。
中国传说时代是指在文字记载出现之前,依靠世代口耳相传所描述的远古历史时代,是中国地区古代传说和神话的一部分。中国神话中盘古开天地,女娲补天造人,描述了世界与人类起源。中国传说时代,伏羲教民渔、猎、畜牧,创造八卦文字,神农开创农业及医药,燧人发明钻燧取火,此即三皇。三皇之后的首领,黄帝、颛顼、帝喾、尧、舜为五帝。
传说黄帝原系炎帝部落的一个分支的领袖,强大之后在阪泉之战中击败炎帝,成为新部落联盟首领,之后又与东南方的蚩尤部落发生冲突,在涿鹿之战中彻底击败对手,树立自己的霸主地位。后来黄帝的孙子颛顼和玄孙帝喾继续担任部落联盟的首领。帝喾的儿子尧继位,创立禅让制,传位给舜。在舜时期,黄河洪水泛滥,鲧采用堵塞的方法,结果洪水更厉害了,鲧被处决,他的儿子禹采用疏导的方法治水成功,因此受舜禅让继帝位[55]。
中世史
古代中国经历朝代更迭不下数次,统一与分裂交替发生,其中统一的时期有秦汉、西晋、隋唐、北宋(局部统一)、元代、明代、清代等,分裂时期有春秋战国、三国、五胡十六国时期、南北朝、五代十国、宋辽金元等。
公元前二十一世纪,禹的儿子启建立了中国第一个世袭朝代夏朝。四百余年后汤推翻夏,创建商朝,是目前通过考古确认的第一个中原王朝。约前1046年周武王灭商建立周朝。周经周武王、周成王和周康王三代的治理,建立完备的礼治社会,成王、康王在位期间后被称为成康之治。前841年的国人暴动成为中国历史有确切纪年的开始,此后周朝开始衰退。前771年西周灭亡,东周建立,中原进入诸侯争霸春秋、战国时代。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消灭六国,建立秦朝,统一中国。从此中国结束分封体系,开始中央集权的君主统治时代。前二零七年秦朝灭亡,在随后的楚汉战争中,刘邦打败项羽于前202年建立汉朝,西汉经历文景之治、汉武盛世、昭宣之治,中国的国势来到第一个辉煌的高峰,与西方的罗马帝国同时成为举足轻重的大帝国。经历王莽短暂的新朝后,刘秀于公元25年建立东汉。东汉末年,中国又进入分裂战乱的三国时期。280年司马炎重新统一,建立晋朝(西晋)。此后不久胡人入侵,在北方先后建立十六国的割据政权,与南方的东晋并存。420年东晋灭亡后,由刘裕建立南朝宋,北方则由北魏于439年统一,中国进入长达170余年的南北朝对立局面。
581年,隋文帝杨坚建立隋朝,589年灭陈后,重新统一中国,结束逾270年的分裂局面。618年隋末农民战争中唐高祖李渊建立唐朝,其子唐太宗李世民励精图治将唐朝带入全盛时期,史称“贞观之治”。之后唐朝经历唐高宗及武则天长达五十六年的统治,并在唐玄宗李隆基时期的“开元盛世”达至鼎盛。其后755年发生安史之乱后国势渐衰,藩镇割据形成,唐朝于907年灭亡。华夏民族经历过唐朝以后,国威远播,也自称或被称为唐人。唐朝灭亡之后,中国进入分裂动乱的五代十国割据时期,后晋向契丹割让燕云十六州后,中原失去北方燕山长城的屏障。960年,赵匡胤发动陈桥兵变,建立宋朝,北宋统一战争结束逾二百年的藩镇割据,中国局部统一,但宋朝因无法收复燕云十六州及河西走廊,一直先后受到契丹/辽、西夏、金和蒙古的威胁,宋朝由北宋时的守势,转为南宋的割地求和,1141年后南宋与金南北对峙。最终于1271年,蒙古人成吉思汗之孙忽必烈建立元朝,定都大都(今北京市)。1276年元朝并南宋,开启了“大中国”时代[56],奠定今中国版图。
1368年,朱元璋率军攻克元大都建立明朝。明朝在永乐帝时进入永乐盛世,期间郑和下西洋,明朝国力达至鼎盛,1449年发生土木之变,明朝转趋守势,改以修筑明长城以对抗蒙古诸部的威胁,北虏南倭的问题长期不能解决,与此同时西班牙帝国、葡萄牙帝国等欧洲国家逐渐崛起,并开始向外扩张,外国势力开始进入中国,并爆发战争与冲突,葡萄牙在澳门建立根据地,最终明朝于1644年被李自成所灭。同年清兵入关,建立清朝[b]。明朝遗臣在南方建立南明,但很快被清朝所灭。郑成功在台湾击败荷兰东印度公司殖民者,明郑触角扩及大员,荷属福尔摩沙解体。1683年清朝灭明郑,把原明郑领地纳入中国版图,统一全国。1689年在黑龙江与沙俄交战,其后签订尼布楚条约,首度确立现代边界。之后康熙帝、雍正帝和乾隆帝三朝皇帝开创康乾盛世。
近世史
1840年,鸦片战争打开了中国的大门[60]:503,标志着中国近代史的开端[61]:54[62]:3。此后清政府在多场对外战争中战败,被迫同列强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赔偿巨额白银,并割让香港给英国,承认澳门归属葡萄牙,割让台澎给日本,以及割让东北、西北大片领土给沙俄。而中国内部也发生民变,其中太平军在1851至1872年间,攻克过城市六百余座[63]。清政府曾开展了洋务运动、戊戌变法、清末新政等运动试图自救。
1911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首义于武汉武昌爆发,随后革命迅速蔓延,众多省份宣布独立。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宣告成立。1912年2月12日,清朝末代皇帝溥仪下诏退位,至此,中国长达2132年的君主专制正式结束[64]:55[65]:98。建国初期,中华民国政府由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军阀掌权,史称北洋政府。1919年,北洋政府在一战后的巴黎和会上未能捍卫国家利益引发五四运动。1919年10月10日,中华革命党改组为中国国民党。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1924年,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开始合作,1926年发动国民革命军北伐。1927年,国民党清党,中共开始进行“工农武装割据”。1928年,国民政府形式上完成了中国统一,但旋即又陷入与中共、军阀和日本帝国的冲突之中[66]。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发生,中国抗日战争全面爆发。首都南京沦陷后,国民政府被迫西迁重庆。1945年日本投降,国民政府接管台湾与澎湖,并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之后,由于国共两党在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问题上分歧严重,第二次国共内战[c]爆发。1947年,国民大会通过《中华民国宪法》,国民政府改组为中华民国政府并开始行宪,中国国民党总裁蒋中正于翌年正式就任中华民国总统。中国共产党及部分民主党派拒绝承认该宪法和政府改组,国共内战仍然持续。1949年底,中华民国政府在内战失去对中国大陆的控制,迁至台北,形成两岸分治的局面。
1949年10月1日,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在第一代最高领导人毛泽东的领导下,建国初期进行了镇压反革命、抗美援朝和土地改革等三大运动,并通过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在全国范围内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然而,自1950年代末至1970年代末的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等连串激烈的政治运动,对中国大陆的经济文化造成了严重伤害。不过,在建国的前三十年间,中国大陆在苏联的大力帮助下仍初步建立了现代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体系,实现了两弹一星等科技成果。1971年10月25日,联合国决议“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组织中的合法权利问题”,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五个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之一。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进行改革开放,邓小平成为第二代最高领导人,随后中国大陆逐步建立“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经济制度,并通过大规模体制改革逐步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1989年,六四事件使中国大陆受到西方国家全面的经济封锁和武器禁运,陈云等保守派领导人趁机质疑反对改革开放政策。但1992年,邓小平南巡后中国重新开始经济改革,并正式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1997年7月1日,香港回归;1999年12月20日,澳门回归。2008年,中国成功举办了第二十九届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2009年,中国超过德国成为全球最大出口国。2010年,国民生产总值超过日本升至世界第二,同年,中国举办上海世博会。2022年,中国举办了第二十四届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当前,中国的综合国力已处于世界前列[67]。
地理
疆域
中国疆域自远古以来不断演进变化,经过了数千年的发展历程。大约在距今七千年到一万年以前,华夏部族活动于黄河中下游的广义中原地域,而周边则分布着东夷、百越、楚、西戎等先秦部族。夏、商、周以后王朝的疆域逐渐扩大至长江流域。秦朝把疆域扩张到珠江流域,统一汉地九州,奠定了中国核心地带的基础。两汉和西晋时期,中国王朝扩张至西域。唐朝由于文明昌盛、多国自降或来贡,使得版图向西和向北扩展,最远到达中亚、外兴安岭地带。经历五代十国的战乱,北宋的疆域已经大大缩小,失去燕云十六州及河西走廊。元朝时,中国第一次完全被外族统治,蒙古帝国统治疆域包括蒙古、西藏,以及新疆和西伯利亚部分地区,其疆土为中国历史上最大的时期,而后明朝中叶时的疆界又被蒙古压至明长城一带。清朝初期,中国疆域再次扩张,并控制了今蒙古国、新疆和西藏等地,但后来在清末政府积弱不振且屡受外国侵略的影响之下,失去了大片领土。中华民国大陆时期疆域数度变更,后期由于外蒙古独立,中国版图北面凹陷,变成现在的形状。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从2014年,开始在南海大规模填海造岛,拓展海洋疆域[68]。
地形
喜马拉雅构造期,印度板块与欧亚板块撞击,青藏高原隆起[69],形成了中国的地貌。中国地势西高东低,成阶梯状分布:西南部是“世界屋脊”,全球平均海拔最高的高原青藏高原,地势最高,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为第一阶梯;以昆仑山脉、祁连山脉、横断山脉为界,向东向北下降为一系列高原和盆地,平均海拔1000~2000米为第二阶梯;在大兴安岭、太行山、巫山、武陵山、雪峰山一线以东多为平原和丘陵,为第三阶梯。再向东为中国大陆架浅海区,也就是第四级阶梯,水深大都不足200米。[70]
中国山区广阔,山地、高原和丘陵约占全国土地总面积的三分之二;中国地理有四大高原,四大盆地和三大平原之说,依次为青藏高原、云贵高原、内蒙古高原和黄土高原;塔里木盆地、准噶尔盆地、柴达木盆地和四川盆地;东北平原、华北平原和长江中下游平原。另有大地形区东南丘陵。长江和黄河是中国最长的两条河流,其他主要河流有黑龙江、珠江、淮河等。塔里木河是中国最长的内流河。
物产
中国地大物博,拥有丰富的天然资源。中国水能资源居世界第一位,海洋资源开发潜力巨大,矿产资源数量丰富,品种齐全,其中在中国东北和山西有大量煤而江西省的钨藏量是世界第一,此外铁、铜和稀土等矿产也很多,除此之外,中国也有石油和天然气等资源。中国是世界上拥有野生动物种类最多的国家之一,几乎拥有北半球所有植被的类型[71]。
气候
中国气候在历史上分为“暖期”和“冷期”。在仰韶文化至河南安阳殷墟时代的二千年间,年平均温度比现在高2℃左右。此后,年平均温度有2~3℃的摆动。其中,寒冷时期出现在公元前1000年、公元400年、公元1200年和公元1700年左右,而汉唐两代则是比较温暖的时代[72]。气候的变异会导致干旱、涝害及蝗祸等自然灾害。灾害如果是严重并对国民生计带来持续影响,更有机会引发大规模农民起义,最终导致政权崩溃,外族亦会乘机入侵[73]。
由于中国南北方向跨纬度较大,达四十九度,冬季南北气温差别很大,最冷月均温摄氏零度等温线大致沿秦岭—淮河一线分布;漠河镇与海口市的一月平均气温相差接近摄氏五十度。夏季,除青藏高原等地区外,各地七月平均气温大多在摄氏二十度以上。中国冬季气温最低的地方在黑龙江的漠河镇,一月平均气温为摄氏负三十点六度,极端最低气温摄氏负五十二点三度;气温最高的地方在西沙群岛附近,一月平均气温为摄氏二十二点九度。中国夏季温度最高的地方是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的吐鲁番,七月平均气温为摄氏三十三度,极端最高气温摄氏四十九点六度。
政治
政治制度
原始社会以氏族部落构成,后来逐渐出现社稷政权。尧、舜、禹时代采用禅让制继承统治权。禹的儿子启建立的夏朝,是中国第一个世袭王朝。后被商推翻,商又被周推翻。夏商周都采用分封制,诸侯贵族的权力很大。周王朝丧失统治权以后,中国进入了诸侯混战的春秋战国时期。春秋战国时代,是中国历史上的大变革时期,各诸侯国为了图存自强,先后进行了政治和经济的改革,中国史书称之为“变法”。其中,管仲、子产是法制的先驱。战国时期又有魏国李悝变法,楚国吴起变法,韩国申不害变法,赵国赵武灵王胡服骑射,齐国邹忌变法,燕国乐毅变法,秦国商鞅变法等。这些变法运动打击了贵族世袭势力,实行“军功授爵”和“唯才是举”,而商鞅变法是各国变法中最彻底的,为秦国统一中国奠定了基础。
前221年,嬴政统一中国建立秦朝,开创和奠定了“君主专制加中央集权”的政体,影响了中国整整二千多年[74]。自秦以后,中国主要采用宗法制、郡县制和中央集权制(各个朝代又有较多差别,如西汉的中央集权在很多时候并不是主流)。通常的情况是一个王朝在建立的初期可以励精图治,国家处于上升阶段。之后开始守成,社会矛盾逐渐积累。在王朝的末期,国家政治腐败,社会矛盾激化,最终通过大规模的战争结束旧王朝,建立异姓的新王朝。或者是大规模的外族入侵,导致旧王朝的覆灭。古代中国的政治是人治与维护君主权力的所谓“法治”并行。宗法制和政府中央集权强化统一的国家观念。“合久必分,分久必合”描述国家在统一和分裂的状态间不断循环的历史。
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国沦为列强的半殖民地,有识之士渴望改革中国千来以来的陈旧制度。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帝制,建立了共和制的中华民国。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严重对立导致第二次国共内战,中国共产党最终取得大陆地区的控制权,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社会主义制度;而中华民国政府撤退至台湾,实行资本主义制度。1978年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经济改革,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并成功的实现了经济快速发展,中华民国亦在1990年代先后实施解严、解除党禁报禁、实施总统直选等民主化改革,急速转型为多党制的自由民主政权。
行政区划
中国区划可以追溯到夏朝。《尚书》中的《夏书·禹贡》记载,大禹的时候,天下分为九州,分别为冀州、兖州、青州、徐州、扬州、荆州、梁州、雍州、豫州。到了商、周时期,实行分封制,各地由诸侯国统治。自秦朝至清朝,中国的地方行政区划制度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州、郡时代,隋唐五代宋辽金时期,道、路时代,元明清时期,行省时代[75]。在中国历史上,很多城市都曾经成为过中国的首都。公众认知度最高的“四大古都”是西安、南京、洛阳、北京,此外与开封、杭州、安阳、郑州、大同则并称为“九大古都”[76]。
军事
中国军事历史悠久,历史上不断有民变和起义,中原民族和周边的少数民族也有不断的冲突。中国历次王朝的更替大都是以大规模战争导致的,如商汤伐桀的鸣条之战、周武王伐商纣王的牧野之战、项羽伐秦的巨鹿之战、刘秀打败新莽建东汉的昆阳之战等。商王朝在灭亡时尚拥有30万正规军[d]和数以十万计的奴隶作战部队。[77]战国时,中国陆军人数更是高达三百至四百万人,占当时总人口的十分之一。中国历史上的数次统一也是通过战争实现的,如秦灭六国之战、唐朝统一战争、北宋统一战争等。中国的军事思想在先秦时期次数频繁、规模巨大的战争实践中逐渐形成。在先秦约三百年的时间里,记载有八百余次大大小小的战争及武力冲突[78]。春秋时期的《孙子兵法》是世界上最早的兵书之一[79], 在中国被奉为兵家经典 [80],与《司马法》、《吴子》、《尉缭子》、《六韬》、《三略》和《唐太宗李卫公问对》合称武经七书。另外还有战国时期的《孙膑兵法》、南北朝时期的《三十六计》、三国时期诸葛亮所著的《将苑》、明朝刘伯温所著的《百战奇略》[81],近代有毛泽东军事思想。此外,弩为中国重大军事发明,前三四二年,孙膑在马陵道战役大败魏军,为人类史上第一次大规模运用弩的战役。除了一些正常的军事途径外,中国古代亦有发生组织刺客暗杀敌人的事情,如战国时期的荆轲刺秦王。
明朝曾组建了一支强大的海军舰队。清政府和俄罗斯帝国之间因边境冲突,曾爆发雅克萨之战,康熙帝派遣彭春率领清军三千人围攻雅克萨,最终以俄军战败告终,并签定了中俄《尼布楚条约》,俄军撤出雅克萨,毁掉雅克萨城,划定中俄边界,整个外满洲归中国所有。以后中国的军事力量日渐衰弱,直至1940年前后,已无力抵抗入侵势力,这段时期中国和列强的战争几乎都以战败告终,直到1945年代表中国的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于第二次中日战争取得胜利,中国才取得了一场完整意义上的胜利。
在国共内战后,中国共产党取得中国大陆的统治权,中国国民党领导的中华民国政府撤退台湾,目前台湾海峡依然存在较高的战争风险。中华人民共和国参与的战争有:朝鲜战争、中印战争、越南战争及中越战争等。现时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一个已开发出核武器、化学武器、等离子体武器、高能量激光武器、次声波武器以及远程弹道导弹等高端武器技术的国家。1964年10月16日15时整,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颗原子弹在新疆罗布泊爆炸成功。1967年6月17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一颗氢弹在罗布泊沙漠上空成功引爆,其爆炸威力相当于广岛原爆的385倍,当量为五百万吨黄色炸药。其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再引爆过当量为一千万吨黄色炸药的氢弹。此后中华人民共和国为实现冷战时的相互保证毁灭军事战略思想,大量生产核武器,达致与假想敌的恐怖平衡。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宣称是五大有核国家中,拥有核武器数量最少的。199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签订了《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亦于1984年参加了《禁止生物武器公约》,于1997年批准了《禁止化学武器公约》。
外交
中国古代以中原为文明世界的中心,视周边地区为“化外之地”,称之为东夷、南蛮、西戎和北狄。但战国思想家惠施则认为空间无边无际,所以说到处都可以成为中心[82]。在中国周围存在着一个“中华文化圈”,周边国家历代向中国朝贡,直到清朝。历史上尼泊尔、朝鲜、琉球、安南(越南)、苏禄(菲律宾)、缅甸、南掌(老挝)、暹罗(泰国)是中国皇帝册封的八个属国及朝贡国。其中朝鲜[83]、安南[84]、琉球国最为典型。
为了抵御北方的游牧民族,中国在战国时期就开始修筑长城。汉初采用和亲政策,汉武帝时转为战略进攻,一度将匈奴赶到漠北。但连年征战造成国库空虚,汉朝又改为和亲政策,其间最著名的就是昭君出塞(前33年)。自西汉的张骞出使西域,中国和中亚的交流就非常频繁,中亚的汗血马深受汉朝皇帝青睐,同时中亚的一些作物如苜蓿等也被引进到中土。两千多年前的中国就以丝绸之路和中亚、欧洲相互交流商品,出口丝绸和茶叶等商品。从汉朝开始,朝鲜半岛和日本就和中国有贸易往来和交流。自东汉起,印度的佛教文化开始传播到中国,并最终在中国扎根,还经由中国传到朝鲜半岛和日本。
唐朝的繁荣时期,长安成为当时世界的最重要城市之一,宽容地接受世界各地而来的文化。新罗在唐王朝支持下统一朝鲜半岛,和中土的往来非常密切。日本曾多次派遣遣唐使到唐朝,全盘学习和接受大唐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诸方面,还仿制汉字,以为日本文字,其都城也仿造长安的样子打造;遣唐使中最著名的就是晁衡和吉备真备等人,其中晁衡和王维、李白等人是好友,王维为其回国饯行的时候还亲手写了一篇《送秘书晁监还日本并序》相赠;鉴真和尚也东渡日本,讲经说法,将佛教教义播撒到这个东瀛岛国。另外,阿拉伯商人在长安街头也经常可见,并且有人通过科举考试在大唐做官。大唐和史称天竺的印度交往也很频繁,唐僧玄奘法师历经艰险,过沙漠、翻山越岭,终于在印度取到真经,宣扬大乘佛法,成为众所仰慕的三藏法师,其故事后来还被改编成广为流传的《西游记》,为后世所称道。
宋朝时期,虽然中国版图内国家林立,战乱频仍,陆路交通不便,但是造船业和海上贸易发达,且罗盘针已经应用于航海,使得对外贸易超过历史水平。元代的疆域广阔,国力强盛,中国和欧洲国家以及伊儿汗国、钦察汗国等多个国家有广泛的交流。马可波罗是其中最著名的代表人物,他得到元世祖忽必烈的接见,在元朝都城大都做过官,见识过“会燃烧的黑色石头”(煤),回国途中还做过元朝赴伊儿汗国的赐婚使。明朝的郑和下西洋是航海史上的壮举,三宝太监郑和的宝船比哥伦布的远洋船结实、庞大得多,当时中国的国策是宣扬国威,而不是掠夺式的殖民,所以近有东南亚,远有东非索马里和阿拉伯半岛,众皆欢喜以待。自明朝开始,有许多天主教的传教士来到中国传教,其中就有利玛窦、汤若望、南怀仁等一大批传教士。
1842年清朝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战败,清朝的外交发生根本性改变。《中英南京条约》之后,清政府屡次被武力威迫割地赔款,签署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例如1844年中美《望厦条约》和中法《黄埔条约》、1858年的《天津条约》和《瑷珲条约》、1860年的《北京条约》、1885年的《中法新约》、1895年的《马关条约》、1896年的《中俄密约》等。甲午战争后列强眼见清廷势弱,便试图架空清政府,各自在中国境内划定其势力范围、抢占租借地。俄国划定长城以北的地区和新疆作其势力范围,英国划定长江流域,德国划定山东,日本划定福建,法国划定广东、广西和云南。另外,1905年的《朴次茅斯和约》(即《日俄讲和条约》)虽然是俄国和日本所签订的和约,但是日俄战争的主要战场却在中国东北,且该条约也涉及两国在中国东北利益和特权的划分,因而也算是一个涉及中国的不平等条约。1901年八国联军攻入北京后签定的《辛丑条约》,是清末中国和列强的最后一个主要的不平等条约,也是中国近代史上赔款数目最庞大(参见庚子赔款),主权丧失最严重的条约。
直至民国时期,中国作为一战战胜国,沙皇俄国决定将“庚子赔款”缓付五年。及至1924年5月底,苏联政府声明,庚子赔款是帝国主义列强强加给中国人民的不义赔款,苏联政府决定放弃沙俄剩余全部庚子赔款,提倡将放弃的赔款作为中国教育款项。而战败的德国和奥匈帝国亦终止了其赔款条约。对日抗战后期,中华民国国民政府才有能力废除自鸦片战争后所签订的大部分不平等条约。中华民国大陆时期内战不断,经常出现几个政府代表中国,没有一个统一的政府来积极发展外交关系。北洋政府时期各个派系的军阀都依仗不同的国家来对自己的地区加以控制,直到1928年东北易帜。1917年,中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并取得胜利。但在巴黎和会上,中国却不能获得公平的待遇,导致了五四运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中国的国际地位开始显著提高,战后成为联合国的创始国和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1971年退出联合国后,中华民国的国际空间受到限制,截至2019年10月仅剩15个邦交国。
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成立初期,实行“一边倒”策略,加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在冷战中对抗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1953年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1954年参加解决关于印度支那问题的日内瓦会议,派出周恩来领导的代表团。1955年,中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参加在印度尼西亚万隆举行的第一次亚非会议,即万隆会议,席间提出“求同存异”的方针。20世纪70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与美国、日本等非东方集团国家的关系逐渐恢复正常,并取代中华民国政府获得联合国的中国代表权,成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之一。七十年代末期,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首次访美。20世纪80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通过与英国和葡萄牙的谈判,用一国两制的方式,于1997年7月1日和1999年12月20日分别收回对香港和澳门的领土主权,并分别建立香港特别行政区和澳门特别行政区。八十年代改革开放以后,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西方关系一直较为融洽,但由于1989年的六四天安门等事件,西方对华进行经济和贸易制裁,其中军备禁运至今未能解除。
经济
经济规模
中国古代的经济重心转移的趋势是由北至南,并大体上可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远古至西晋末年,其中以三国孙吴时转变较大;第二阶段为东晋至北宋末年,其中以唐安史之乱划分为前后;第三阶段为南宋建立至鸦片战争,此时长江以南经济已完全超越黄河中下游[15]。
明清时期,中国社会仍是小农经济。明代中后期,传统手工业中,出现资本主义萌芽,但由于战乱并未能发展起来。清朝的本地生产总值曾在世界总额中占到将近三分之一。政府经济奉行重农抑商政策的同时,而西方世界则实现了工业革命,中国经济遂逐渐落后于西方。[85]。自一八四零年鸦片战争至一九七八年改革开放前,中国效仿西方发展工业的过程进行的并不顺畅,其间受到内外因素的多重干扰。中日甲午战争证明了清朝洋务运动的彻底失败;而中华民国经济利用国民政府北伐胜利后至抗日战争爆发前的短暂和平时期,得到了快速发展,被称为南京十年,但经济成果随着日本侵华而化作泡沫,并陷入长期恶性通货膨胀之中。
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建国初期仿效苏联模式,实行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建立起中国的计划经济体系,初步完成国家工业化。计划经济体系在经历初期高速发展后,其弊端日趋严重。1978年开始改革开放。自此,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开始了三十几年高速发展。至2010年代,中国已经成为美国之后的世界第二经济大国,而且明显有赶超美国之势。2013年,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提出的一带一路的经济合作概念,获得全球六十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响应,这些国家的总人口约四十四亿,经济总量约二十一万亿美元,分别占全世界的六十三和二十九个百份比[86]。中国大陆经济目前形成了环渤海经济圈、长三角经济圈、珠三角经济圈、西三角经济圈、海峡西岸经济区、香港经济区、澳门经济区等区域经济的格局。
2015年,大陆地区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国际汇率)为7,990美元(14,340国际元),香港为42,390美元(56,878国际元),澳门为69,309美元。大陆地区的第三产业在2012年首次超过第二产业,占国内生产总值最大比重。依照国际货币组织数据2018年大陆地区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9608美元,香港为48517美元,澳门为82388美元。2019年大陆地区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10098美元,香港为49334美元,澳门为81151美元。2021年大陆地区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12990美元,香港为49036美元,澳门为58004美元(因受新冠肺炎影响,2021年香港和澳门人均GDP有所降低。)
货币
中国货币历史悠久,早在新石器时代,一些类型的货币就通用。夏商时代,中国使用天然海贝作为货币。商代晚期墓中出土的铸造铜贝,是世界上现存最早的金属铸币[87]。而现存最早的中国古代银质钱币被发现于战国时期的楚国[88]。宋仁宗年间,已于四川产生交子、会子等纸币,到元代纸币的流通扩大到全国范围,称为钞。1935年,中国四大国有银行颁布法律通告,正式放弃银本位。[89]2020年,中国四家大型国有银行同时在深圳等城市对央行数字货币进行大规模测试,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表示数字货币将取代有800多年历史的纸币[90]。
文化
语言及文字
- 语言
中国的语言包括汉语族、藏语、维吾尔语、蒙语等,但中文常常指代汉语。中国的主要语言是汉语族,汉语在语言学上并不是一种语言,而是属于汉藏语系的语族,包括官话、吴语、粤语、闽语、客家话、赣语、湘语等,其中官话的人口较多和影响力较大,不同地方语言保存了不同时期的古汉语音素。普通话属于官话,是中国大陆的官方语言和教学语言,并由于推广普通话政策有高于其他汉语的地位,而粤语是香港和澳门的官方语言,中文在海外现在常常指普通话和粤语。各地汉语可能发生无法用言语互相沟通的情况,但中国文字(汉字)是不受语音影响(汉语的书面语高度统一,各地通用),故两千年来即使双方语言不同但仍可以文字沟通无需翻译,甚至越南、日本、韩国不通汉语的人也可以通过笔谈来交流。
- 文字
汉字是世界上最古老的三大文字系统中的一种[e],亦是唯一沿用至今的一种,是当今世界上使用人口最多的文字,也是当今世界上极少数不使用字母拼写的文字之一,汉字的历史可以追溯到6300年前的大汶口文化。汉字作为中华文化的主要载体,历经演化,早已逾越象形文字的阶段,汉字的字体依历史演进顺序包括甲骨文、金文(大篆)、小篆、隶书、草书、楷书、行书等。几千年来,中文的发音不断演化,不同地区的中国人的方言也有很大差异,但中文的书写符号汉字极少变化,这在很大程度上保证人们之间的交流,汉字对于维系一个统一的中国也起相当的作用。
甲骨文是中国已发现古代文字中时代最早、体系较为完整的文字。甲骨文主要指殷墟甲骨文,又称为“殷墟文字”、“殷契”,是殷商时代刻在龟甲兽骨上的文字。19世纪末年在殷代都城遗址(今河南安阳小屯)被发现,继承陶文的造字方法,是中国商代后期(前14~前11世纪)王室用于占卜记事而刻(或写)在龟甲和兽骨上的文字。殷商灭亡周朝兴起之后,甲骨文还延绵使用了一段时期。在中国,除了汉字以外,还有藏文、蒙文、满文、女书、维吾尔文等文字,以及一些消亡了的文字如西夏文、契丹文等。中国的书法有着两千多年的传统,文房四宝之一的毛笔有着丰富的表现力。历史上有许多著名的书法家及国画家。
识字率及教育
中国在虞舜时代已经建立学校[91],以后夏、商、周时代均有发展。古代中国官学体系最大规模的学府称为“国学”。虞之上庠,夏之东序,殷之瞽宗,周之辟雍,汉后之太学,隋后之国子监,皆为国学。先秦上古之大学,一般贵族子弟才能入学;庶民子弟入读的学校则称为小学,如舜帝时之下庠、夏朝之西序、商朝之左学、周朝之虞庠。到了秦汉,周室封建制度瓦解,汉代建立太学以后,闾左子弟方可入读。在国学以外,有各式规模较小“乡学”、府学、县学。周代乡校为诸侯设置,当时不但是学习的地方,还是人们闲时聚会、交谈的场所,交谈内容包括议论国家政事得失。汉代时,地方官员亦会设置乡校。唐代韩愈被贬潮州时曾在当地设置乡校。自汉代独尊儒术后,中国一直以儒学为正统学问教育。
在官学体系以外另设私学,书院、义学、社学、私塾、蒙学等均属私学体系。书院是古代中国的另一种教育系统。中国最早的官办书院为唐代开元六年(718年)唐玄宗所创设的丽正脩书院。宋代书院的兴起是始于范仲淹执掌南都府学[92][93][94],特别是庆历新政之后,在北宋盛极一时。这时候出现了四大书院的说法。到了南宋更盛,各延大儒主持,成为理学书院。元代时书院制度更为兴盛,专讲程朱之学,并供祀两宋理学家。明初书院转衰,直到王阳明出,书院再度兴盛。随后书院因批评时政,遭当道之忌,明世宗、张居正皆曾毁书院;尤其是东林书院事件,魏忠贤尽毁天下书院,书院乃大没落。清初对书院加以监管,至雍正十一年(1733年),才改采鼓励态度,正式明令各省建书院,书院渐兴;惟不分官立私立,皆受政府监督,不复宋元时的讲学自由。直到庚子后新政,庚子诏令将全国书院改制为新式学堂,书院制度瓦解。
清末中国颁布壬寅学制,并取消科举制度,中国教育由儒学为主体的教育转入近代新式学科教育。1922年北洋政府颁布壬戌学制,建立起现代教育制度。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起初实行苏联共产主义教育,改革开放后重新审视并进行改革。八十年代后,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小学教育普遍采用九年制义务教育制度,规定学龄儿童均要接受小学和初中教育,目前还在深圳、珠海、浙江、福州、唐山、山东部分地区采用十二年制小学到高中免费教育体制。政策还规定应当免除一切学费和杂费。中国高等教育包括普通高等教育和成人高等教育,实行高考制度来选拔学生进入大学本科或者高职高专就读,如果因高考发挥欠佳升至高职高专的学生,可在高职高专三年级当年参加专升本考试可转入大学本科就读,但不同于高考和考研,专升本仅限一次机会,另外实行考研制度选拔大学本科毕业生攻读硕士和博士研究生。
文学及书籍
中国文学从先秦始,通过诗经、楚辞、汉赋、晋书、唐诗、宋词、元曲,以及明清章回小说、民国杂文、共产文学、网络文章等持续发扬。“文学”一词最早见于《论语·先进篇》。经史子集是传统中国的学问。东晋李充正式确定甲乙丙丁即经史子集次序,但尚未直接用经史子集之名。唐初编成《隋书·经籍志》,这是正式以经史子集为类名的四部分类法中现存的第—部目录。它分经史子集4部,下分40细类,经史子集各部书籍六万九千五百七十余卷,译本书千三百二十余册,释藏七千零八卷,书画图象等约二百余种。其外又有艺术志、道书志、书志、画志、通为八目。
自古以来,中国文学包含了著政治,许多的作品均以现实生活为主题。从政者也有著作不少的文学作品,与中国的政治有着密切的关系。故此,自宋以后,文学多出自官僚之手,是中国文学的一大特色。中国文学一向以韵文为主流,有不少以描写景物及抒情为主题的诗歌,相比之下叙事作品于中国文学并不发达。然而有不少叙事作品,如《诗经·公刘》、《孔雀东南飞》,及《木兰辞》等却是难得著名作品。中国散文文学最初兴盛于唐代。唐代散文的题材,除了一些例外,许多作品并非纯创作而是取材于现实,这个传统一直维持到现代。
神话史诗
中国神话一般指的是关于上古传说、历史、宗教和仪式的集合体,通常它会通过口述、寓言、小说、仪式、舞蹈或戏曲等各种方式在上古社会中流传。某方面而言,上古神话会被假定是历史真实的一部分,关于中国神话的最初文字记载可以在《山海经》、《水经注》、《尚书》、《史记》、《礼记》、《楚辞》、《吕氏春秋》、《国语》、《左传》、《淮南子》等古老典籍中发现。
由于中国民族众多,每个民族都各自至少有一部神话史诗,如少数民族的三大英雄史诗《格萨尔》、《江格尔》、《玛纳斯》。诸如南方20个民族共有30多部创世史诗,仅云南16个民族就有20多部创世史诗。
不同民族间的神话史诗内容不同,样式、文学特点也会不同,如汉族神话史诗多书面记载,文献典籍丰富,而众多少数民族多口头流传,且内容篇幅多于汉族。并且也受地域的影响,中国北方民族多流传英雄史诗,南方多流行创世史诗[参 1]。
哲学思想
古代中国在春秋战国时期,出现过百家争鸣,思想文化飞跃发展的局面,涌现出老子、庄子、孔子、荀子、墨子、韩非子等众多思想家。古代中国文化自西汉尤其是宋以后,以道家文化、儒家文化等为主体,并含有阴阳、五行等观念。中国文化自成一体,有较大的独立性和稳定性。但在发展的过程中也不断吸收和借鉴其他文化的精华,比如历史上源自古印度的佛教文化就深深地影响中国。
春秋战国之时,思想进步,人文理性精神焕发,上古嬗变而来之宗教观念革新。季梁曰:“民,神之主也,是以圣人先成民而后致力于神。”神为人创,民为神主,则前古神秘观念渐消。上古“上帝”之概念渐由自然之“天”取代,天为道德民意之化身,这构成儒教信仰的一个基础。儒教以孔子为至圣先师,以昊天上帝为至上神,上帝给人类指派君和师,让他们来教化、治理上帝的子民。“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师,惟曰其助上帝,宠之四方。”[95]传统的儒家典籍有三类,孔子所定谓之经,弟子所释谓之传,或谓之记。汉武帝“独尊儒术”把儒家立为国教,并设立五经博士,五经成为国家法典,开启春秋决狱的时代。熹平四年,汉灵帝乃诏诸儒正定五经,共刻《易经》、《论语》、《尚书》、《春秋》、《公羊》、《鲁诗》、《仪礼》七经于石碑,为古文、篆、隶三体书法以相参检,树之学门,使天下咸取则焉。隋唐时代,儒家思想法典化,中华法系形成并覆盖汉文化圈。中国在儒家礼教思想的影响下,以四书五经为基础形成冠昏丧祭的习俗,以及衣冠制度, 冠礼、婚礼、丧礼、祭礼等。五四运动后,一部分中国人接受了马克思唯物主义辩证法,并对各种宗教信仰以唯心主义的理由加以否定,他们是无神论者,并在此基础上产生了毛泽东思想。
中华文化虽然孕育了诸子百家(道家、儒家、法家、墨家、杂家、纵横家、阴阳家、小说家、名家、农家等),但主要哲学流派为儒、道、释,且三派间相互影响深远。有人认为中国文化以儒道释三家之说为总本﹐而又以道家为中心﹐儒家为主干﹐佛学为相互配合。中国人的宇宙观方面以易经与老庄为代表﹐伦理社会观是以礼记孔孟之说为代表﹐佛家则以宣扬因果轮回、众缘唯心的道理与儒道互相辅助而成[96]。
儒家思想是以“孔孟之道”为源头,在中国文化发展史上源远流长,对中国人的普遍伦理道德,对中国文化的价值和价值优先观念都有着深刻的影响。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一种集体潜意识。儒家的价值观影响古代中国大多数公开场合是以儒家的价值观作为优先的标准。因此可以说儒家的价值取向在总体上代表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价值优先观[参 2]。儒家注重自身修养并讲求伦理道德,其中心思想乃“仁义”,也就是人与人之间应注重和谐的关系[97]。人际关系以五伦为规范。儒家政治思想是“仁政”、“王道”以及“礼制”,其理想是“大同”、“大一统”,其政治学主要阐述君臣关系、官民关系。孔子“君事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孟子“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荀子“从道不从君,从义不从父,人之大行也”,是儒家政治学的代表性主张。在现实政治的问题上,儒家要求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双方都要承担义务,从理论上说,被统治者有权利反抗不正常承担义务的统治者。儒家的理想,是成为专才和通才的结合[注 9]。大同社会是儒家思想大道之行的描述[98],也就是说,儒家思想的经济学,是为了人类理想社会而服务。儒家重义轻利,以义为本,以义导利。反对操纵市场,但认可“待价而沽”[注 10]。儒家重理,又提出格物致知。儒家重视科技及在物质上的实用,但同时注重全面的人格发展,反对把人变成物质的工具。儒家形而上学在以后的理学、心学中进行了展开[注 11]。儒家相当重视编修历史的悠久传统[参 3]。
道家思想是中国重要也是具有影响力的哲学思想之一[99]。道家,是道德家的简称[参 4]。道家起源有一说是有出于史官[注 12]。道家还有隐士一类的达观厌世者,他们驱使人们以“达观”来解决人生问题[参 4]。道家的理论奠定于《老子》(又名《道德经》),与《庄子》为主要思想典籍。道家崇尚自然相处之道,认人类社会中的难题之所以无法解决,皆是因为干预行为过多,故提倡行为上要以无所作为就可以达到无为养息。道家也向往著反璞归真的朴实社会,认为人类回归原来朴素、无知、无虑的境界,人类的纷争和烦恼即可真正的解脱[99]。老子在总体上倾向治国方面,在人生观上,老子主张“清虚自守,卑弱自持。”政治上提出“无为而治”,以无为而无不为[参 4]。道家由人生观和社会观扩展至宇宙论,提出“道”、“气”、“自然”等哲学概念。道既是生物之源,亦是生成万物之根本,亦是天地万物之本性,亦是人安身立命之根据,亦为治国安邦之根本方略[100]。道家强调“游心”,并推崇自由,道家强调“虚心”,并推崇自然。主张要联系性、心、情三者又有所区别。性是指人之先天之本性,;心是指人之内在精神,突出者为人之为人之主体性因素;情是指人之主观情感。有性、有心、有情,故而之为人。道家所追求的人生,即是自然、自在而自由的人生。道家对人之命运,持一种自然的无可奈何的态度。对于生死,持一种纯自然的态度。与(今之所谓)道教(传统中国并不区分“道家”与“道教”)之追求长生不老有所不同,老子首倡致虚守静,庄子则将致虚守静具体化为“心斋”与“坐忘”,并进而将致虚守静提升为本体论的高度,而标举“齐物”。
韩非子提倡的“学本黄老”,将“理”与“道”连结再一起,认为“道”是成为万物运行法则。吸取儒家仁义思想,与法家治理之数,产生道法共冶一炉,成为汉朝早期的黄老之治[参 5]。道家思想的核心是“道”,认为“道”是宇宙的本源,也是统治宇宙中一切运动的法则[注 13]。也就因为道家的社会哲学不以自己发展规格为主,而强调应对的智慧,因此利于人们修养生息的需求,故而让汉初的黄老之治有了实验的理论基础[参 7]。同时也安定中国士大夫失意于儒家本位的官场文化仍有发挥的舞台[参 7]。道家则自老庄玄虚之说,后来成为两晋大夫竞尚清谈,南朝宋文帝下旨令何彦德创立“玄学”。另外变化为方士神仙之术,自汉朝张道陵以符水禁咒之法成为“道教”之始[96]。
科学及技术
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吴国盛认为[101],中国的科学传统,与渊源于古希腊、古罗马的欧陆科学,以及伊斯兰世界的科学,是各自独立发展[102]。中国科学萌芽于先秦时期,受到当时的哲学家中注重逻辑思辩、认识论及几何学研究的墨家,以及重视辩论的名家所启蒙。汉代造纸术的普及提供了条件,使前人的科学思想知识及辩证,通过纸张保存了下来,后人得以前人的科学著作为蓝本作改良,或通过辩证后推翻,形成一套经验主义科学传统。至隋唐及宋朝时,中国的科学曾长时期高据世界领先地位。然而由于近代历史原因,许多古中国科学著作或失传或流失海外,均不利于中国科学史的发掘整理。科学著作的失传及流失,甚至令后世史家曾一度认为中国没有科学[103]。
古代中国为世界贡献诸多发明创造,包括:四大发明(造纸术、雕版印刷、指南针、火药)、地动仪、伞(现今所用,能张开收回的伞)、丝绸、瓷器、石油井、纸币、火柴、漆器、风筝、热气球、连弩及中国青铜器等等,而且在天文、数学、医药、机械、冶金、陶瓷、纺织、建筑等众多方面发展出独具特色的先进成果[原创研究?]。英国科学史家李约瑟所著《中国的科学与文明》和美国科学史家罗伯特·坦普尔所著的《中国的100个世界第一》中列举了中国领先于当时世界各国的多项创造发明。
中国在商朝就开始使用十进制系统。战国时的《甘石星经》中的《石氏星表》测定当时一百二十余颗恒星的位置,次于《巴比伦星表》,被认为是世上第二早的星表,有从公元前六一三年到一九一零年间共十三次的记录。现今举世公认的最早的太阳黑子纪事,就是载于《汉书·五行志》中的河平元年(即公元前二十八年)三月出现的太阳黑子。秦、汉时期的算经《九章算术》中,自由地引入负数,有了系统的分数运算方法。三国时期的刘徽在《九章算术注》中首先提出关于十进小数的概念。南朝刘宋的祖冲之将圆周率计算至3.1415926至3.1415927之间,并测算出一个回归年为365.24281481日,这比现今科学家测算的结果只差五十秒。隋朝数学发达,当时士人皆须学习简易九数,在国子监(大学)设有算学[f][104]。
宋代有先进的土木工程、航海术和冶金学方面的发明。沈括后继创立会圆术和隙积术最早明确地谈到磁针偏角,并发现了“石油”[105]。《梦溪笔谈》中还记载涉及力学、光学、磁学、声学等各个领域,明确指出化石是古代动物和植物的遗迹,并且根据化石推论古代的自然环境。元朝在天文历法方面比较发达,一二八零年郭守敬等人主持编订的《授时历》延用了四百多年[106]。明朝科技在航海方面的成就显著。明太宗时由于有郑和下西洋的海上活动,使得绘制海图以及罗盘运用的技术大为进步。清代有不少学者、匠师和科学家如黄履庄、黄履、孙玄球等对西方“奇器”有一定的研究和高度仿制,西方“奇器”在一定程度上亦推动中国的物理实验和机械制造的发展,由于清政府对天文历法的重视,民间的天文学研究也很活跃,主要代表人物有着有《晓庵新法》和《五星行度解》的王锡阐等[107]。
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西方科学传统及技术传入并主导了中国,在清末的洋务运动主张“中体西用”。以中国传统的思想、文化及制度为基础,引进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是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洋务运动的拥护者冯桂芬主张接受欧美思想为主的学术,提出“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的主张。中华民国时期的科技水平不断提高。一九四九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取得两弹一星的重大科技成果,改革开放以来中华人民共和国科技在航空航天、高速铁路、复合材料、电子技术、核技术、替代能源、生物工程学方面处于世界领先水平[108],但同时在绿色能源、发动机、精密制造、自动化等领域上与发达国家仍有差距。
航海术
中国东部面海,很早就出现有记载的海洋活动。东部沿海尤其以浙江、福建等江南省份的造船业最为发达。文献中的中国帆船可追溯至汉代的《南州异物志》。根据该书描述,汉代帆船设计四个风帆,并不直接迎风,而是横向且稍倾斜地面对迎风面。在献牲些微航速的条件下,能够使船只在逆风之下前进,无需像使用大量横帆的船只一样降帆。在帆的材质方面,则是使用竹竿加强的硬性篷帐。当时最大的船长达二十米,宽十米,可以容纳七百人的重量,或260吨以上的物件。至宋代几经改良,因地制宜地演变成多种不同的船身及帆具,构造及索具各异,帆船部件名称因各地方言而有别。十四世纪至十七世纪中期,中国帆船大量出现于整个东洋海域;十四世纪上半叶北非丹吉尔旅行家伊本·白图泰在其著作《游记》中,就有描写当时往来印度洋的中国船只。近年在泉州湾出土的宋代海船,长十一点四丈,宽三点三丈,以十二道隔梁分隔出十三个船舱,隔板厚达十至十二厘米,每道隔梁用三四块木板榫接而成,并与船肋骨紧密结合在一起,舱内采用水密舱壁。宋船曾采用榫接、铁钉加固、船板缝隙中填塞捻合物的办法,来保证船的坚固性和水密性,当时中国的造船技术已经相当成熟。[109]
南朝刘宋时期,中国海员掌握了从安息国(在今波斯湾地区)到斯诃条国(今斯里兰卡)的两万里海湾航路,开辟了近海航行性质的、直接通达波斯湾的“海上丝绸之路”。隋唐时期,中国海员的航海技术又有了进一步提高。贾耽记载的“广州通海夷道”中写到,从狮子国(今斯里兰卡)续航,循阿拉伯海东北岸驶达波斯湾的乌剌国(今奥波拉),仅需37天。北宋朱彧在宣和元年(1119)所著的《萍洲可谈》中说:“舟师识地理,夜则观星,昼则观日,阴晦则观指南针。”这是人类利用指南针进行海上导航的最早文献记载。[110]
明代早期1405年至1433年间,明成祖命郑和率领以二百四十多海船组成的船队七下西洋,足迹遍及东洋世界、印度次大陆、阿拉伯半岛、及东非马达加斯加北部水域,是当时世界上规模最大的远洋航海项目。郑和的船队拜访了三十余个西太平洋和印度洋的国家和地区。这段时期是在迪亚士发现好望角的七十年前及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的八十年前;是当时世界上规模最大的远航航海项目。郑和船队七次下西洋的总航程达到七万多海里,长度相当于地球圆周的三倍有余。
十八世纪后,中国民间所用的帆船多为戎克船,该类型帆船排水量小,船底设有多道防水舱,活跃于中国近海,用作贸易时运载货品之用。王冠倬的《中国古船图谱》为中国古船研究的整理性著作。
中医药
中国境内的民族医学和宗教医学有中医学、藏医学、蒙医、维医学等。其中,中医学是以汉医学为主体的传统医学,至今已有数千年的历史。根据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的定义,中医学是“以中医药理论与实践经验为主体,研究人类生命活动中健康与疾病转化规律及其预防、诊断、治疗、康复和保健的综合性科学”[111]。 中医理论来源于对医疗经验的总结及中国古代的阴阳五行思想,将人体看成是气、形、神的统一体,通过望闻问切四诊合参的方法,探求病因、病性、病位、分析病机及人体内五脏六腑、经络关节、气血津液的变化、判断邪正消长,进而得出病名,归纳出证型,以辨证论治原则,制定“汗、吐、下、和、温、清、补、消”等治法,使用中药、针灸、推拿、按摩、拔罐、气功、食疗等多种治疗手段,使人体达到阴阳调和而康复。中医治疗的积极面在于希望可以协助恢复人体的阴阳平衡,而消极面则是希望当必须使用药物来减缓疾病的恶化时,还能兼顾生命与生活的品质。此外,中医学的最终目标并不仅止于治病,更进一步是帮助人类达到如同在《黄帝内经》中所提出的真人、至人、圣人、贤人的境界。
传统的中医学思维模式与源于欧洲的现代科学并不相容,然而,当今之科学期刊已多有论文研究之,并试图用现代医学的角度分析中医中的部分现象和治疗机理。在现今世界的医疗体系中,中医学被归类为替代医学中的一支。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在定义“完整医药体系”这个概念时提到中医学:“NCCAM(美国国家补充与另类医学中心)把完整医药体系描述为涉及‘完整医药体系是与对抗疗法(常规)医学独立地或平行地演变的完整的理论和实践体系’。这些可能反映了独特的文化体系,比如中医学和印度的阿输吠陀医学。完整医药体系都有一些共同的元素,相信机体有自愈的能力,这种自愈可能涉及到了应用情绪、身体和精神的治疗方法。
人口
族群
中国民族自古就有华夷之分。华夏族自认为居于“中央之国”,称周边民族为“四夷”[112]。春秋时期的族群已经开始混合:齐国(与东夷混合)、楚国(南蛮混合)、秦国(西戎混合)、晋国(北狄混合)、燕国(北狄混合)[113]。秦汉时期进一步融合,形成了汉族。两晋南北朝时期“胡族”南下至中原建立政权,经北魏,初步发展为一个多元(佛教、景教正式进入)多民族的超前大国之雏形,往后、统一时代各朝君主基本是可汗兼任皇帝,领辖庞大的全中华,于汉族唐朝、契丹族辽朝等不断进展逐渐形成延续至今的地理及多民族概念。中国历史上曾多次发生民族交流,往往由于不同政权之间的争夺、时而国家分裂、最终又统一,循环不断。如秦汉与匈奴对西域黄河地带的争霸、南北朝、隋唐统一战争、辽宋夏金争霸,蒙古建元、满洲建清两朝统一中国等都是中国历史上的大融合。
辛亥革命推翻清朝统治以后,革命党在初期主张“排满”和独立成为单一的汉民族国家,立宪派则主张“合满”和建立包括五族在内的多民族国家[114],并为此与革命派展开过激烈论战,最后通过《中华民国宪法》建立一个各族平等的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对少数民族实行扶助政策,并设置了400多个民族自治区域。到了20世纪中期,维吾尔族历史学家翦伯赞针对中国和中华民族的问题,主张凡活动于今日中国境内的古代民族都算中国人;凡出现在中国历史上的民族,都是多民族国家的一个成员。[115]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官方的划分,中国目前有汉族、满族、维吾尔族、回族、蒙古族、壮族、藏族等56个民族,汉族是人数最多的民族。汉族广泛分布在全国各地,其中主要集中在东北、华北、华东、中南、甘陕以及云贵川渝等地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中国大陆(包括中国内地、香港、澳门)总人口为12.9533亿,其中汉族占91.59%。其他55个民族统称为“少数民族”。主要少数民族中藏族主要分布在西藏、青海、四川和云南等地;满族主要分布在东北,以及内地许多城市中;蒙古族主要分布在内蒙古自治区;维吾尔族主要分布在新疆;回族主要分布在宁夏;壮族主要分布在广西。其他各少数民族(如苗族、哈萨克族等)也分布在全国不同地方。
数量
中国人口在历史上一直占世界人口的较大比例。据估计,战国末期(前230年)各诸侯国人口总计有三千至三千五百万人。十九世纪上半叶清朝人口约占全世界人口的三分之一[116],目前中国人口约占全世界的五分之一,但新生儿数量仅占全世界的十分之一。因此,未来中国人口占全世界比重将显著下降。进入21世纪后,面对人口老化,计划生育政策从2011年“双独二胎”开放为“单独二胎”到2015年“全面放开二胎”。[117]到2021年8月20日“全面放开三胎”,一对夫妻可以生育三个子女,但出生人数仍持续下滑。
社会
阶级分野
古代中国与同时代不少文明一样属于专制社会,过往有着上千年时间的君主制历史,在这段悠长的时间里,中国人社会是围绕着一个中心运作的,那个就是皇帝,或“天子”。社会被分成士、农、工、商四个阶层,士即是学者和官员,由于他们帮皇帝治理国家而排在第一层,农即是农夫,中国以农立国而且有庞大人口,故解决吃饭问题最为重要,而农夫也是中国传统上最多人从事的职业,农田也往往由父传子,所以,农夫被排在第二层,工即工匠,他们负责制造瓷器和刀剑等用品,故是第三层,商即商人,古代中国没有重视商人对国家发展的作用,商人在古代社会更被人塑造狡诈阴险的形象,是最低的第四层,至于士兵由于很多都是临时由农民组成,中国传统社会也流行好男不当兵的思想,故即使是职业军人都无属于他们的社会阶层。古代中国社会等级森严,皇亲国戚最有权势,接下来是各级官员,然后是士大夫,最后是普通百姓。数千年的皇权统治使等级观念深入人心,官本位思想浓厚。读书人钻研儒家经典,参加科举考试,学而优则仕。古代皇权政府提倡三纲五常,这对于维系社会和谐稳定有正面的作用,但是也束缚了中国人的思想。
人伦关系
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以人伦来维系的社会,中国社会重视家庭、血缘关系。传统儒家重视孝道,中国古代社会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甚至到了过分的地步。
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舜不告而娶,为无后也。君子以为犹告也。
——孟子,《孟子》〈离娄〉上
表明没有告知父母就娶妻,也属于不孝的一种。在礼教盛行的年代,男女婚姻不是靠自由恋爱,而是要听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传统社会与同时期世界大部分地区一样,属于父权社会,妇女的地位并不高;而纳妾在古代中国上流社会中,更是普遍的现象。中国历史上只有一个女皇帝武则天,其余的皆为男性。
治安与法制
原始社会的社会关系比较简单,并没有法制,而是依靠习俗和惯例来施行[121]。中国奴隶制法律形成于夏,发展于商,完备于西周,瓦解于春秋[122]。战国时期魏国的李悝总结了各诸侯国立法经验,制定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初具体系的法典。商鞅变法为秦国统一中国打下了基础。汉朝刘邦废除秦朝的苛法严刑,颁布了约法三章:“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g]。中国法律之儒家化可以说是始于魏、晋,成于北魏、北齐,隋、唐采用后便成为中国法律的正统[123]。乾隆五年,《大清律例》颁行,是中国传统法典的最后集大成之作。
中国职官从夏朝开始出现,中国的职官系统非常复杂,变化也比较多。国君是一国之主,是国家的最高统治者,是最大的官;宰相是国君之下最高的行政长官。吏治是中国政治的特色。中国的贪污问题比发达国家严重。中国共产主义经济学家王亚南曾说:“中国一部二十四史,其实是一部贪污史”[124]。
古代中国差役是古代役法的一种,军户、民户、匠户三大类,分别服兵役、徭役、工役,差役即为徭役的一种,另外细分“里甲”、“均徭”、“杂泛”三种。差役是按丁田或丁粮轮差,均徭则是以丁为主,服务于官府内的经常性差事,均瑶又分力差与银差,力差多由富户应役,名目多为皂隶、狱卒、门子、马伕、驿馆夫,由应役人亲身应役,明后期准自募人代役,银差多为贫户应役缴纳,以平衡负担,名目为岁贡、马匹、草料、工食、材薪、膳夫折价,加上里甲差役的民壮、巡警防火的总甲,构成整个明代衙门主要的工作及人员的工食费用。清代因摊丁入亩,已经将徭役部分折银收入赋中,原是该地方经费及劳动支出,却变成中央税收,仅发工食费,靠常例规费生活,与明代有很大的不同。
艺术
中国艺术包括中国传统的各种工艺(如陶瓷、玉器)、美术(如书法、国画)、音乐(如古琴、古筝)、表演艺术(如舞蹈、戏曲)等。
音乐及表演艺术
中国传统音乐是在中原音乐、四域音乐和外国音乐的交流融合中形成发展起来的,包括民间音乐、文人音乐、宗教音乐、宫廷音乐等类别。中国传统音乐有鲜明的特色。常用的乐器有筝、琴、箫等,音律以宫、商、角、徵、羽五音为基础。中国新石器时代出现的骨笛,是目前已知世界上最早的管乐器。中国传统舞蹈有着悠久的历史,体现中国的传统文化和美学,而且和武术、杂技、戏曲有着密切关系。戏曲是中国传统的舞台艺术,综合唱念做打等多种表演方式,包括京剧、豫剧、河北梆子、秦腔、评剧、粤剧、越剧、昆曲、黄梅戏、潮剧、晋剧、花鼓戏等多个剧种。
书法
中国书法是汉字的书写艺术,属于视觉艺术[125]。许多书法作品是以书信、诗词手稿、碑文、墓志铭、牌匾、屏风、室内装饰品等形式存在的。中国书法与中国绘画、篆刻、舞蹈、音乐等艺术形式相互影响。[126]
绘画及工艺
中国绘画艺术的代表是国画,主要是用毛笔、软笔或手指,用墨和国画颜色在帛或宣纸上作画。中国画按照内容可分为花鸟画、山水画及人物画;按照技巧可分为工笔画、写意画、重彩画、水墨画、白描画、壁画、内画;按照艺术层次可分为具象国画和抽象国画等。中国画擅长写意,其重在神似不重形似,强调观察总结不强调现场临摹,运用散点透视法不用焦点透视法,重视意境不重视场景。
建筑
中国传统建筑具有其独特构造体系,且对汉字文化圈国家有深远影响[127],传统建筑以木材和砖为材料,且会降低建筑高度[128],著名建筑有故宫、天坛、颐和园佛香阁、长城等[128]。这类屋顶设计有厚重的屋檐,四边会略微向上弯曲形成斗栱[128]。另外建筑还经常以不同的彩瓷装饰,包括彩砖、玻化砖、镶嵌、铃铛等,并另行加上各式细节雕饰[128]。现存的中国传统建筑多是楼高数层的木结构,且多采用坡屋顶,建筑群体采用水平方向发展的院落方式组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建筑则开以始受现代主义影响的现代建筑为主,直到1980年后才恢复多样化设计,这类建筑有东方明珠广播电视塔、国家体育场、上海环球金融中心、国际金融中心、广州塔等[129]。
城市规划
中国古城邑在规划上,很早便有在水利、交通运输、排水、防灾、工业配套、军事防御等范筹上的考量,对于世界城市规划史发展有显著的影响。 对于古代城市的选址,《管子》一书中就反对商周以来用占卜确定营邑的方法,说“凡立国都,非于大山之下,必于广川之上,高毋近旱而水用足,下毋近水而沟防省”,意思是建设城市要选择依山傍水的地形,以免受旱涝之害,节省开渠引水和筑堤防涝的费用,是中国早期有关城市规划的描述。中国许多古城的选址,如杭州、苏州、北京、南京、西安、洛阳、开封,都是经过周详的考虑。
基础建设
据考古发掘分析,中国石器时代的桥梁为木梁桥。随着铁器时代的来临,加工大型石料成为可能,石材成为主要的建筑材料。其中,王莽时期修建的灞桥,以石为墩,以木为梁,是石木结合的代表作。石拱桥的出现使中国古代桥梁进入了一个新纪元。建于隋朝的赵州桥制作精良,结构独创,其石拱桥跨径纪录,直到1959年湖南黄虎港桥的建成才被打破。而卢沟桥和双龙桥都属于厚墩联拱石拱桥。与厚墩联拱相对应的是薄墩联拱石拱桥,多见于南方软基水网地区,其中最著名的是建于唐朝的苏州宝带桥。而最著名的竹索桥是四川省都江堰安澜桥,是以竹蔑为索材的吊桥。而中国最著名的铁索吊桥是四川省甘孜的泸定桥。中国古代的造桥技术,特别是石拱桥的建造技术,为现代桥梁建设奠定了良好的基础。[131]
目前中国有超过100万座公路和铁路桥梁,近十年来,平均以每年2.7万座的速度增长。同时,中国桥梁不断刷新世界桥梁纪录,创造了众多“第一”和“之最”(参见世界大桥列表、世界悬索桥列表、世界斜拉桥列表、世界拱桥列表、世界最高桥梁列表 (桥面高度)、世界最高桥梁列表 (结构高度))。不过中国桥梁建设取得的许多“第一”,多集中在跨径、塔高等指标上,在桥梁工程技术的基础理论研究、结构的耐久性和安全性、成套施工技术等方面,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一定距离。[132]
日常生活
居住环境
由于中国疆域辽阔,民族众多,各地的地理条件和生活方式都不相同,因此,各地人居住的房屋的样式和风格也不相同。中国古代的园林建筑,追求人工模仿的自然形式,“虽由人作,宛若天成”。 在中国的民居中,最有特点的是北京四合院、西北黄土高原的窑洞、安徽的古民居、福建和广东等地的客家土楼和蒙古的蒙古包。
方形建筑为中式住宅的普遍类型。四合院的格局为一个院子四面建有房屋,通常由正房、东西厢房和倒座房组成,从四面将庭院合围在中间,故名四合院。四合院就是三合院前面有加门房的屋舍来封闭。若呈“口”字形的称为一进院落;“日”字形的称为二进院落;“目”字形的称为三进院落。一般而言,大宅院中,第一进为门屋,第二进是厅堂,第三进或后进为私室或闺房,是妇女或眷属的活动空间。四合院在中国至少有三千多年的历史,在中国各地有多种类型,其中以北京四合院为典型。四合院通常为大家庭所居住,提供了对外界比较隐密的庭院空间。三合院为中国传统古厝的基本形制。三合院一般由北面正房(正身)和东西厢房(护龙)组成。由于房屋坐落于三个方向,故名三合院。正厅为祭祀与接待宾客之处,左房是户长居室,右房是长辈居室;左护龙为长子所住,右护龙为次子所住;若中人丁旺盛,则于左右护龙外,再加盖“外护”,屋舍高度则随正厅(房)、护龙依次下降。三合院是四合院的简化形式,通常是将四合院南房直接用院墙代替,大门也采用门楼样式。其它形式有一条龙、单伸手。
徽派建筑是中国建筑中的一支重要流派,是徽文化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徽派建筑主要流行于皖南徽州六县〔歙县,黟县,绩溪,婺源,祁门,休宁〕,以及旧时的严州地区(今浙江建德、桐庐等地),亦流行于赣北、皖南等徽语区(如江西浮梁、德兴安徽旌德、石台,等地)。马头墙是徽派建筑最重要的标志之一,徽州三雕和徽州壁画是最普遍的装饰物,有些雕刻作品和壁画如今也是相当珍贵的文物。徽州民居依靠着黄山,又有无数河流、小溪穿过。徽州民居一般都是小桥流水,曲径通幽,亭台楼阁,雕梁画栋,风格清新雅致,又不失奢华。徽州民居注重风水,强调与自然的统一,宏村的牛型设计更是享誉中外,至今来看也十分科学、精致。明清时期,徽商鼎盛,衣锦回乡后,将巨大的财富带回徽州各地,修建富丽堂皇的房屋、私家园林也便成了体现身份的方式之一,宏村等地有些房屋的墙壁甚至鎏以金粉,相当奢华。宏村有“民间故宫”一称,保存着大量的画作、楹联、木雕等精美物品,是研究徽文化重要的途径。著名的徽派建筑代表有,棠樾牌坊群,许国石坊,西递,宏村,南屏,呈坎,唐模,屯溪老街,等等。其中,西递、宏村于2000年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亦是首个民居类的世界遗产。如今,许多地方都仿建徽派建筑,由以安徽省内居多,北京、南京等地亦有。其中大部分并不是标准的徽派风格,只是将建筑加上一些徽派元素,如马头墙安放在屋顶,加之白墙黑瓦。
窑洞是一种民居建筑形式,是中国大陆黄土高原地区,例如陕西省和山西省的特色建筑。黄土高原比较缺乏木、石等建筑材料和烧砖、瓦所需的燃料,但有质地细密的黄土层。窑洞特别是土窑充分利用了这一情况。外部的土层有利于室内恒温和隔音。下面是实地的地板可以大量承重。易燃材料不多因而火灾不易传播。建筑的主要特点是顶上覆土,内部下面方型上面拱型。多数后面比前面稍窄,呈喇叭形。常见的单间窑洞宽约三点五米左右,高约三至四米,深约五至九米。前面有木结构、带门和格子窗的外壁。内部墙面上抹泥、熟石灰或掺石灰的泥,还可以贴纸和窗花进一步装饰。窑洞前的地面平整后,在周围围以土墙。土窑建筑直接在黄土形成的崖壁上挖孔形成居室。多数在内部加盖砖或石墙,以防止土层倒塌。福建省南部与西部常见此类型,最著名的栱圆形建筑是福建土楼。福建土楼总数约三千余座,主要分布地区包括龙岩市永定县和漳州市南靖县、诏安县、平和县、华安县。福建土楼是世界独一无二的山区大型夯土民居形式,产生于宋元两代,成熟于明末、清代和民国时期。
中国疍家人是以船为家的渔民。由于他们生活在船艇上,士大夫则雅称之为“艇户”。
饮食
中国饮食讲究礼仪[133]。饮食文化受地域影响,历经数千年发展出多样的类别,并对食材、火候、刀工、和调味的技巧极为重视。今日最有影响者为“八大菜系”,包括川菜、粤菜、苏菜、鲁菜、闽菜、湘菜、徽菜和浙菜美食[134]。中国菜分成主食与副食[133],在烹调法和配料的使用极为广泛[135],同时强调传统中医学的食疗方法[136]。菜肴主要的食材有肉类(家禽、牛肉、猪肉、羊肉等)、蔬菜、水果和大豆等,常用的辛香料有韭葱、姜、蒜,另外会搭配花生油、芝麻油、腊肉、醋、黄酒、肉汁等[137]。现今中国最受欢迎的肉类为猪肉,约占全国肉类总消费量的4分之3[138]。
一般来说,靠近海洋、气候温暖的南方地区民众主要以稻米为主食、并搭配海鲜和蔬菜菜肴,北方干燥地区的民众则以小麦制成的面点和面条为主食。过去民众饮食主要是简单的米粮和蔬菜,肉类则预留给特殊场合,平日以豆腐、豆浆等豆制品补充蛋白质[139]。部分饮食则受到宗教影响,发展出佛教徒的素斋和穆斯林的清真菜[140]。另外还有许多从中国菜延伸出来的分支,包括香港的饮食文化,及由中国移民发展的美式中国菜,而流行的菜肴有宫保鸡丁、锅贴、麻婆豆腐等[141]。中国被认为是茶的原产地,很早之前便发展出种植茶树与发酵的方法;并结合文化个性开发出饮用中国茶的方法[137][142]。
中国饮食文化具有极高艺术和文化价值,强调饮食精致、审美享受、情感交流与讲究礼节[143],与西洋世界的饮食文化不同,中国主要餐具为筷子;历史上不少东洋世界国家同样以筷子为餐具,为一文化特色。[137]
中国是茶的故乡,中国茶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几千年来中国不但积累大量关于茶叶种植、生产的物质文化、更积累丰富的有关茶的精神文化。中国是造酒的古国。在龙山文化时期出现自然发酵的果酒;后来发展将谷物糖化再酒化的技术;先秦时期出现曲法酿酒;汉代以后发展制曲技术;东汉引进葡萄酒;宋代出现药酒;元代、明代出现从阿拉伯传入的蒸馏法酿制的烧酒。中国酒文化源远流长。酒不但用于祭祀、会盟、祝捷等公务活动,还用于民间的喜丧礼仪、欢聚迎送等场合。中国酒文化和诗歌、戏曲也有着丰富的联系。中国菜已经历数千年的发展历史。它由历代宫廷菜、官府菜以及不同的风味的地方菜系所组成,分为八大菜系。中国菜选料范围广泛,制作精细,品类繁多,注重色香味的统一和调料的使用,体现精湛的烹饪技艺和丰富的文化内涵。中国菜的食物大多加工成小块宜食的尺寸,固体食物使用筷子进食。
传统服饰
中国服饰为华夏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服饰在几千年的时间中通过历代中原王朝对周礼服制传袭下来,在儒教礼典中也不断适应时代的需要而产生朝代特色的常服。不同朝代的常服则不尽相同,各朝代往往对各个等级允许的颜色、式样有细致规定,朝代特征较明显[144]。中国每个民族往往有自己独特的民族服饰,历史上不同朝代的常服则不尽相同,对不同身份不同客层阶级的人在衣装方面也有细致的规定,如唐装、藏袍、蒙古袍、汉服、旗袍、中山装等[145]。
距今七千年前的河姆渡文化和距今六千年前的仰韶文化等古文化遗址中,都发现了原始的织布工具和织物残片遗存。夏商周时期服饰的典型特征有交领、右衽、系带等。商代的织物颜色,以暖色为多,尤其以黄、红为主,间有棕色和褐色,但并不等于不存在蓝、绿等冷色。只是以朱砂和石黄制成的红黄二色,比其他颜色更鲜艳,渗透力也较强,所以经久不变并一直保存至今。周代服饰大致沿袭商代的服制,只是略有变化。衣服的样式比商代略宽松。春秋战国时期,服饰大致沿袭西周的服制,只是略有变化。百家学说对服饰的完善有着一定的影响。冠服制被纳入了“礼治”的范围,成了礼仪的表现形式,从此中国的衣冠服制更加详备。
秦汉服装基本沿袭战国时期,仍然以衣裳、深衣、襜褕为主,袍按裁剪方式大致分为曲裾、直裾两种,都是男女均可穿着。武士则着短衣小袖大绔。[146]汉代窄袖紧身的绕襟深衣,衣服几经转折,绕至臀部,然后用绸带系束,衣上还绘有精美华丽的纹样。衣袖有宽窄两式,袖口大多镶边。衣领部分通常用交领,领口很低。如穿几件衣服,每层领子必露于外,最多的达三层以上,现代称“三重衣”。魏晋南北朝时期,服装基本承袭秦汉的遗俗。男子的服装流行大袖翩翩的衫子。直到南朝时期,这种衫子仍为各阶层男子所爱好,成为一时的风尚。裤褶是游牧民族的传统服装,基本款式为上身穿齐膝大袖衣,下身穿肥管裤。这种服装的面料,常用较粗厚的毛布来制作。穿裤和短上襦,合称襦裤,但封建贵族必须在襦裤外加穿袍裳,只有骑马者、厮徒等从事劳动的人为了行动方便,才直接把裤露在外面。封建贵族是不得穿短衣和裤外出的。到了晋代这种习惯才有所改变。南北朝的裤有大口裤和小口裤,以大口裤为时髦,穿大口裤行动不便,故用锦带将裤管缚住,有、又称缚裤。
隋唐妇女的常服仍然是襦裙。在隋代及初唐时期,妇女的短襦都用小袖,下着紧身长裙,裙腰高系,一般都在腰部以上,有的甚至系在腋下,并以丝带系扎;唐代男子常服,以幞头袍衫为尚,幞头又称袱头,是在汉魏幅巾基础上形成的一种首服。唐代官吏,除穿圆领窄袖袍衫之外,在一些重要场合,如祭祀典礼时仍穿礼服。唐代初期至中期还流行漠北的君主制国家霍尔回鹘人的胡服。五代时期服饰基本筵沿袭了唐朝服饰。宋代女服基本式样有两种:大襟右衽交领和对襟;宋代男服沿袭了大襟右衽交领和圆领这两种传统服饰式样。辽代服装以长袍为主,男女皆然,上下同制。金代男子的常服,通常由四个部分组成,即头裹皂罗巾、身穿盘领衣、腰系吐骼带、脚著乌皮鞋,多用环境色,具有游牧民族的装饰特点。元代的服饰有腰线袄。明代妇女的服装以袄裙为主,与前代襦裙的主要差异在于上衣并不束在裙子内。明代男子服饰基本沿袭了大襟右衽交领和圆领这两种传统服饰式样,但又有元代服饰特点,发展出曳撒等特色服饰。明代开始于显眼处使用纽扣,在部分常服及军服中使用较多,礼服、官服则仍然沿用交领及盘领款式,不在显眼处用扣子。清军入关之后清朝统治者用武力推行剃发易服,结果导致明代男装及官服消失在清代的主流社会中,但在“十从十不从”的规范下,部分地区的女性、僧道、儿童等的服饰并未强制改变[147][148]。清代汉族妇女服饰变化方面较男服为少。后妃命妇,仍承明俗,以凤冠、霞帔作为礼服。普通妇女则穿披风、袄裙。披风是清代妇女的外套,作用与男褂相似,其制为对襟、大袖、下长及膝。披风之上,装有低领,点缀著各式珠宝。披风的里面,还有大襟、大袄小袄,小袄是妇女的贴身内衣,颜色大多用红、桃红、水红之类。妇女的下裳,多为裙子,颜色以红为贵。裙子的样式,初期尚保存着明代习俗,有凤尾裙及月华裙等。清末,在普通妇女中间,还流行穿裤。
节庆习俗
阴历,又称农历,是源于夏朝的汉族传统历法,在儒教“行夏之时”的影响下沿用四千多年[149],属于阴阳合历,以十二个朔望月为一年,二十四节气来反映季节变化,在东亚文化圈影响广泛,汉族根据夏历形成的祭享民俗构成民俗节日。中国的岁时、岁事、月令、时令在日本被称为“年中行事”或者“名节”,在韩国称为“岁时风俗”。江户时代斋藤月岑著有《东都岁事记》,朝鲜时代柳得恭著有《京都杂志(경도잡지)》(1800年前后)、金迈淳著《洌阳岁时记(열양세시기)》(1819年)、洪锡谟著《东国岁时记(동국세시기)》(1840年前后)。还有信奉佛教的藏族使用源自天竺的佛历,信奉伊斯兰教的回族、维吾尔族使用阿拉伯人的伊斯兰历,傣族则有傣族历法。
中国传统节日是华人随着季节、时间和物候转移,开展具有特定主题的风俗和纪念意义的社会活动日,并因应时地环境代代相传,反映华人累积的传统智慧和生活情趣以及人与自然、人际关系等,以华人四大节日最为有名。中华传统节日类型多样化,根据《通胜》的载录,年中最少有九个主要节日、二十四个节气和一百四十多个神诞。这些节日可分为农业耕作、宗教祭祀、人伦孝悌、驱瘟避邪四大类[150]。香港每年的公众假期共计十七天,其中的十二日被《雇佣条例》规定为法定假日[151]。澳门每年有十五个节日,共计二十日为公众假期,其中的十日被《劳动关系法》规定为强制性假日[152]。中国大陆少数民族习惯的节日,由各少数民族聚居地区的地方人民政府,按照各该民族习惯规定放假日期;全体公民放假的假日,如果适逢星期六、星期日,应当在工作日补假;部分公民放假的假日,如果适逢星期六、星期日,则不补假;中国大陆放假一天的节假日,如遇星期三则不调休。
康乐竞技
中国有不少传统游戏,可分为棋类、牌类、猜射等类型。古代中国发展出不少棋类游戏,如围棋就是起源于中国,中国古时有“弈”、“碁”[153]、“手谈”等多种称谓,属世界三大棋类之一。围棋是一种策略性棋类,使用格状棋盘及黑白二色棋子进行对弈。对弈双方在棋盘网格的交叉点上交替放置黑色和白色的棋子。[154]落子完毕后,棋子不能移动。对弈过程中围地吃子,以所围“地”的大小决定胜负。围棋规则简单,但玩法千变万化,被认为是目前世界上最复杂的棋盘游戏之一。另外,灯谜亦是中国受欢迎的传统游戏。在中国习俗的活动上会称做猜灯谜,每年逢正月十五元宵节,会将灯谜结合赏花灯,变成许多人可共同参与的猜谜游戏。与一般的谜语相比,具有更严格的规则。方法是将谜语贴在灯上,多数谜语都是诗词,猜中谜语的人,有时可获得奖品。随着时代改变,现今的灯谜活动未必都将灯谜写在灯笼上。猜灯谜有时又说为<射灯谜>,因此多会在谜语之后看到:“射一个字,某某格”之类的提示。
此外,观看评书亦是中国传统的余暇节目之一,评书在湖北、粤广地区及闽南地区称为“讲古”,[155][156]在四川称为“讲书”,古称“说话”,是中国一种口头讲说的表演形式。评书在宋代开始流行。评书的语言载体一般是各地说书人自己的母语,因此也是方言文化的一部分。清末民初时,评书的表演为一人坐于桌后表演,道具有折扇和醒木,服装为长衫;至20世纪中叶,多不再用桌椅及折扇、醒木等道具,而以站立说演,服装也较不固定。
体育运动
中国在远古时期就出现蹴踘、射御、角抵、击剑、捶丸等运动。至唐尧、虞舜、夏、商、周五代,又出现剑术、拳术、投壶、弓矢、击壤。角抵,又称角力、摔跤或相扑。殷周时,角抵是军事训练的一种。周天子挑选出征的武士时,候选人须进行徒手的角力比赛。战国时,则成为一种表演性竞赛。至秦国时才明定成“角抵”,主要为观赏用。唐代皇宫中还有摔跤队表演,民间也流行相扑,更于此时传到日本。相扑形式上可分成两大类:一类是正式争胜负的比赛,具有打擂台的意味。这类有些由政府出面组织,有些是民间自发组织;一类则是在瓦社等游艺场所日常进行的表演性组织。蹴踘是现今足球运动的前身。捶丸则是类似高尔夫的运动,规则是以将球捶进洞最多的一方赢出。至隋唐之时,古代体育发展出诸如摔跤、拔河、秋千等新类型,其中最为兴盛的要数马球与足球这两种,此两者在唐代传到日本。宋真宗时,曾因相扑运动时有人受伤而下令禁绝。[157]明清之际中国体育活动仍有发展。然而,部分活动经过清末至民初一连串的战争,中国古代运动至今多已失传,然而如拔河、秋千等活动仍历久不衰,如角抵等竞技则为日本保存至今。[158]
中国武术俗称中国功夫,意即打斗技巧,它也被分成多个门派,由拳脚至运用刀剑等的技巧也有,中国人不单把武术作为打斗技巧同时也作为一种健体强身和养生的方法,现在中国武术也作为电影的主题。
宗教
中国上古存在上帝及祖先崇拜等原始宗教信仰,祭神祀祖自商朝为中国的国家宗教,祖先神是人们祈求上帝的媒介。[159]尧舜禹的臣子皋陶兴“五教”、定“五礼”、创“五刑”、立“九德”、亲“九族”。《尚书·皋陶谟》曰:“天秩有礼,自我五礼有庸哉”。中国人的信仰以儒教、祖先信仰、道教、佛教和各种中华民间信仰为主。由于道教、佛教吸收儒教思想以及相互的影响,在南北朝时期形成儒释道三教合一的中国宗教信仰传统,这些俱有中国特色的佛教不单深深影响中国,还通过交流而影响日本、韩国和越南等东亚国家。此外,中国还有伊斯兰教、天主教、基督教新教、东正教等,并有萨满教、东巴教、万物有灵信仰等本土地方宗教。佛教徒的构成中,包括信仰藏传佛教的藏族、蒙古族、珞巴族、门巴族、土族、裕固族,信仰南传佛教的傣族、布朗族、德昂族,以及信仰汉传佛教的汉族等。
中国远古原始先民已有其独特的神话,中国神话记载远古时世界因盘古开天辟地而出现,之后又有女娲造人和补天的神话,当中神话中的龙后来也成为中国皇帝以至是中国的像征。中国占星术将星宿划分为七曜或二十八宿等。除此之外,中国民间也流行有关十二生肖的神话。大多数中国神话主要发生在很古老的三皇五帝时代,其中主要由一本名叫《山海经》的书记载。
儒教的祭祀对象分为天神、人鬼和地祇。儒教百神,组成像人间官僚系统那样的等级体系。每个神的品级、爵位,一般说来,是由儒者规定的,并载入国家祀典。平素,它们依照规定,享受一方祭祀,如同诸侯的有封地和食邑;大祭时,则依品级配享、从祀于天坛之上。不入祀典的,被称为“淫祀”。[160]天子是上帝之子、是受天命,即奉天命治理天下。人间的帝王和朝代就是五方上帝轮流所感应而生的,因此也称为“感生帝”。祭祀的法则详细记载于儒教圣经《周礼》、《礼记》中,并有《礼记正义》、《大学衍义补》等经书解释。古代中国“神不歆非类,民不祀非族”,祭祀有严格的等级界限。天神地祇只能由天子祭祀,祭天的圣所是天坛。诸侯大夫可以祭祀山川。士庶人则只能祭祀自己的祖先和灶神。[161] 宗庙供奉祖先灵位。供奉和祭祀祖先的祠堂往往又被称为“家庙”或“祖堂”。
道教
道教是起源于中国的宗教。春秋时期(约公元前六世纪),老子创立道家,战国以后又产生神仙家,秦汉时期在道家和神仙家的基础上,吸收阴阳家、墨家、儒家诸家思想,先后兴起方仙道、黄老道,经过长期发展,到东汉,张道陵创立正一盟威道,正式形成道教。
萨满教
萨满信仰在中国的传统始于史前时代,满洲人的祖先女真人直到公元11世纪也保持着萨满信仰。萨满信仰清代以前便在中国东北盛行,并与满族的传统结合起来。萨满信仰(藏人称之为苯教)在西藏早期居于绝对优势地位,拥有参政、议政之权,其势力甚大、信徒甚众。在吐蕃军队出征的时候,也往往会有萨满巫师随军,通过巫术来提高吐蕃军队的士气。赤松德赞继位之后,为了加强王权,大力扶持佛教势力,将佛教确立为国教并打压苯教。赤松德赞这一政策遭到众多大臣的反抗,但都以失败告终。此后的数代赞普都延续了这一政策,赤德松赞和赤祖德赞在位期间,更是在政务九大臣之上设置“僧相”一职,将佛教僧侣地位置于世俗贵族之上。僧相强制推广藏传佛教,对苯教的打击则是变本加厉。这使不少苯教信众逃避到阿里、安多、康区等偏远地区。为了苯教生存,苯教全面佛教化,苯教供奉起了佛教的佛、菩萨、金刚、明王,改成红色黄色的袈裟,不再长发披肩,跟佛教比丘一样剃发,成为藏密佛教的一支,但保留了一些教义和仪式规则(例如朝塔时以反方向进行,一般佛教徒以顺时针方向进行),例如各派的活佛常常以转世灵童传承,苯教则是以宗教考试取得最高的法王、仁波切的地位。
原始萨满信仰与藏传佛教结合的这种宗教形式,在北元后期和清代被制度化,并定为国教。在中华民国推翻清朝统治之后的一个世纪里,萨满教几乎消声匿迹,但是现今仍然可在北京故宫里,仍然可以找到当年清朝皇族举行仪式的堂子,例如坤宁宫。
佛教
西汉末年,佛教由印度传入中国,汉朝成立后,有鉴于秦朝的法家思想并不能有效地帮助朝廷维持帝国的长久统治,继而以无为而治的黄老之道取代严管苛治的法家,汉武帝时,实行独尊儒术,自此儒家思想成为中国文化的主轴。两晋南北朝时,佛教兴起,并深受玄学影响。佛教在中国唐朝时发展最兴盛,因为当时有一名叫玄奘的僧人,原因是他感于当时传入中国的佛经翻译不善而有太多不明所以之处,故唐三藏亲自去天竺(印度)取佛经,他于古印度那烂陀寺钻研和翻译佛经,然后把这些成果带回中国,这就是有名的唐三藏取西经。
佛教对于中国习俗与其他宗教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具体表现在信三世。佛家认为,世间的万事万物都因缘和合而生,一切都在轮回之中。虽然现世作恶而得福得寿,但其业果若不报于现世而将报于来世[162]。因信三世六道,故信善恶定有果报,或报之自身体,或报之子孙,或报之来世。同时还引进了悔罪植福、延寿荐亡、修德禳灾、设供祈愿等观念[163][164][165][166]。
佛陀之学即为佛学,佛学以因果轮回为理论,以五戒十善法为规律,藉以出世解脱为佛家一主要思想﹐以万事无常转变生死痛苦为理论。以无我、缘生、苦空为方法﹐以证得无为自在为目的。强调需要出世与解脱,必须厌恶世间欲望,不断自我修练,解脱是在脱离人世痛苦为目的。在大乘佛教根本精神更进一步强调要舍己救世[96]。佛陀一生所教的内容主要就是知苦与灭苦。“四圣谛”学说是佛教教义的核心,就是苦缔、集谛、灭谛、道谛。“苦谛”是佛教认为人生在世,谁也免不了生老病死等诸多苦难。这些苦难不会因为人的死亡而结束,因为人死之后仍然会在六道中轮回不息,苦总是存在的,只是程度不同罢了。[参 8]佛教还认为,世间的万物都是变化不定的,没有永恒,这叫做无常。因为于无常败坏法起贪著,则将造成身心的炽燃大苦,因此说无常故苦。集谛是讲苦产生的原因。[参 9]佛教认为有情众生之所以会受苦,在于因无明而于六根触受起爱执,而导致后有生死的纯大苦聚集。佛教认为只要是在六道中轮回,就无法避免会受苦。要想从苦中真正的、彻底的解脱出来,只有脱离轮回这一个办法。[参 10]道谛为了脱离轮回,必须进行修行。佛陀给出的方法主要为戒、定、慧三学。依八正道,便可以达到涅槃,永远从轮回中解脱出来,证得阿罗汉[参 10]。
基督宗教
基督教传入中国的时间也比较早,唐代时景教传入,到明代时天主教传入中国,这些宗教传入后为适应中国社会而本土化,到清代,因罗马教廷废《利玛窦规矩》,禁止中国教徒祭天祀祖,雍正年间清政府禁止天主教在中国活动,1840年西方的坚船利炮打开中国的大门,大批传教士来到中国传教,并先后在大清帝国和中华民国开办一些教育、医疗等事业。十九世纪晚期基督宗教在华推行本色运动。当年教会常被指为西方列强入侵中国的工具,因此教堂和西方传教士成为攻击目标。教会觉得应该结合中国文化传道,摆脱与西方传教士的从属关系,因此提出自治、自养、自传的“三自”观念,以消除与民众的隔阂,使基督宗教在中国扎根。一九二四年,教宗碧岳十一世委宗座首位驻华代表刚恒毅总主教在上海徐家汇大堂召开第一届中国主教会议(教会史上又称上海公会议,自五月十四日开至六月十二日),大会主题是要求建立一个正常的、自由的、中国化的天主教会。会中研讨适应中国地区之传道方向,给中国教会制订了一套全备的传教典章,为中国教务竖立了一个新的里程碑。会议中主教们决定了把中国奉托给圣母照顾保护,并奉圣母为“中华母后”,事经圣座核准施行,会议开幕时举行了隆重的奉献典礼,会后又由总主教率领数十位主教及神父赴佘山朝圣,向天上母后举行再奉献礼。其时有不少外国建筑师在华工作,他们开始以西方技术结合中国传统形式建造教堂,以示对中国文化的尊重。
伊斯兰教
中国伊斯兰教起源于穆罕默德的叔父带领使团出使中国,并且修建世界最古老清真寺之一的怀圣寺。[167] 宋朝时期,中国穆斯林控制了出入口贸易,也在朝廷中逐渐有影响力,著名的穆斯林有郑和、带领设计和修建元大都(今为北京)的也黑迭儿丁等。明朝时期,早期穆斯林移民的后代在语言、姓名及习俗方面融入了中国社会,同时南京也成为了重要的伊斯兰教学习中心。信仰伊斯兰教的人群主要是回族、维吾尔族、哈萨克族、柯尔克孜族、塔塔尔族、乌孜别克族、塔吉克族、东乡族、撒拉族、保安族等十个民族。根据2006年的统计资料,中国现在有大约2,000万人为穆斯林。
文化沿革
中华文化发源于黄河流域的中原地区。炎黄时代是华夏文化的初步形成时期,经过尧、舜、禹和夏、商、周等时期的发展而日臻成熟。当华夏文明在中原发展的时候,在中国疆域内还分布着其他各种文化。正统中华文化中,有尊王攘夷的观念,春秋大义中的华夷之辩以礼乐衣冠作量度。华夷之辨的宗旨植根于《春秋》以及《仪礼》、《周礼》、《礼记》、《尚书》,以汉文化礼义和炎黄血统作标准。种族民族主义是中国传统民族主义的其中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它又是一种文化民族主义[168]。华夏文化随着中原王国的对外交流和扩张而传播,史载大禹的活动范围已经达到越地;周泰伯建立吴国;在春秋时期,楚、吴、越等地已经成为华夏文明的一部分。
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传统文化受到西方文明的强烈冲击,处于劣势地位的中国人产生前所未有的危机感。为了自保、发展,“师夷长技以制夷”,起初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态度向西方学习近现代科学、技术,再后来到民国采用民主共和政体,建立现代国家。民初有识之仕发起“新文化运动”,与此同时,各种西方政治文化思潮,如“马克思列宁主义”、“国家社会主义”,也传入中国。中华文化在中国大陆的文化大革命期间遭受较大损失,全国各地被毁文物、被杀文人较多。目前,在政治思想上,中华人民共和国仍烙有马列主义的特征,但近年来随着经济的崛起,很多大陆民众逐渐恢复民族自信,建立在现代社会基础之上的中国传统文化和以儒家为主体的中国传统信仰的恢复、发展也越来越得到重视。
中国文化的地域性也很强烈。除了一些普遍的特征之外,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1990年以后,随着中国其他地区的人员向各个主要城市的迁移(例如北京、上海、广州,其目的主要为经济利益),导致各地不同的风俗大量涌入少数几个城市,并对目的城市的文化造成影响。中国的少数民族有着自己独特的、丰富多彩的文化。然而近年来一些地方由于过度关注于经济发展,未能完好地保护或保存当地的民俗文化,一些地方的传统文化濒临失传[169]。但现在部分传统中华文化也被年轻人追捧,譬如汉服文化、中国传统乐器文化等。
参见
注释
- ^ “中国”多指中华人民共和国,但仍有少数海内外民众及国家认为中国指的是中华民国[7][8][9][10][11]。
- ^ 建州女真自叛明起从未获得明廷承认、直至1644年10月顺治在北京登基易号,正式诏告清朝成立[57][58]。故有关清朝的起始时间,存在1636年与1644年两种说法。晚清官方审定的《中国历史教科书》采用1644年说,视为明朝后的新朝代。[59]
- ^ 1945年,国民党已经撤出国军中的党务组织,并在1947年将国军(此时并非国民党国民革命军简称)移交行宪后的国防部管理。从形式上看,此时的国军直属中华民国政府,而非中国国民党。参见台北历史文献社编,政协文献,页101
- ^ 当时在南方执行作战任务
- ^ 另外两种为:古埃及的圣书字及两河流域苏美尔人的楔形文字
- ^ 隋朝的算学就是指数学系,学生有八十人。
- ^ 杀人者处死,伤害及盗取财物给予和罪行相应的刑罚。
备注
- ^
《尚书正义》疏“皇天”句:“大天已付周家治中国民矣,能远拓其界壤,则于先王之道遂大。”
《尚书·召诰》:“天既遐终大邦殷之命,兹殷多先哲王在天,越厥后王后民,兹服厥命。厥终,智藏瘝在……皇天上帝,改厥元子兹大国殷之命。惟王受命,无疆惟休,亦无疆惟恤……我不可不监于有夏,亦不可不监于有殷……今王嗣受厥命,我亦惟兹二国命,嗣若功。”
《尚书·多士》:“肆尔多士!非我小国(指周)敢弋殷命。”
《尚书·多方》:“王若曰:‘猷告尔四国多方,惟尔殷侯尹民。我惟大降尔命,尔罔不知。’”
《尚书·泰誓中》:“(商)受有亿兆夷人,离心离德。”
《诗经·民劳》:“民亦劳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国、以绥四方。”
《毛诗正义》疏上句:“中国,京师也。四方,诸夏也……中国之文,与四方相对,故知中国谓京师,四方谓诸夏。若以中国对四夷,则诸夏亦为中国。言各有对,故不同也。”
东北师范大学张未民《〈诗经〉与中国》 再释上句:“历代经学家或注‘中国’为‘国中’,或注‘中国’为‘京师’,并无不妥。但我们今天还应指出……‘国’,在诸侯是周王室的封邦建国即封国,而在周王室则是自封的受天命居天下之中的‘中国’。‘中国’超越‘国中’的结果是,‘中国’为周王室所专有,象征着天赋般的中央权力,而不会将其用在诸侯国身上。召穆公等指责厉王而忧心如焚就在于他们面对的不是一般的封国,而是‘中国’。”[19]
《诗经·荡》:“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女炰烋于中国、敛怨以为德……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内奰于中国、覃及鬼方。”
《毛诗正义》疏上句:“中国是九州,覃及是及远,故知‘鬼方,远方’,未知何方也。”
《诗经·桑柔》:“天降丧乱、灭我立王。降此蟊贼、稼穑卒痒。哀恫中国、具赘卒荒。”
《孟子》:“我欲(于)中(齐)国而授孟子室,养弟子以万锺,使诸大夫国人皆有所矜式。” - ^ 《周礼·夏官司马》:“乃辨九服之邦国,方千里曰王畿,其外方五百里曰侯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甸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男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采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卫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蛮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夷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镇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藩服。”
《尚书·毕命》:“泽润生民,四夷左衽”
《战国策·卷十九·赵策二》:“中国者,聪明叡知之所居也,万物财用之所聚也,贤圣之所教也,仁义之所施也,诗书礼乐之所用也,异敏技艺之试也,远方之所观赴也,蛮楚之所义行也。”
《周礼‧王制》:“中国戎夷,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不可推移。”
《新书·卷六》:“天子有道,守在四夷”
如果四夷攻占中国土地,则称为四夷执中国、有中国:
《公羊传·僖公二十一年》:“执宋公以伐宋。孰执之?楚子执之。曷为不言楚子执之?不与夷狄之执中国也。”
《左传·昭公九年》:“伯父惠公归自秦,而诱(允姓)以来,使偪我诸姬,入我郊甸,则戎焉取之。戎有中国,谁之咎也?” - ^ 《何尊铭文》中的“中或”阐释为成周(今洛阳)地区无异议[24]。西周时“国”自“或”分化,“域”字可能稍晚于东周才从“国”字分化[25],因此研究金文、甲骨文的学者,一律将“或”字释为“国”字[26],但该“或”字实际是“域”意,对大众而言,该“或”字可能更适宜被释为“域”。后世文献里“国”虽然也有地域的意思,却是衍生自“家国、邦国”这个含义,如《公羊传·昭公二十五年》:“有鹳鹆来巢。何以书?记异也。何异尔?非中国之禽也,宜穴又巢也。”《诗经·周南·汉广·序》:“文王之道,被于南国,美化行乎江汉之域。”《相思》:“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国”的都城之义亦然,如《春望》:“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
- ^ 周夷王时,楚一度自认蛮夷,对天子无礼,《史记·楚世家》:
熊渠曰:“我蛮夷也,不与中国之号谥。”
楚熊通怒曰:“吾先鬻熊,文王之师也,蚤终。成王举我先公,乃以子男田令居楚,蛮夷皆率服,而王不加位,我自尊耳。”
但至公元前672年(春秋早期),这一情况就被改变,《史记·楚世家》:(楚)结旧好于诸侯。使人献天子,天子赐胙,曰:“镇尔南方夷越之乱,无侵中国。”于是楚地千里。
湖北方言“不服周”之正字,应为“不服诹”[28] - ^ 《尼布楚条约》正式文本为拉丁文,并没有汉文本,所以这不是国际条约中首次出现汉文的“中国”一词。不过汉文界碑中用到“中国”一词,对应拉丁文本中的Imperium Sinicum(中华帝国),满文本中则为汉文“中国”一词的意译。
- ^ 日语:もろこし Morokoshi
- ^ 日语:から Kara
- ^ 日语:唐土 Tōdo
- ^ 子曰:“君子不器。”朱熹的解读是:“器者,各适其用而不能相通。成德之士,体无不具,故用无不周,非特为一才一艺而已。”
- ^ 子贡赎鲁人于诸侯,来而让不取其金,这种做法便受到孔子的批驳。
- ^ 如孔子所著的《易经·系辞》中,如“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业。”“神无方而易无体,一阴一阳之谓道。”柳诒徵:孔子“形而上之原理,与老子所见正等”。
- ^ 史官可以一方面看到官府过去的档案与典籍,一方面为朝廷作记录,自然可以造就出一些通识古今,深明世故的人,《汉书》艺文志:“道家者流,盖出于史官,历记成败存亡祸福古今之道,然后知秉要执本,清虚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此君人南面之术也。”此代表人物有老聃[参 4]
- ^ 老子曾在他的著作中说:“有物混成,先天地生。萧呵!寥呵!独立而不改,可以为天地母。吾未知其名,强名之曰道”[参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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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汉族最初多建都于河南省及其附近区域,以其位居四方之中,文化美盛,故称其地为“中华”。后各朝疆土渐广,凡所辖地,皆称为“中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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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华夏族多建都于黄河南北,以其在四方之中,因称之为中华。后各朝疆土渐广,凡所统辖,皆称中华,亦称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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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诗正义》注《诗经》:“中国之文,与四方相对,故知中国谓京师,四方谓诸夏。若以中国对四夷,则诸夏亦为中国。言各有对,故不同也。”
《左传·庄公三十一年》:“六月,齐侯来献戎捷,非礼也,凡诸侯有四夷之功,则献于王,王以警于夷,中国则否,诸侯不相遗俘。”
《左传·闵公元年》:“狄人伐邢,管敬仲言于齐侯曰,戎狄豺狼,不可厌也,诸夏亲昵,不可弃也,宴安鸩毒,不可怀也,《诗》云,‘岂不怀归,畏此简书’。简书,同恶相恤之谓也,请救邢以从简书,齐人救邢。”
《公羊传·僖公二十一年》:“执宋公以伐宋。孰执之?楚子执之。曷为不言楚子执之?不与夷狄之执中国也。”
《左传·僖公二十五年》:“阳樊不服,围之,苍葛呼曰,德以柔中国,刑以威四夷。”
《左传·僖公二十八年》:“君子谓(晋)文公其能刑矣。三罪而民服,《诗》云:‘惠此中国,以绥四方’。不失赏刑之谓也。”
《周礼·秋官司寇》:“凡害人者,置之圜土而施职事焉,以明刑耻之。其能改者,反于中国,不齿三年。”
《论语·八佾》:“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
《论语·子罕》:“子欲居九夷。或曰:‘陋,如之何!’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
《论语·子路》:“樊迟问仁。子曰:‘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虽之夷狄,不可弃也。’”
《穀梁传·宣公十五年》:“晋师灭赤狄潞氏,以潞子婴儿归。灭国有三术,中国谨日,卑国月,夷狄不日。”
《穀梁传·昭公十一年》:“楚子虔诱蔡侯般,杀之于申。何为名之也?夷狄之君诱中国之君而杀之,故谨而名之也。”
《左传·襄公十四年》:“戎子驹支(羌戎之首领)曰:‘(晋)惠公蠲其大德,谓我诸戎,是四岳(尧近臣)之裔胄也……我诸戎饮食衣服,不与华同,贽币不通,言语不达,何恶之能为?’”
《左传·襄公二十六年》:“晋遂侵蔡袭沈……郑于是不敢南面,楚失华夏,则析公之为也。”
《左传·昭公九年》:“伯父惠公归自秦,而诱(允姓)以来,使偪我诸姬,入我郊甸,则戎焉取之。戎有中国,谁之咎也?”
《公羊传·昭公二十五年》:“有鹳鹆来巢。何以书?记异也。何异尔?非中国之禽也,宜穴又巢也。”
《左传·定公十年》:“孔子曰‘裔夷之俘,以兵乱之,非齐君所以命诸侯也,裔不谋夏,夷不乱华。’” - ^ 熊贤品. 湖北方言「不服周」源自「楚不服周」說辨. 楚学论丛. 2019年, 第八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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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五帝本纪》:“郑玄曰:猾夏,侵乱中国也。”
《史记·武帝本纪》:“天下名山八,而三在蛮夷,五在中国”
《汉书·沟洫志》:“中国川原以百数,莫著于四渎,而河为宗。”
《汉书·武帝纪》:“今中国一统而北边未安,朕甚悼之”
《盐铁论·卷一》:“匈奴桀黠,擅恣入塞,犯厉中国,杀伐郡、县、朔方都尉,甚悖逆不轨,宜诛讨之日久矣。” - ^ 《史记·天官书》描述征西吉兆时﹕“常在东方﹐其赤﹐中国胜﹔其西而赤﹐外国利。 无兵于外而赤﹐兵起。其与太白俱出东方﹐皆赤而角﹐外国大败﹐中国胜”
《后汉书·西域传》:“安息国居 ,其人民皆长大平正,有类中国,故谓之大秦。”
《后汉书·南匈奴列传》:“王莽篡位,贬易侯王,由是西域怨叛,与中国遂绝”
《史记·匈奴列传》:“然至冒顿而匈奴最强大,尽服从北夷,而南与中国为敌国。”
- ^ 《三国志·魏书·鲍勋传》:“帝欲征吴,群臣大议,勋面谏曰:‘今又劳兵袭远,日费千金,中国虚耗,令黠虏玩威,臣窃以为不可。’”
《三国志·魏书·高堂隆传》:“今吴、蜀二贼……乃据险乘流,跨有士众,僭号称帝,欲与中国争衡。”
《晋书·列传第二十六》:“吴之先祖,起自荆、楚……刘备震惧,亦逃巴、岷……东西唱和,互相扇动,距捍中国。自谓三分鼎足之势,可与泰山共相终始也。”
《晋书·列传第六十七》:“夫余国……会同揖让之仪有似中国。”、“倭人……自谓太伯之后,又言上古使诣中国,皆自称大夫。”、“吐延……号曰项羽。尝慷慨谓其下曰:‘大丈夫生不在中国,当高光之世,与韩、彭、吴、邓并驱中原,定天下雌雄……独不愧于心乎!’”“大秦国一名犁鞬……一如中州。其人长大,貌类中国人而胡服……自孙权以来,不朝中国。”、“匈奴之类,总谓之北狄……世世自相君臣,不禀中国正朔。”
《晋书·志第十八》:“武帝太康三年平吴后,江南童谣曰:‘局缩肉,数横目,中国当败吴当复。’”
《晋书·列传第二十八》:“时中国亡官失守之士避乱来者,多居显位,驾御吴人,吴人颇怨。”
《宋书·列传第八》:“初,荒人去来,言脩之劝诱(拓跋)焘侵(宋)边,并教焘以中国礼制,(宋)太祖甚疑责之。”
《宋书·列传第十九》:“(魏使)孝伯曰:‘邻国之君,何为不称诏于邻国之臣?’畅曰‘君之此称,尚不可闻于中华……’”、“孝伯曰:‘周公握发吐哺,二王何独贵远?’畅曰‘握发吐飡,本施中国耳。’”
《宋书·列传第三十四》:“爽等请曰:‘奴与南有仇……’虏群下于其主称奴,犹中国称臣也。”
《宋书·列传第三十七》:“元景诘之曰:‘……顺附者存拯,从恶者诛灭,欲知王师正如此尔。’(虏兵)皆曰:‘……非敢背中国也。’诸将欲尽杀之,元景以为不可。”
《宋书·列传第五十五》:“(太祖)诏曰:‘河南(指北魏)、中国多故,湮没非所,遗黎荼炭,每用矜怀。’猃狁侏张,侵暴中国,使长安为豺狼之墟……(柔然)岁时遣使诣京师,与中国亢礼。
《齐书·列传第三十八》:“小冯为宏皇后,生伪太子询……伪征北将军……浑守桑干,宏……在桑乾西北。浑非宏任用中国人。”、“是年,王肃为虏制官品百司,皆如中国。”、“史臣曰:齐、虏分,江南为国历三代矣。华夏分崩,旧京幅裂,观衅阻兵,事兴东晋……号令不明,固中国之所短也。”
《齐书·列传第三十九》:“母梦人以金席藉之,光色奇丽。中国谓紫磨金,夷人谓之‘杨迈’。”、“扶南王姓侨陈如……遣商货至广州。天竺道人那伽仙附载欲归国……间道得达扶南,具说中国有圣主受命……(王陈如上表)曰:‘天竺道人释那伽仙于广州因附臣舶欲来扶南……具陈其从中国来此,仰序陛下圣德仁冶,详议风化。”、“扶南……多槟榔,鸟兽如中国。”
《梁书·本纪第五》:“徐陵于邺奉表曰:‘……自无妄(侯景)兴暴,皇祚浸微,封犬希脩蛇,行灾中国。’”
《梁书·列传第四十八》:“晋代通中国者盖鲜……自梁革运,其奉正朔,脩贡职,航海岁至,逾于前代矣。”、“(百越王)乃于梦中来至中国,拜觐天子。”、“婆利国,在广州东南海中洲上……土气暑热,如中国之盛夏。”、“朝鲜以东马韩、辰韩之属,世通中国……谓邑曰檐鲁,如中国之言郡县也……其言语名物有似中国人。”、“滑国者,车师之别种也……自魏、晋以来,不通中国。”
《梁书·附录序》:“自先王之道不明,百家并起,佛最晚出,为中国之患,而在梁为尤甚。”
《陈书·本纪第一》:“皇运不造,书契未闻,中国其亡,兵凶总至……皇运已殆,何殊赘旒,中国摇然,非徒如线……二后英圣,相仍在天,六夷贪狡,争侵中国。”
《陈书·本纪第四》:“世祖文皇帝克嗣洪基,光宣宝业,惠养中国,绥宁外荒。” - ^ 《隋书·第三十六卷》:“突厥尝与中国交市,有明珠一箧,价值八百万,幽州总管阴寿白后市之。”
《贞观政要·卷九·论安边三九》:“匈奴世寇中国...凉州都督李大亮以为于事无益,徒费中国,上疏曰:“臣闻欲绥远者必先安近。中国百姓,天下根本,四夷之人,犹于枝叶,扰其根本以厚枝叶,而求久安,未之有也。自古明王,化中国以信,驭夷狄以权。故《春秋》云:‘戎狄豺狼,不可厌也;诸夏亲昵,不可弃也。’自陛下君临区宇,深根固本,人逸兵强,九州殷富,四夷自服..以中国之租赋,供积恶之凶虏,其众益多,非中国之利也。”
《旧唐书·太宗》:“丁亥,上谓侍臣曰:辽东本中国之地, 隋氏四出师而不能得,朕今东征,欲为中国报子弟之仇。”
韩愈《上佛骨表》:“夫佛者,夷狄之一法耳,自后汉时传入中国,上古未尝有也。” - ^ 《新五代史》记载:南汉皇帝刘䶮“自言家本咸秦,耻王蛮夷,呼唐天子(李存勖)为洛州刺史”
- ^ 《南唐书·卷十三·刘潘李严张龚列传第十》:“燕之南,越之北,日月所生,是为中国。”
- ^ 《旧五代史》和《新五代史》也未称南唐为“中国”,谓南唐“尝遣使私赂北戎(指契丹),俾为中国之患,自固偷安之计”。周世宗赐其将佐书也称南唐“必若自淮以南,画江为界,尽归中国,犹是远图”。这些文献均以五代为“中国”,未见称南唐为“中国”之记载。《新五代史》称“吴越钱镠使者常泛海以至中国”,又说“钱氏兼有两浙几百年”,“常贡奉中国不绝”,将钱镠所建吴越政权划到了“中国”之外。当时,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政权自称“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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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阅读
- 胡耀华:〈对“中国”概念演变及地缘内涵的分析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 黄俊杰:〈论中国经典中“中国”概念的涵义及其在近世日本与现代台湾的转化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 赵冈:〈论中国传统社会的性质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